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降落在2000年初的我们没有普及的网络，却拥有很多实体的快乐，比如磁带、电影DVD、CD唱片，和接触欧美音乐的隐秘途径：打口碟。
最近，中国政府向WTO宣布将停止接收废塑料等4类24种“洋垃圾”，这代表着随废塑料流入中国的打口碟将彻底消失在市场。
打口文化终将消逝，一代人藏在“洋垃圾”里的青春记忆却突然苏醒。
非主流最火的那几年，也差不多是选秀节目最火的几年，大街小巷飘着的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发型师Tony给你推荐的一定是瞬间增高十厘米的发型。
苦哈哈的高中生们已经开始了青春的觉醒、品味的绽放。在追求特立独行的年纪里，失败者拥有了随时想要烧毁的黑历史，成功者成了若干年后还能拿出来装一装的文青。
当然，历久弥新的文青不是银镯女子、《最小说》忠实读者，浸淫西方文化才是最酷。
打口碟小摊是酷学生们的收容所，在网络资源不够丰富的那个年代，那里拥有最全的西方音乐。
扛着几箱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发着光的介质，神秘的卖家定期来袭卷我们可怜的生活费。
懂音乐的老板是小年轻最初的音乐类型普及老师，不懂的老板也足以唬住刚从试卷里探出头的学生。
“第一次去，问他要Muse的，他很热情地找出一张给我，说：‘摇滚里面Muse是最好的了！’第二次去，问他要Radiohead的，他同样热情地找出一张给我说：‘摇滚里面收音机头是最好的了！’”
我的朋友Tan是个音乐发烧友，经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找碟，从一开始只知道几个乐队的名字也要装作熟门熟路，到后来能火眼金睛挑尖货，他终于在大学自己干起了卖碟副业。
没想到，凭着这他倒成了个校园小名人，让我眼红地认识了不少姑娘。
要说那时候我们对音乐倒也不是有什么巨大热爱，更多的是享受这种与众不同。
在那些“不过是墙上另一块砖”的生活里，我们多了一种自我身份认同，模糊的自我意识明晰了一点，羸弱的自我强大了一点。
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赶上的只是打口时代的尾巴，二十世纪90年代才是打口的盛世。
许多羸弱的青年在音乐中站了起来，许多强大聚合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发出声音。
媒体人王小峰在文章《打口》中曾回忆到：
“有一天，一个说话特深沉的人来找我，他戴着一副远视镜，皮肤黑黑的，见到我就说他喜欢鲍勃•马利。
我一听高兴坏了，手里正一堆鲍勃•马利的磁带处理不出去，赶紧把这些东西全都卖给了他。
N年之后，在一次还算比较正规的摇滚演唱会上，我看到台上有个人正在唱布鲁斯，我定睛一瞧，这不是买我的鲍勃•马利磁带那个人吗，怎么改行唱歌了？
后来一打听，说这支乐队叫‘鲍家街43号’，那个唱歌的人叫汪峰。”
汪峰在90年代曾是摇滚乐队“鲍家街43号”的主唱
1990年开始，大批包括废塑料在内的“洋垃圾”倾入中国，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变废为宝，在塑料中分拣出大量的打口磁带、打口CD，于是一个产业就这样诞生了。
如同当时卖着打口磁带的王小峰和买着磁带的汪峰，许多在当代音乐圈赫赫有名的乐评人、音乐人都曾参与到这个产业中来。
这些在国外因滞销，或在生产、流通过程中遭到损坏而被打口、扎眼儿作废品处理的音乐载体，为90年代爱好音乐却资源匮乏的中国年轻人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可以说，正是这些“洋垃圾”滋养了中国地下音乐圈。
当时还叫吴红巾的左小祖咒也是卖碟人中的一个，带着几箱打口磁带和CD，他从上海的复旦大学后门，迁到北京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前门。
就是在这儿卖打口的日子里，他认识了张洹，进入了有名的北京“东村”艺术区，组建如今已被写入中国地下摇滚史的NO乐队。
历任《音乐天堂》《非音乐》等杂志编辑的知名乐评人邱大立，在96年因缺少创办杂志的经费，也在广州成了一个打口小贩，试图赚钱补贴理想。
虽然不久他的工作重心就重返乐评，但他的打口小店“第一印象”慢慢成为了北京音乐人的广州聚集地。
他在这里为舌头乐队、周云蓬、小河等独立音乐人提供了广泛的打口音乐资源，如今已有“打口教父”之称。
此外，国内音乐公司的创建者们，如摩登天空的沈黎晖、嚎叫唱片的吕玻、新蜂音乐的付翀，都是深受打口磁带、CD影响的“打口一代” (The Dakou Generation)。
关于北京摇滚圈的电影《北京乐与路》自然也少不了打口文化的镜头
主研中国摇滚和流行音乐的荷兰学者Jeroen de Kloet认为，CD边缘的小小缺口让这批年轻人得以进入全球音乐文化的中心，西方音乐让他们雕刻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空间。
一方面，90年代的“打口一代”继承了80年代中国的摇滚热；另一方面，在以反叛为核心的摇滚之外，“打口一代”体现了更加多元和含混的特征。
Jeroen de Kloet将打口文化滋养下出现的乐队分成了三类：
“时髦乐队”如清醒乐队、超级市场乐队表达的是对都市文化的向往；
“地下乐队”如舌头乐队、NO乐队仍保留着深刻的政治隐喻；
“城市民谣”音乐人如小河、胡吗个则有着浓浓怀旧情绪，向往回归田园自然。
他们用音乐表达迥异的日常生活体验，那些对社会的反思和音乐养分合二为一，成了最独特的时代文化。
二十一世纪到来，朴树唱着：“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它们代替我来思考。”
“轻松一下Windows98”的互联网让我们获取外国音乐愈发方便，从电驴、rayfile等下载工具，到后来的各大音乐播放平台，鼠标一点，音乐入囊。
我们不再需要攥着有限的零花钱在纸箱里精挑细选，我们告别了打口碟，甚至告别了碟片这种东西。
那时候，每个城市都有一个 “书城”，聚集卖书卖碟的店子。我们在五毛一天的租碟店、十块一张的盗版电影、二十一张的CD间游荡寻宝，挥霍着课余时间。
如今那些店铺大多消失不见，“淘碟”已经成为历史词汇，淘碟的乐趣也早已消散。
融化在信息大潮里的碟片就像我们终于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但与它们有关的记忆却不会融化。
毕竟在那个没有网络、也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我们认认真真地度过了那么多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