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老曾家没钱过年。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这真的是让现在的我们想象不到。
而在此之后，借钱对于曾国藩来说，是常态，借款额最高时达一千多辆。作为一个京官，别人看到的是光鲜亮丽、俸禄优渥，而其中的拮据只有自己知道。
从曾国藩这个个例来看，清代的“低薪制”表面上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
这让我想到了我校的“坐班”制度。学校规定，上完课暂时没课的老师也要在办公室内坐班，不得离开办公室，不得外出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这个规定，本身没有毛病，也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校也算是一个大校，全校教师有一百四十多人，有近一百位老师在校内居住，这些老师要么是住单人宿舍，要么就是一家人住在学校提供的只需交房租即可入住的两居、三居室。而另外的老师，家在校外。
要说的正是这个，部分住在校内的老师，上完课了、完成任务了，瞅着没人注意就可以回房子去，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甚至可以美美地睡一觉。等到要上课了、查班了就赶紧去办公室。遇到胆大有个性的老师，赶上没课，就直接在房子里待上一整天。而住在校外的老师，为了不被查到不在岗，就只能老老实实在办公室坐着。
所以对于“坐班”，看起来“吃亏”的总是那些住在校外的老师和循规蹈矩、不求出错的老师。看起来，不管是在什么时代，某些制度，惩罚的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方便的都是投机取巧、贪墨之人。
但是，我们相信，历史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历史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