报载，某经济学教授出书，字几十万，如30年前约，甚骄。心生两问，愿与探讨。
其一、学术之成熟可预测乎？六祖闻《金刚经》一句，言下顿悟；俗辈读《法华经》万谝，不入其门。思想之成熟，水到渠成；学术之突破，均非线性，故预判很难。成果著作，安可预产？若火候未到，强而为之，其果必生，其实必涩。岂不误人、骗己，于单位、国家何益。
其二、著作字数多多益善乎？著作以原创最高。故《道德经》五千言，不以为短。如东拼西凑，无病呻吟，虽长何益？著作厚度，无关思想；文字长度，不与原创。若以字多为高，书厚为傲，掩思想之空洞，饰内容之贫乏，可谓缪矣。
究其根源，无非实力不济或文字无力。
前者当正治学之态度。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述而不作”，既是自谦，也示严谨，告治学不易。今日，那位戏子不出书，那个商人不立传。学界浮躁，动机难纯，为名求利，何在少数。老子将隐，关令尹喜强其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五千言谈道德而去。时下，锻炼文字，神愁思损，收入愈少；注水文章，投机取巧，润格越高。孔子、老子至圣，开儒道两宗，著述立说，又何其慎。不作、少写，不亦大乎。
后者当反语文之教育。高考作文限字数800字以上，且禁诗歌。窃常惑之。唐诗宋词，脍炙人口。诗乃文菁，绝句20字必输千字篇，谁服？古代短文，灿若星辰，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之《桃花源记》300字出头，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刘禹锡之《陋室铭》百字左右；今人小篇，亦有可观，如鲁迅的《〈野草〉题辞》、朱自清的《匆匆》、巴金的《海上日出》。如呈高考，许及格乎？文章优劣，何关字数。西文以长句为雅，汉语以精炼为高。指挥棒乱舞，以此选才，李杜必落榜，屈宋当含恨。误人子弟，何其大哉！
不作的谦卑，少写的智慧，孔老二圣，以身垂教，可为治学之圭臬，著书之指南。文风、学风已乱，当思一正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