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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此时，他为自己未写完书而灰心，也一点儿不为即将再次履行授课职责而热心。过去6年罗素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此时也回到了剑桥。他逐渐忍受不了美国的生活了，因为美国社会里更保守的元素对他广泛宣扬的婚姻、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观点作出了反应，煽起了针对他的歇斯底里和义愤；他感激地接受了剑桥的邀请，到三一学院更安静平和的环境里教5年书。但是，等到了剑桥他却发现自己在英格兰学术哲学家里已过时了，现在摩尔和维特根斯坦在这儿的影响力比罗素大得多。他随身带回了《西方哲学史》手稿，这本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许多年里都是罗素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没有提高他作为哲学家的声誉。
7月份英国大选时他把票投给了劳动党，他强烈敦促自己的朋友也这么做。他觉得搞掉丘吉尔是重要的。照他对马尔科姆的说法，他相信「这次和平只是休战」：彻底扑灭这场战争的「侵略者」后，这个世界将成为一个更好的生活场所，因为未来的战争当然只能由那些「侵略者」发起——这种托词臭气冲天，实际上它许诺了一种恐怖的未来。
所以，日本最终在8月份投降时，斯旺西街上的庆祝丝毫没有振奋他的精神。「我们有了两个对日作战胜利日[251]」，他写信给马尔科姆，「我觉得聒噪比真正的喜悦多很多。」在战争的结果里他只看得见阴郁。赫特复员时，维特根斯坦写信祝他有「许多运气」——「我真正的意思是：忍受正到来的一切的力量。」他告诉赫特，自己近来已感觉到不适：「部分因为我的一个肾有毛病，部分因为，读到的盟军在德国和日本的兽行令我感觉恶心。」德国和奥地利长期的食物短缺，英军不「优待」自己征服的敌人的政策，而且——在此之间——媒体号召为战争惩罚德国人，此种背景之下，维特根斯坦高兴地在《新闻记事报》上读到一篇维克多 · 格朗兹的文章；格朗玆提倡终止「国际事务上的自以为是」，提倡下决心养活德国人：「不是因为若不这么做我们自己将遭难，而只因为养活饥饿的邻居是正确的」。他对里斯评论了格朗兹的文章，然后里斯把格朗兹较早的小册子《布痕瓦尔德的真正含义》借给了他。格朗兹声称自己是「一个信仰基督教伦理的犹太人」，他攻击媒体对布痕瓦尔德的恐怖的反应，指出，要求所有德国人负责是错误的。他进而攻击了「集体罪恶」这个概念本身，说这个概念倒退到了《旧约》，基督的榜样本该带我们挣脱了《旧约》。
维特根斯坦的政治预感使他更靠近左派，但因为他把对科学的崇拜视为最大的恶，他和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点距离。在翻看马克斯·伊斯特曼的《马克思主义：它是科学吗？》时（他在里斯的书架上拿了这本书），对于伊斯特曼的这个观点——如果马克思主义想有助于革命，就得把它做得更科学一点——他评论道：事实上没有比科学更保守的东西了。科学奠定铁轨。而对枓学家来说很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要沿着那铁轨行进。他和共产主义者一样极讨厌英国正统的自满，他想看到某种革命。但他希望那革命拒绝我们时代的科学世界观，而不是支持它。
维特根斯坦对人性命运的悲观态度，不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事件引起的——如我们所见，他的这种态度有一个长得多的历史；但那些事件似乎增加了他对自己长久持有的一个信念的把握：人类正奔向灾难。已然采用的杀人的机械方法，已然见证过的技术威力的恐怖展示——德累斯顿的轰炸、集中营的毒气室、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弹——强有力地最终确立了：「科学和技术确实决定了战争」。他似乎因此更加确信自己的末日预言的观点：人类的终结是用机器取代精神、背身离开上帝并把我们的信赖放在科学「进步」上的结果。
无论发生的是什么，都丝毫未影响当时多数年轻剑桥哲学家对维特根斯坦的炽热效忠。吉尔伯特 · 赖尔写道，偶尔到道德科学俱乐部去时，自己不安地发现：「对维特根斯坦的尊崇是如此无节制，如果有谁（比如我）提到任何别的哲学家，都会遭到嘲讽」：在我看来，这种对异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蔑视，在教学上对学生是灾难性的，对维特根斯坦自已是不健康的。我因此下了决心：不是真要去当哲学上的通晓多门语言的人，而是避免当只说一种语言的人；最重要的是避免当只说一种语言的人的应声虫，即便他是个天才和朋友。赖尔认为，维特根斯坦「正当地区分了哲学的问题和注解的问题，但较不正当地给人留下这种印象」……首先他为自己没研究其他哲学家而骄傲——他研究过其他哲学家，虽然不多——其次，他认为研究其他哲学家的人是学术哲学家，因此不是真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赖尔这儿的话是作为一个牛津人写的（他的批评是在赞美牛津教学系统的优点的上下文里作出的），但他说的维特根斯坦对待阅读过去伟大著作的态度是完全真实的。「我读过的哲学书很少，」维特根斯坦写道，「但我读的书肯定不是很少，而是太多了。我看到，只要是我读一本哲学书，根本没有改善过我的思想，而是使我的思想更糟。」牛津永远不会宽容这种态度，在那里，对过去事物的尊重一般来说比在剑桥强得多，那里的哲学训练是与阅读这门学科的伟大著作不可分割的。几乎不可设想牛津赋予一个自豪地声称自己从未读过亚里士多德一个词的人任何教学责任，更不用说批准他主持哲学系的事务了。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牛津是一个「哲学沙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