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昨天）谈及千利休的物化审美，一致指向器物（比如空间、形式、秩序，甚至记忆），却没有指向人（他的身边人，他的妻子）。
他的悲剧是一种守护形式，而不是理解生命。
而电影呈现的不是诧寂审美的清冷，而是形式主义导致的孤独。当一个人试图保存一段光影：一只茶碗、一处庭院，一个记忆，他实际上是在对抗时间。然而，爱的本质不在保存。
爱是允许，允许变化、允许消失、允许有限、允许离开。真正成熟的审美，从来不是守护永恒之物，而是理解当下亦或瞬间的短暂之美。
尽管电影中的悲剧多来自审美政治化，使千里秋与丰臣秀吉的命运关系密不可分，从而从将权力层面的隔阂，引出两种“审美结构”的冲突。
丰臣秀吉代表权力审美宏大华丽占有象征统治；千利休代表秩序审美克制、极简纯化，象征精神权威。
这场冲突的真正本质不是谁更美。而是谁拥有解释美的权利？因此，电影中的悲剧不是审美削弱了爱的能力，更是审美卷入权力之后不再能有人的位置。
如此看来，千利休视角下的“美”，不是等级过高，而是审美尚未完成跃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