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世变》是沈刚伯先生生前唯一结集的文集，共18篇文章，打算花六天时间来读 。沈刚伯是中国学埃及的第一人，是中国开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驱。
《史学与世变》。
这篇文章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庆时候的发言，以“史学与世变”为题，讲述史学的发展变迁。中国产生史学，是在春秋时代，从孔子修《春秋》始，到秦汉统一中国，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而唐代史学远不如三国和魏晋，他分析到时代安定不太变动，史学反而比较沉寂。宋代有司马光所修的《资治通鉴》，蒙古人的压迫养成一个大思想家的历史观念，方孝孺的“正统”“变统”之说正是因为他生逢百罪才能见到。他的史学见解太前进了，太不利于专制君主，所以明成祖非得把他处死不可。
清代学者辈出，建立了周密的考证校勘之学。
西方的史学在19世纪受到达尔文的影响，相信人类的历史是一步一步往前演进的。沈先生说历史上的现象没有一致的趋势，人世间的因果关系极难推测，更找不出一种定律。而史学家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凭什么去知道千年、百年前的事呢？所谓的历史想象力，做起来未必对，所以我们实在只能利用所有的记载来重建古史的某一部分。史料的搜集与鉴定当然很难求全求备，而今写史与古时也不同，新史学还没有完全建树起来，是现在史学界面临的问题，因此，都要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
《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
如题。沈先生说人类早就有不同的思想，第一种是数理思想，第二种是宗教思想，第三种是历史思想。分别谈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情形和西方史学。然后再分析同与不同。
先是大同小异的地方。
一是东方与西方都知道史料要加以精确的考证。二是双方都把以往的材料搜集整理成为有系统的。三是中国与西方都认为有把过去人类的历史发展加以评价的必要，但态度与方法不同。四是东西方都认为历史有连续性，也承认历史有世界性。五是在教育义上，东西方同。六是古代中西史家都有一弱点，就是在记述时都有想象的对话，但要把真正讲过的话记下来是不可能的。替人造对话是中西相同的笑话。
不同的地方。
一是对历史演进的看法。这与环境有关。二是基本观念——天人关系。我们认定人定可以胜天，希腊人却认为个人有生死，历史也有生死。三，文献的不同。中国人重文，西方人重献。四，写历史方法不同。五，中国把历史看做是知识，故有永恒的架子，希腊人的的架子临时的，政治上的，不能培养人高超的见解，没有永久性。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这篇文章是沈刚伯先生应台湾大学“大学论坛社”邀请所发表的一篇演讲。
对于西方的文艺复兴的特点做了分析，沈先生说中国的历史中有三个大时代曾经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第一次是在公元二百年到四百年之间，也就是由东汉末年到隋唐统一，第二次是在公元一千年到一千二百年之间，也就是到宋朱熹死的那一年止，第三次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这个时代。
战国时，列国纷争，经济社会都发生大变，在那种混乱的局势之中产生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在建安七子领导新的文学改革，他们扬弃了高文典策的文风，采用了不少民间能行的词调，这无疑是一场新的文化运动。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运动，间接也推动了工商的发展。当文化在各方面正在发展激荡的时期，矛盾冲突，杂乱混淆的情形在所难免。这种演变直到南北统一。
沈先生最后总结到，人类所制作的文化也是壮长于混乱之时，而销沉于太平之世。这条历史定律，是由东汉末年以至隋唐的文化演变过程中可以得到例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