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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1、米尔格拉姆的研究
他改变了实验情境中的不同条件，来看看人们的服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研究发现，当下达命令的人就站在被试的身边，表现出具有较高的权威，被试服从的水平最高。当受害者被去个性化，或被安置在较远的地方，以及如果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人反抗，被试更容易服从命令。
2、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和从众（Conformity）
从众，描述了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或思想来迎合所属群体的行为或规则。所罗门·阿希的实验展示了从众的力量。
米尔格拉姆和阿希都强调情境力量对于从众的作用，不论这个情境是否涉及到对权威的尊重，害怕变得与别人不同，害怕被排斥，还是简单的渴望获得赞同，这被称为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
社会助长作用（Social Facilitation）、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和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
3、群体思维（Groupthink）
描述群体会做出重大的错误决策，由于每个成员的思维过分局限于群体自身的内部逻辑。当一个群体太过固步自封，每个人都同意其他人的看法时，没有人会想要提出不同的意见。
全文
如果一位很有权威的人对你说“不要踩草坪”，你大概就不会踩草坪了，对吧。如果他让你帮助老奶奶过马路，把你的小狗拉的屎铲起来，出门之前要把鞋子穿上，你大概都会照做。但如果他命令你去伤害别人呢？你也许会觉得“不可能！我绝不会做出那样的事！”可是你很可能错了。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开始了一项社会心理学中最为著名，同时也最让人心寒的实验。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开始于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对于二战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为自己将成千上万人杀死的罪恶行径的辩护是，他们仅仅是在服从上级所下达的命令。尽管这有可能是真的，法官对此没有采信，艾希曼最终因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被处决，但这个问题引起了米尔格拉姆的思考：“当接受上级的命令时，一般的普通人会做出怎样的事呢？”
所以，在最初的实验中，米尔格拉姆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募了40名男性被试，他制作了一个假的“电击装置”，装置上有30个按钮。每个按钮的电击强度依次增加，从最低的30伏特，到最高450伏特。按钮下方的标签从“轻微电击”“危险电击”到简单的“XXX”。然后，他将每一名被试与另一个陌生人配对，这些陌生人看起来也像是被试，但实际上都是米尔格拉姆的同事假扮成实验的研究对象。米尔格拉姆让被试们抽签来决定谁是“学生”，谁是“老师”。被试不知道的是抽签被做了手脚，所以他们抽到的总是“老师”，而米尔格拉姆的同事们则总是“学生”。
于是，假学生被安置于房间内，绑在椅子上，手臂上接着电极。被试扮演的老师，也就是实验真正的研究对象，以及由演员扮演的研究人员，则一起进入另一个装有电击装置的房间，老师并不知道电击装置是假的。学生被要求记住一个写有词组的表，老师被试则被告知他需要测试学生对于这些单词的记忆，每当学生回答错误，他就要给予学生电击惩罚，每一次电击的强度都要有所增加。从这里开始，学生会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诱导被试执行电击。如果被试表现出犹豫，听到学生痛苦的惨叫声内心开始动摇，研究者会下达命令来确保被试继续。
这些命令有4种形式。第一种仅仅是“请继续”，如果被试不服从，研究者会下达其他的命令，直到被试执行。研究者会说“实验要求你继续”，以及“你继续下去是完全必要的”，到最终的“你别无选择，你必须继续”。即使是米尔格拉姆，也在第一轮实验结束时就惊呆了，大约2/3的被试最终都执行了最高的450伏特电击，所有的被试都执行了至少300伏特的电击。
许多年来，米尔格拉姆一直在做这个实验。他改变了实验情境中的不同条件，来看看人们的服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重复发现的是，被试服从的水平最高，当下达命令的人就站在被试的身边，表现出具有较高的权威，特别是当他们来自权威机构时。同样还有，当受害者被去个性化，或被安置在较远的地方，比如呆在另一个房间。另外，被试更容易服从命令，如果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人反抗，因为缺乏反抗的榜样。
最后，米尔格拉姆开创性的研究赤裸裸地揭示了社会心理学中拥有巨大力量的两个关键的基础话题：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和从众（Conformity）。我们都会遵从一定的社会规范，比如遵守交通法规，甚至会在不同的场合遵守不同的着装要求。当我们知道在特定的群体或环境中如何行动时，生活似乎会更加顺利。有些从众行为只是对他人无意识自动化的模仿（Automatic Mimicry），比如你很可能会笑，如果周围的其他人都在笑，你更可能会点头，如果其他人都在点头。正因如此，群体行为是十分有传染性的。但总的来说，从众，描述了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或思想来迎合我们所属群体的行为或规则。
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很好奇，个体对于其群体中的社会规范会服从或反抗到什么地步。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波兰裔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展示了从众的力量。在这个实验中，被试被告知他们正在参与一项关于视知觉的研究，被试与其他5个人一起坐在一张桌子前。主试向这群人展示一幅图，图上画有一根标准线段和三根不同长度的比较线段，然后问这群人，这3条线段中哪根与标准线一样长。显然，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分辨第2根线段是正确答案，但问题是大多数，甚至几乎所有群体中的其他人都选择了错误的线段。实验中的被试并不知道坐在一起其他人其实都是托儿，这是社会心理力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欺骗手段，这些托儿故意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这引起了真正的被试在相信自己的眼睛与从众之间的挣扎，最后大多数的被试仍然给出了他们认为正确的答案，但超过1/3的被试基本很愿意给出错误的答案来与群体保持一致。
阿希以及后续的研究者们都发现，人们更容易从众，如果他们对自己感到不自信，缺乏安全感；群体的人数在3人或以上，特别是群体中的所有人都一致给出错误答案时，从众更容易发生。当个体发自内心地认同群体，这可能是由于群体的地位、群体成员的吸引力，或是个体感到他人正在关注自己的行为，我们往往更容易从众。如果我们所属的文化环境特别强调遵守社会规范，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耳熟，比如任何一所高中、兄弟会或姐妹会，你工作的大公司或是任何你曾经隶属于的组织和群体。
米尔格拉姆和阿希的经典实验告诉我们，人们从众的原因各种各样，但他们都强调情境力量对于从众的作用，不论这个情境是否涉及到对权威的尊重，害怕变得与别人不同，害怕被排斥，还是简单的渴望获得赞同，这被称为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这个观点认为，我们从众是因为需要获得爱与归属感。不过当然，群体对于我们行为的影响远远不止从众和服从。举个例子，当有他人在场时，我们的表现可能变得更好或更糟糕，这叫做社会助长作用（Social Facilitation）。这就是，比如说你会在长跑的最后100米全力冲刺，如果大家都在为你加油，但是当你面对台下的观众时，你也会紧张地忘记了诗朗诵的下一句。不过这些都是在面对人群时你可能的反应，当你实际上是群体的一员时，你会怎么做？你会更努力地工作，还是开始偷懒？
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被试蒙上眼睛，手里握着绳子，然后告诉他们，使出拔河比赛中所有的力气来拉这根绳子，被试使出的力气会更小，如果他们认为身后有人帮忙一起拉，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孤身奋战。实验证明，使出的力气大约少20%，当我们个人的努力被淹没在集体中时，我们往往会不那么努力，这叫做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这个词很不错，你现在可以把“懈怠”这个词加入你的科学词汇中。
但是，群体的这种要么激励，要么削弱我们个人责任的力量，除了会使我们在小组家庭作业中偷懒，还会使我们做出更危险的事，它同样还会引起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处于群体中的人会丧失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会同时产生情绪唤醒和身份匿名的强大效果，这是骚乱、暴动和网络暴力产生的部分原因。我们越是丧失个体意识，就越会纵容我们所属群体的所作所为，不论其结果是好是坏。
不出所料的是，我们自身的态度和信念，当在群体中获得认同时，会变得更加强烈，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中叫做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并经常被简单粗暴地翻译为“我们vs他们”动态过程。你知道最容易引起群体极化的是什么东西吗？网络。网络提供了空前的便利，使志趣相投的人能够相互结交，并放大他们的兴趣爱好。这当然也会滋生仇恨，比如，由于缺少对立观点的反驳，种族主义者会变得更加偏激。但它能，通常也确实产生了很棒的效果，促进教育的传播，发动群众的力量，比如募捐，组织人们对抗世界上的一切糟糕事物。
群体力量不仅能够影响我们的个人判断，它同样还能影响更大范围的决策，有时甚至是民族层面的。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詹尼斯提出了群体思维（Groupthink）这个词，来描述群体会做出重大的错误决策，由于每个成员的思维过分局限于群体自身的内部逻辑。当一个群体太过固步自封，每个人都同意其他人的看法时，没有人会想要提出不同的意见，于是你就会得到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的想法，这包括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失败决策，比如水门丑闻事件、猪湾入侵事件和切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以，尽管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重要的是这三个臭皮匠要保证始终都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否则他们就会做出一些非常愚蠢的事。
最后，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做的决定，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同时考虑个体因素与群体因素，人格与情境，不要因为人类能够做出残忍的暴行而过于惊恐。我的意思是，想想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尽管在一定情况下，我们中有2/3的人会把别人活活电死，仍然有1/3的人没有这样做，这提醒着我们，尽管群体行为的力量十分强大，个体所做的选择也是无比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