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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雪落时的茶烟
杂巷的雪总比别处来得碎。
腊月里头一场雪飘下来时，陈记修表铺的铜铃铛被风撞得叮当作响。老陈头正用镊子夹着一枚鸽蛋大的齿轮，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两道细缝，指腹上的茧子蹭过表盘时，留下浅淡的灰痕。铺子里暖烘烘的，煤炉上坐着的锡壶正咕嘟冒泡，水汽在糊着报纸的窗玻璃上晕开一片白雾，把外头的雪影衬得模模糊糊。
“陈师傅，您这表铺的煤烟，都比别家的暖些。”
门口的棉帘子被掀开，带进一股夹着雪粒的冷风。说话的是住在杂巷东头的林掌柜，手里攥着个油纸包，油星子把纸洇出几个深色圆点。他是开布庄的，总穿件藏青缎面棉袍，袖口却磨出了毛边——这是杂巷的规矩，再体面的人到了这儿，也得沾点烟火气。
老陈头没抬头，镊子稳稳地把齿轮嵌进凹槽：“林掌柜今日不看料子，倒来我这满是铜锈的地方沾光？”
“这不是听闻您收了件稀罕物？”林掌柜把油纸包往柜台上一放，解开时露出半块梅花酥，“前儿个听修鞋的王二说，有个穿洋布衫的学生，把块西洋怀表当给您了？”
老陈头这才停下手里的活，取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是块瑞士表，机芯里的钻子碎了一颗，年轻人急着用钱，说开春再来赎。”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林掌柜手里的梅花酥，“张记的？他家的糖霜总放得太甜。”
“您尝尝？”林掌柜递过一块，“昨儿小女从学堂回来，说洋学堂里的先生都戴这种表，指针走起来‘咔嗒’响，比咱们的日晷准多了。”
老陈头咬了口梅花酥，糖霜在舌尖化开，甜得有些发齁。他望向窗外，雪粒子打在对面的灰瓦上，簌簌地积起薄薄一层。杂巷西头的茶馆刚上了门板，掌柜的正支使小伙计往门楣上挂红灯笼——再过几日便是腊八，巷子里的人家总爱提前把年节的物件备齐。
“准是准，”老陈头慢慢嚼着，“可这西洋玩意儿，修起来得用洋法子。我这铺子的锉刀、镊子，都是跟着我爹学手艺时传下来的，怕是对付不了。”
林掌柜笑了：“您这双巧手，连宫里流出来的自鸣钟都能修好，还怕块小怀表？”他凑近些，压低声音，“说起来，昨儿我布庄来了个穿军装的，要扯十匹洋布做制服，说是给新练的兵丁用。您说，这世道是不是真要变了？”
老陈头没接话，重新戴上眼镜，镊子又落回表盘上。他听见巷口传来卖糖葫芦的吆喝声，拖着长腔，被风雪揉得软软的。那声音刚过，又有弹三弦的调子飘过来，是住在杂院北屋的瞎眼老李，总爱在雪天抱着琴坐在墙根下，弦声里裹着股说不清的苍凉。
这些声音混在煤炉的烟火气里，成了杂巷的底色。
第二章 腊八夜里的药香
腊八这天，杂巷的雾气浓得化不开。
天还没亮，药铺的王大夫就被叩门声惊醒。他披着棉袄开了门，见是住在杂院西厢房的阿翠，手里攥着块破布，布角沾着暗红的血。
“王大夫，求您去看看我爹。”阿翠的声音发颤，辫子上还沾着草屑，“他昨儿在后山砍柴，摔了……”
王大夫没多问，抄起药箱就跟着往外走。杂院在巷尾，几间破土房挤在一块儿，院墙是用碎砖和泥巴糊的，风一吹就掉渣。阿翠爹躺在炕上，额头磕破了，血凝成黑痂，左腿肿得像根发面的馒头，裤腿被撕开个大口子，露出青紫色的皮肉。
“怎么不早来？”王大夫摸了摸老人的额头，滚烫得吓人。
“家里没钱……”阿翠低下头，指甲抠着衣角，“我想去码头扛活换点钱，可人家不要女的……”
王大夫叹了口气，打开药箱取出烈酒，往棉花上倒了些，按住老人的伤口就擦。老人疼得哼出声，眉头拧成个疙瘩。阿翠蹲在炕边，死死咬着嘴唇，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地上，砸出小小的湿痕。
“去烧锅热水，再找块干净的布。”王大夫头也不抬地说。
阿翠应声起身，灶房里传来柴火噼啪声。王大夫望着炕上的老人，想起他年轻时在码头扛大包，力气大得能把百斤重的米袋甩上肩头。后来码头换了新规矩，不用人力扛活了，改用洋人的起重机，他就只能靠砍柴换些零钱。
药箱里的草药味漫开来，有当归的苦，有川芎的辛，混着灶房飘来的米汤香，在这破屋里缠成一股暖乎乎的气。王大夫给老人敷上药，又扎了两针，额头的温度总算降了些。他收拾药箱时，阿翠端来一碗热米汤，碗边缺了个小口。
“王大夫，您喝口暖暖身子。”
王大夫摆摆手：“药钱先欠着，等你爹好了再说。”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眼炕上的老人，“明儿我再来看一趟，记得让他别乱动。”
走出杂院时，天已经亮了。巷子里飘着腊八粥的香味，张记茶馆的伙计正往门口的石桌上摆碗，白瓷碗里盛着红豆、莲子、桂圆，稠得能插住筷子。几个穿长衫的先生坐在桌边喝粥，聊着城里新办的报纸，说上面印着洋文，还有女人剪短发的照片。
王大夫往药铺走，经过修表铺时，见老陈头正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块西洋怀表，对着太阳照。阳光透过表盖，在地上投出个小小的光圈，随着指针转动慢慢挪。
“王大夫，瞧这西洋玩意儿，”老陈头抬了抬下巴，“走得比庙里的钟还准。”
王大夫点点头，目光越过修表铺，望向巷口。那里停着辆洋车，车把上挂着盏煤油灯，灯罩上蒙着层薄雪。拉车的是瘸腿的老马，正缩着脖子跺脚，嘴里呼出的白气和雾混在一块儿。
这世道，好像什么都在变，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第三章 元宵灯影里的秘密
正月十五的杂巷，被灯笼照得像条淌着光的河。
张记茶馆的老板娘赵秀兰站在门口，往竹竿上挂走马灯。灯上画着《白蛇传》的故事，许仙的袍子是用洋布染的，蓝得发亮，风一吹就转，把灯影投在墙上，忽明忽暗的。
“赵大姐，您这灯画得真俊！”卖花的刘婶挎着篮子经过，篮子里的腊梅沾着露水，香得钻人。
赵秀兰擦了擦手上的浆糊：“是东头学堂的周先生画的，他说这叫‘改良’，得加点新东西才好看。”她往巷子里望了望，“您看见我家那小子没？早上说去买糖人，到现在还没回来。”
刘婶往西边努努嘴：“许是在老陈头的铺子里呢，方才见他扒着柜台看修表。”
赵秀兰笑了：“这孩子，就爱琢磨那些铁片子。”
正说着，一个穿蓝布棉袄的半大孩子跑过来，手里举着个糖人，是孙悟空的模样，糖稀在灯笼光下闪着琥珀色的光。
“娘，周先生说要教我念洋文呢。”孩子举着糖人，鼻尖上沾着点糖渣。
赵秀兰拍了拍他的头：“先把你那本《三字经》背熟了再说。”话虽这么说，眼里却藏着笑意。她抬头看见周先生走过来，手里提着盏六角灯，灯面上写着“新青年”三个字，是用毛笔写的，笔锋却带着股子硬气。
“赵老板娘，借您这儿的桌子用用，给孩子们讲点故事。”周先生穿着件灰色学生装，袖口磨得发亮，却洗得干干净净。
“快请坐。”赵秀兰搬了张方凳，“要不要来点热茶？刚沏的龙井。”
周先生坐下，把灯放在桌上。几个孩子围过来，眼睛盯着他手里的书，封面上印着个穿西装的洋人，下面写着“天演论”三个大字。
“今天不讲古人的故事，”周先生翻开书，声音清亮，“给你们讲讲外面的世界，有会跑的铁屋子，有能飞的机器，还有……”
他的话被一阵喧哗打断。巷口传来马车铃铛声，是商会的李管事来了，穿着绸缎马褂，身后跟着两个扛箱子的伙计。箱子上贴着红封条，印着“洋货”两个字，在灯笼光下格外扎眼。
“各位街坊，”李管事拱手笑道，“商会新进了些西洋玩意儿，有能照出人影的镜子，还有会唱歌的匣子，今晚在茶馆展销，欢迎来看看！”
人群里起了骚动。有人说“洋东西都是奇技淫巧”，也有人凑上前打听价钱。赵秀兰的儿子挤在最前面，眼睛瞪得溜圆，望着那盖着红布的箱子，像是里面藏着什么宝贝。
老陈头也走了过来，手里把玩着那枚西洋怀表。他看见周先生把书合上，眉头皱得紧紧的，指尖在“新青年”三个字上轻轻敲着。
灯笼在风里晃，光与影在地上织出张乱纷纷的网。谁也没注意，杂院墙角的阴影里，阿翠正抱着个布包，往码头的方向走。布包里是她爹攒了半辈子的银镯子，她听说今晚码头有船去南边，能换些救命的钱。
第四章 清明雨里的脚印
清明这天，杂巷被雨泡得软软的。
泥土混着艾草的腥气，从巷子深处漫出来。王大夫背着药箱往郊外走，要去给住在坟地附近的孤老太太送药。路不好走，布鞋陷在泥里，每一步都带着“咕叽”的声响。
经过乱葬岗时，他看见个穿白孝衣的姑娘跪在坟前，背影瘦瘦的，像株被雨打蔫的芦苇。走近了才认出是阿翠，她爹终究没熬过开春，三天前刚下葬，坟头新培的土还没长草。
“姑娘，天凉，别在这儿久待。”王大夫把伞往她那边倾了倾。
阿翠转过头，眼睛肿得像核桃，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王大夫，我爹说，他年轻的时候，这乱葬岗还是片稻田，那年闹饥荒，才……”
王大夫叹了口气。他知道阿翠爹的故事，也知道这杂巷里每个人的故事，都藏在雨打芭蕉的声响里，藏在灶膛里的火星里，藏在那些说不出口的叹息里。
“我帮你爹抓的最后一副药，钱不用还了。”王大夫把药箱里的一小包糕点递给她，“是张记茶馆的赵大姐让我带给你的，她说你要是愿意，去她那儿帮忙打杂，管吃住。”
阿翠接过糕点，油纸被雨水浸得发潮，她却紧紧攥着，指节泛白。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长长的一声，在雨雾里荡开，像是谁在哭。那是城里新修的铁路，听说能通到千里之外的洋人的地方。
“王大夫，”阿翠忽然开口，声音很轻，“我想去城里看看。”
王大夫望着她被雨水打湿的头发，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总想着走出这杂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到头来，还是守着这家药铺，看着一批又一批人离开，一批又一批人进来。
“去吧，”他说，“记得常回来看看。”
回到杂巷时，雨已经小了。修表铺的门开着，老陈头正给那枚西洋怀表上弦，“咔嗒咔嗒”的声响在雨里格外清晰。周先生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张报纸，上面印着火车通车的消息。
“陈师傅，您说这火车，跑得有西洋表准吗？”周先生的声音里带着兴奋。
老陈头没抬头：“再准，也跑不过日子。”他把怀表放进盒子里，“那个年轻人，怕是不会来赎了。”
周先生放下报纸，望向巷口。赵秀兰的儿子正举着个纸风车跑，风车被雨打湿了，转得慢吞吞的。李管事的马车从巷子里经过，箱子上的“洋货”封条被雨水泡得发皱，却依旧扎眼。
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杂巷的青石板上，映出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那是阿翠离开时留下的，朝着巷口的方向，一步一步，像是要走进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未来里。
第五章 火车事变
杂巷的槐树抽出新叶时，城里的火车已经跑了半个月。
起初只是零星有人说，那铁家伙“哐当哐当”地从城外开过，烟囱里冒的黑烟能把半边天染暗。后来有去城里赶过集的人回来讲，火车站比庙会还热闹，穿洋装的先生小姐、扛着包袱的流民、挎着枪的兵丁挤在一块儿，铁轨旁的木牌子上写着烫金的地名，有些字连学堂的周先生都认不全。
“听说能通到上海呢，”张记茶馆里，一个穿短打的汉子嘬着牙花子说，“那里的洋人多，街上跑的都是不用马拉的车，亮得能照见人影。”
赵秀兰正给客人添茶，手里的铜壶嘴往下滴水，在桌面上洇出个小水圈：“再亮，不也得吃饭睡觉？我看呐，还不如咱杂巷的热汤面实在。”
她这话逗得满座人笑，只有角落里的周先生没笑。他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车票，指腹反复摩挲着“上海”两个字，眉头拧成了疙瘩。昨儿个他去城里，本想买票去看看，却在火车站撞见了阿翠。
那姑娘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梳成了利落的辫子，正跟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搬箱子。男人呵斥她动作慢，她低着头应着，手里的箱子重得压弯了胳膊，指节捏得发白。周先生喊了她一声，她愣了愣，脸上飞过一抹红，匆匆说了句“周先生好”，就被男人催着上了站台。
“周先生，想啥呢？”赵秀兰端着茶壶走过来，“您那车票，要是不用，给我家小子瞧瞧？他总念叨着火车长啥样。”
周先生把车票往怀里揣了揣：“不了，我打算下月初走。”他抬头望向窗外，杂巷的槐树影落在桌面上，晃悠悠的，像谁在招手。
老陈头的修表铺就在茶馆隔壁，这天下午，他正对着阳光调试那枚西洋怀表，忽然听见巷口传来一阵喧哗。先是卖报的小童扯着嗓子喊“火车出事了”，接着是哭喊声、马蹄声混在一块儿，像锅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他放下怀表走到门口，见林掌柜的布庄伙计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棉袍的下摆沾着泥：“陈师傅，快去看看吧！火车站那边……火车脱轨了！”
老陈头的心猛地一沉。他想起周先生的车票，想起阿翠在站台上的背影，脚下不由自主地跟着人群往巷口走。杂巷里的人像是被捅了的马蜂窝，扛着锄头的农人、抱着孩子的妇人、拄着拐杖的老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涌，嘴里念叨着“造孽啊”“不知道伤了多少人”。
走到巷口，才发现马车早就堵死了路。卖糖葫芦的王二站在一块高石上，踮着脚往城里的方向望，嘴里不停地说：“听说车厢翻了三截，铁轨都拧成了麻花，好多人被压在下面……”
“阿翠会不会在上面？”有人突然问了一句，声音发颤。
人群瞬间安静了。谁都记得那个抱着布包离开的姑娘，记得她爹坟前的白孝衣，记得她在火车站搬箱子时佝偻的背影。赵秀兰的儿子挤在人群里，手里还攥着个没吃完的糖人，糖稀顺着手指往下滴，在衣襟上蹭出黏糊糊的印子。
“周先生呢？”不知是谁又问了一句。
这话像根针，刺破了沉默。老陈头这才想起，周先生今儿一早就说去火车站办事。他心里发紧，拨开人群往前挤，脚下的青石板被无数双脚踩得发亮，沾着不知是谁掉落的鞋底子、碎布条，还有几滴暗红的血——许是哪个慌乱中被踩伤的人留下的。
离火车站还有半里地，就闻到了焦糊味。浓烟从铁轨的方向滚过来，把太阳都遮成了个模糊的黄球。路边的树叶子上落着黑灰，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像下了场奇怪的雨。有扛着担架的兵丁跑过去，担架上盖着白布，布角下露出只穿着绣花鞋的脚，鞋面上沾着泥和血。
“让让！都让让！”兵丁吼着，枪托在地上磕出“噔噔”的响。
老陈头被推得一个趔趄，扶住旁边的墙才站稳。墙是土坯的，被人靠得久了，蹭掉层皮，露出里面混杂的麦秸秆。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跟着爹去修过城里的钟楼，那时的天很蓝，钟楼的铜铃响起来，能传到十里外的乡下。
“陈师傅！”有人在喊他。
老陈头回头，见是王大夫，背着药箱跑得气喘吁吁，药箱上的铜锁撞得叮当作响：“我刚从火车站回来，伤着的人太多，城里的药铺都空了，你帮我回杂巷喊些人来搭把手！”
“周先生和阿翠呢？”老陈头抓住他的胳膊，指节捏得发白。
王大夫的脸色很难看，嘴唇动了动才说：“我没瞧见周先生，倒是看见……看见个穿蓝布衫的姑娘被抬上了救护车，像是阿翠，腿上全是血……”
后面的话，老陈头没听清。他只觉得耳朵里嗡嗡响，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飞。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不是平时那种悠长的“呜——”，而是短促的、尖利的“嘀嘀”声，一声接着一声，像是在哭。
他转身往杂巷走，脚步发飘，像是踩在棉花上。路过布庄时，见林掌柜正指挥伙计往门板上钉木板，说是怕乱兵抢东西。林掌柜的小女儿扒着门缝往外看，手里捏着个洋布做的娃娃，娃娃的脸被染成了红的，不知是颜料还是别的什么。
回到修表铺，老陈头把门关上，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铺子里很静，只有煤炉上的锡壶还在咕嘟冒泡，水汽把那枚西洋怀表的盒子蒙上了层白雾。他伸出手，想去拿怀表，却发现手指在抖，怎么也够不着。
不知过了多久，门被敲响了，“笃笃笃”，很轻。
老陈头以为是幻觉，没动。敲门声又响了，这次更急些。他慢吞吞地站起来，拉开门，看见周先生站在门口，头发乱得像草，眼镜片碎了一块，脸上划了道血口子。
“陈师傅，”周先生的声音哑得厉害，“我在火车站找了一下午，没找到阿翠。”他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本子，“这是她落在站台的，我捡着了。”
老陈头接过本子，封面上画着朵歪歪扭扭的腊梅，是阿翠常画的那种。翻开第一页，是用铅笔写的字，歪歪斜斜的：“爹说，等我攒够了钱，就把他的坟迁到有太阳的地方去。”
后面的纸页大多空着，只有最后一页，用红墨水写着个地址，是上海的，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火车头。
锡壶里的水开了，“噗噗”地冒热气，把西洋怀表的“咔嗒”声盖了过去。老陈头望着窗外，杂巷的槐树叶在风里摇，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张摊开的网，网住了那些说不出的牵挂。
第六章 军队检查
火车出事的第七天，杂巷来了一队兵。
那天清晨，雾气还没散，巷口的石狮子上蹲着只黑猫，尾巴一甩一甩的，把露水甩在青石板上。卖豆浆的张老汉刚支起摊子，就听见“哐当”一声，巷口的木栅栏被人踹开了，十几个穿灰军装的兵涌进来，手里的步枪上着刺刀，在雾里闪着冷光。
“都出来！”为首的军官吼了一声，嗓门像砂纸磨过铁板，“例行检查，家里有洋货、有外地人的，都给我交出来！”
杂巷的人被这阵仗吓醒了，门“吱呀吱呀”地开了，探出一个个脑袋，眼神里带着怯。赵秀兰把儿子往身后藏，手里还攥着擦桌子的抹布，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林掌柜从布庄跑出来，棉袍没系好，露出里面的绸子衬里，他想笑，嘴角却僵着：“长官，我们都是本分人，哪有什么洋货啊？”
“有没有，搜了才知道！”军官一挥手，兵们就散开了，踹门的踹门，翻箱的翻箱，巷子里顿时响起一片噼里啪啦的声响。
老陈头的修表铺也没能幸免。两个兵撞开门，步枪的枪托在门框上磕出个坑。他们翻遍了工具箱里的镊子、锉刀，又把墙上挂着的旧钟卸下来，钟摆“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碎成了三瓣。
“这是什么？”一个兵从柜子里翻出了那个西洋怀表的盒子，举起来对着光看。
老陈头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刚想说“是修的”，就见那军官走了进来，一把夺过盒子，打开看了看，眉头拧成个疙瘩：“西洋表？谁的？”
“是……是客人放这儿修的。”老陈头的声音有些发颤，他看见军官的领章上有颗五角星，和周先生报纸上印的不一样。
“客人？什么客人？”军官把怀表往桌上一摔，表盖“啪”地弹开，齿轮滚出来几个，在桌面上转了两圈停住了，“我看是你私藏的吧？这年头，跟洋人打交道的，没一个好东西！”
老陈头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话。他修了一辈子表，经手的玩意儿比这金贵的多了去了，却从没像现在这样觉得憋屈——那枚怀表，还等着它的主人来赎呢。
隔壁的茶馆也闹翻了天。兵们把桌子掀了，碗碟碎了一地，赵秀兰的儿子吓得直哭，赵秀兰抱着他，背对着兵们，脊梁挺得笔直。有个兵想抢她头上的银簪子，被她一口咬住了胳膊，那兵疼得嗷嗷叫，举着枪托就要砸，被军官喝住了。
“搜仔细点，”军官的目光扫过茶馆的角落，“听说火车出事那天，有个穿蓝布衫的姑娘从这儿跑了，你们见过没有？”
没人说话。杂巷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阿翠，可谁也不想多嘴。王大夫背着药箱从外面回来，刚走到巷口就被拦住了，兵们翻他的药箱，把甘草、当归撒了一地，还嫌他的药杵像凶器，差点没把药铺的门板卸下来当柴烧。
“长官，都是治病救人的药啊。”王大夫蹲在地上捡药，手指被碎瓷片划了道口子，血滴在甘草上，红得刺眼。
搜查持续了两个时辰。兵们扛走了林掌柜布庄里的几匹洋布，赵秀兰茶馆里的洋瓷碗，还有王大夫药箱里那瓶从城里买来的西洋药水。临了，军官又把杂巷的人召集到巷口，让他们站成一排，挨个盘问。
轮到周先生时，他刚从外面回来，手里还拿着那张印着火车事故的报纸。一个兵看见报纸上的火车，劈手夺过去撕了个粉碎：“读这些洋玩意儿，肯定不是好东西！”
周先生的脸白了，却挺直了腰：“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说的是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军官冷笑一声，“现在的大事，就是抓乱党！火车出事，就是这些乱党搞的鬼！”他凑近周先生，鼻子几乎要碰到他的脸，“我看你就像乱党，带走！”
两个兵架起周先生的胳膊就走，他挣扎着喊：“我不是乱党！我是教书的！”赵秀兰的儿子跑过去，想拉住周先生的衣角，被一个兵一脚踹倒在地上，疼得直哼哼。
老陈头看着周先生被押出巷口，背影在雾里越来越小，忽然想起他第一次来修表铺时的样子，穿着干净的学生装，眼睛亮得像星星，说要让杂巷的孩子都能读上书。
兵们走了，杂巷像被洗劫过的战场。林掌柜蹲在布庄门口，摸着空荡荡的货架，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地上。赵秀兰把儿子抱起来，往他嘴里塞了块糖，自己却背过身去抹眼泪。王大夫还在捡药，捡起来的甘草上沾着泥，他却像宝贝似的揣进怀里。
老陈头回到修表铺，蹲在地上捡那枚西洋怀表的齿轮。阳光透过破了的窗玻璃照进来，在齿轮上投下小小的光斑。他想起周先生被带走时的眼神，想起阿翠本子上的地址，想起火车脱轨时那声尖利的汽笛。
他把齿轮一个个捡起来，放进盒子里，手指依旧在抖，却比刚才稳了些。他想，不管世道怎么变，这修表的手艺不能丢，就像杂巷里的人，不管遭了多少罪，总得往下过日子。
巷口的黑猫不知什么时候走了，石狮子上的露水干了，留下一圈淡淡的白痕。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这次很长，很沉，像一声长长的叹息，漫过杂巷的青石板，漫过那些破碎的碗碟、散落的草药、还有没说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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