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过，医院的过道走廊上行人步履匆忙，手里提着的饭盒、保温桶随着走路的步子来回一颠一颠。不一会儿各个病房里就会飘出食物的香味来。
阿婆已经醒了，大姨将病床升起，架好桌子。昨晚上老人又发烧了，输了一晚上的液，直到现在袋子里还剩不少。阿婆脸色苍白，因长时间卧床手脚浮肿，她的左手上有针头，右手更是握不住勺子。我就站在一旁，端着盛有玉米糊糊的塑料碗，一勺一勺地喂她吃。
玉米糊看样子新鲜出炉，要不然就是从锅底往上舀的。塑料碗底有些许烫手，我小半勺地舀最面上的糊糊，小心地吹了吹，等凉下来再送到她嘴边，阿婆只能半张开嘴，牙齿总是有意无意地磕在勺子上。连着吃了几勺就又大口喘气，歇歇停停。碗里还剩下一半多，她摇摇头，示意我别喂了，她不想吃了。放下手里的玉米糊糊，我拿了纸巾给阿婆擦干净嘴巴，看着她再次闭上眼睛，躺在床上。
病痛已经把她折磨得不成样子了，每周三次的透析，效果也是越来越差。上一次回来看她，还能和我说说话，开开玩笑，现在不仅没有说话的力气，甚至连笑都笑不起来。她用左手擦拭着眼角的泪滴，指着在场的儿女说：“老郑家开枝散叶，我走也安心了。”这交代后事的话语惹得众人红了眼眶，气氛一下子沉重起来。我退出病房，头靠在墙上，闭了眼睛。任由思绪纷飞。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阿婆时的场景。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时针早已迈过了七点的坎儿，除却天边一星半点的鱼肚白，四下里依旧是伸手不见五指。跨进灶房，立马就灯火通明，阿婆坐在灶门前，时不时地用火钳添上一把柴禾，橘色的火光便在她的脸上使劲地摇曳两下。一只小黑狗匍匐在她的脚边，歪着脑袋睁大眼睛注视着从大铁锅里腾腾往上冒的热气——水开了。她转过头来对我说：“娃娃，饭要好了。”
十几年的时间，小孩长大，老人也更仓老。前三十年人压病，后三十年病压人。人有什么都好，就是别有病，一个人即使有再好的精神头，迟早会被肉体上的痛苦给拖垮；反之，同理。甚至是病床前照顾的子女也一并牵连，想想经济上的花销，又无不愁云满面、心生嫌弃。应了一句老话——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不禁在想，人与其注定要被活活折磨死，为什么不能选择走得轻松一点、安详一点呢？给逝者保留最后一点的体面和尊严。但人为地终止生命活动无异于谋杀，有违人道，法律禁止。这是一条无法逾越的红线，没有谁能和国家作对。所以啊，痛苦和折磨就只能继续，继续到无以为继为止。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的整个过程是一种煎熬，当死亡最终来临的那一刻，人，就真正的解脱了吗？生命之花只不过是幻象，多少花朵凋谢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结了果的寥寥无几，而果实能成熟的就更是稀少。
人活一世，都是把他们的精力全部耗费在设法满足目的仅仅是为了延长我们可怜的生存之各种需求上，想要从探索的某些目标中得到慰藉，那只是梦里听天由命的企盼，犹如一个被囚禁的人把囚室的墙上画上各种彩色人像和明丽的风光。
对远方的希冀又如对未来的憧憬，一个巨大、朦胧的东西在我们的心灵之前，我们的感觉犹如我们的眼睛，在这朦胧的整体里变得模糊一片，啊，我们渴望奉献出整个身心，让那唯一伟大而美好的感情所获得的种种欢乐来重视我们的心灵。——啊，倘若我们急忙赶过去，倘若“那儿”变成“这儿”，那么一切又将依然照旧，我们的思想依然贫瘠，依然受着束缚，我们的灵魂依然渴望吮吸那业已弥散的甘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