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一、“梁习治最”。
建安十一年（206年），梁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当时并州刚刚经历完战乱，又有匈奴在州内横行，更加有豪族聚兵众自众，侵袭地方，梁习于是征集兵众，他们出征后又逐渐迁移他们的家室到邺城。对反抗不顺从的人都用兵讨伐消灭。另外还向朝廷举荐名士，如常林等。梁习的管理方法受到曹操嘉奖，赐爵关内侯。
梁习在并州任职二十多年，政绩常为天下第一，传有“梁习治最”典故。就其治理并州，抑豪门，斩育延；置屯田，劝农桑，使得“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州内宁肃，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长老称咏，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如习者，足以称为“治最”；而其具体实施内迁四郡，空边实民，置新兴郡、筑九原城，更是在并州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二、仲长统《昌言》治乱。
仲长统（180年－220年），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今山东省邹城市西南部）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
仲长统才华过人，但性格豪爽洒脱，敢于直言，不拘小节，性情变化不定，当时有人称其为“狂生”。曾向并州刺史高干进言但不被采纳，于是离去，之后高干果然兵败被杀。尚书令荀彧闻其名声，举荐仲长统为尚书郎，后来参与丞相曹操的军事谋划。每论说古今及当时风俗行事，常发愤叹息。其所著述《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
《昌言》这部哲学政治著作之中。他提出了“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唯物观念，认为“天”即自然，没意志和目的，天的运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东汉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封建宿命论，认为一个王朝的兴衰是由“天命”决定的。仲长统却与时人“背道而驰”，他还认为创业者夺天下，建立霸业，乃至王朝由盛而衰，毁业亡国，都是由“人事”所致，反对将自然现象与人间吉凶附会起来，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决定社会兴衰的说法，从而否定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这在两汉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见。同时，仲长统批判了“神学主义”者，强调“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
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仲长统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社会统治地位和被统治地位的形成和划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享乐腐化，以及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仲长统把社会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乱世”、“治世”。他用春秋至汉末近五百年的历史发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用社会的原因来分析“治”与“乱”的原因，而不是用超社会、超自然的“天命”来解释。
在治理国家方面，仲长统认为，政治上采取什么措施，用不着求“天”问“神”，只要考察现实社会的实际经验，从中找到“损益”的答案就行。他主张一切治理社会的措施、法律，凡是对时代有利，对现实生活有效的，就说明它有采用和存在的价值，就必须坚持，相反的就应当放弃和反对；对过去行之有效的，而今已经失去作用的，就必须改变，如果已经改变而还不如从前的，就应当仍然恢复原来的东西。这种以现实的实际效果决定政策的取舍的观点，对于打破神学迷信的支配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白狼山之战。
东汉末年（公元207年），曹操为消灭北方乌桓势力和袁氏残余势力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东汉末年，北方游牧民族乌桓逐渐强大起来，辽东、辽西和右北平三郡的乌桓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并以柳城（今朝阳袁台子），为政治中心占据今辽西地区，史称“三郡乌桓”。蹋顿最为强大，为三郡首领。此时正值中原群雄逐鹿之时，称雄北方的的袁绍联合乌桓灭了公孙瓒。袁绍占领幽州后，为了酬答乌桓，曾假借汉献帝的的名义封乌桓众首领为单于，还与乌桓联姻，袁绍将宗人的女儿嫁给乌桓首领为妻，巩固了联盟。
袁绍在官渡之战中败于曹操后不久死去，乌桓继续支持袁氏。后袁绍长子袁谭和少子袁尚为争夺继承权而互斗，北逃乌桓求援，希望借助乌桓的实力，“复图中国”。
乌桓以为袁尚收回故地为由，数次袭击边境，劫走幽州百姓十万户。因此曹操决心远征蹋顿，为统一北方除掉后患。
早在206年（建安十一年），曹操让董昭修建了两条漕运：一是“平虏渠”，由今河北省饶阳县至沧州市。一是“泉州渠”，在今天津市宝坻、武清二县境。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运粮北上。在北上之前，曹军很多将领提出了异议，他们担心大军北伐之时，刘备说服刘表，会乘虚攻打许都。曹操听取了郭嘉“攻乌桓于不备，刘表不信刘备”的谏议，决心北上讨伐乌桓。
八月，曹军一直急行军到距离柳城不足“二百里”的白狼山附近，袁尚、袁熙与蹋顿单于、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才仓皇集结“数万骑”向西迎敌。两军在白狼山遭遇。这是场遭遇战，其实也是场决战。如果曹操战败，那么全部曹军势必全军覆没于辽西，因为他们没有退路。如果乌桓战败，那么他们的柳城势必失守。当时乌桓的优势是以逸待劳，兵马“盛众”。曹军“左右皆惧”，众人请求缓战，但是，张辽力劝曹操要趁着敌阵不整而急速出战。操在白狼山上观敌阵时，看到乌桓军军阵不整，又看到张辽的劝战急攻，壮之。终于，曹操采纳了张辽的建议，下定决心，选择急战，于是，“自以所持麾授辽”。张辽指挥先锋部队冲向敌阵，与乌桓骑兵在白狼山下一场血战。徐晃、张郃、鲜于辅、阎柔、曹纯奋勇争先，乌桓原本“众甚盛”，但看曹军如此勇猛，其阵行开始崩溃，混战中，蹋顿当阵为张辽斩杀，一说为曹纯部虎豹骑俘获后斩首。乌桓群龙无首，最后被杀得七零八落，“死者被野”，三郡乌桓的主力骑兵在这场决战中开始全面崩溃。曹操大获全胜。斩蹋顿及名王以下十余人，俘虏二十余万人。
白狼山之战后，曹操“屠柳城”。他没有进一步追击逃亡到辽东的二袁，而是坐等二袁的首级。果然，没多久公孙康就把二袁的首级送来了。在小说《三国演义》里是郭嘉的计谋，名为“遗计定辽东”。
“白狼山之战”后，曹操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乌桓的领地则被摧毁，之后乌桓的势力被逐渐削弱，该部落的人口融入汉人或鲜卑部落，最终淡出历史舞台。
四、隆中对。
刘备在荆州，向襄阳人司马徽询访人才。司马徽说襄阳这里有“伏龙”和“凤雏”两人，即“诸葛亮和庞统”。公元208年春，当时驻军新野的刘备在徐庶“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的建议下，三次到隆中拜访诸葛亮，直到第三次方得见。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诸葛亮为刘备描绘的战略使命，是顺着刘备“欲信大义于天下”兴复汉室旗号，寄托重建“统一王朝”的理想。能够看得见的愿景，是“跨有荆、益”造成鼎立之势；攻守策略，是利用刘表的见识浅薄和魄力不足，先取“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荆州，占据“用武之国”的地利；再取“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为后盾，呼应四战之地的荆州；面对北方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诚不可与争锋”的曹操；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待机而起，以宛洛为主攻方向，以秦川为侧翼呼应，进取天下。这一设想如果完全实现，确实可以做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所以，这一构思打动了刘备。
但，任何战略都离不开对自身实力和所处情境的分析论证。战略研究中各种模型，不外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而已。“隆中对”在事实论证上，对大局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曹操已经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而不可主动对抗，东吴已经有了稳固的基础只能结盟。只有长江中上游的荆州、益州由于刘表、刘璋的无能、短见，可为刘备提供可乘之机。这一分析正是“隆中对”能够成立的关键。即便当代人用SWOT方法来套，多数也超不过诸葛亮的水平，这正是“隆中对”的过人之处。但是也要看到，在战略分析层面，“隆中对”在实力和使命的关系上打了马虎眼。在关羽丢失荆州之后，“隆中对”的战略构想也随之化为泡影。而这正是“隆中对”的缺陷。
伟人毛泽东读到此处时，就精辟指出：诸葛亮必败！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乍一看，荆州、益州两路出击是一个颇有诱惑性的方案。但毛泽东却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可以说，蜀汉衰亡的祸根也正在于“隆中对”。
五、长坂坡之战。
公元208年，曹操亲自率军南下荆州。当年八月，刘表病逝，次子刘琮即位后即不战而降，却不敢将此事告知给刘备。刘备知晓此事后，于是率众逃亡。
九月，曹操听闻刘备逃亡的消息，怕刘备先一步占领江陵，于是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包括曹纯的虎豹骑）追击刘备军，并在当阳附近追上刘备军。刘备军与民众十余万，粮食辎重繁多，行军迟缓，曹军虎豹骑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备军，刘备抛妻弃子，仅率赵云、张飞等数十骑逃走。荆州百姓，刘备女儿，及其辎重都被俘虏。之后，刘备令张飞去断后，张飞召集散卒二十余骑去长坂桥断后。
此役赵云全然不惧曹操的虎豹骑，《三国演义》中有“赵云七进七出”，总算找到了刘备的妻子甘夫人以及幼子刘禅，并救了他们出来，得以和刘备相聚。
长坂桥上，张飞率领二十骑据水断桥，怒张双目，横握长矛，大声吼道：“吾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曹军无一人敢前进，刘备势力集团才因此得免于难。据《三国志·张飞传》记载：“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六、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东汉末年的一场重要战役。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军二十万众顺江而下，驻扎在长江赤壁北岸，意图一举统一江南。然而，孙权在诸葛亮“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的鼓动下，决定孙、刘组成联盟，由周瑜指挥，凭三万精兵便与曹军展开了激战。
战斗中，周瑜采纳黄盖的火攻之计，利用东南风大作的天时，巧用诈降手段和火攻战术，于赤壁以弱胜强，全歼曹军于一役，曹操败走“华容道”，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则被迫引军北还。此后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这场战役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之一。
七、张松献地图。
张松，字永年，蜀郡人，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的部下，官至益州别驾。张松长得额头尖，鼻偃齿露，身材矮小，不满五尺，形象丑陋，走路一瘸一拐的。然而声音洪亮，有若洪钟，有才干，颇有计谋，更有“过目不忘”奇技。汉献帝（刘协）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益州牧刘焉病逝，其子刘璋代父之位当上了益州牧。张松受命出使曹营，联络曹操来治理蜀中。张松带了随从、礼品并私自带了一份特殊礼物很快便到了许都。
此时的曹操，刚平定了西凉马超的叛乱，准备进攻汉中。曹操这时正志得意满，见张松相貌丑陋，语言中又有顶撞，遂将张松乱棍赶走；同时又扬言要进取西川。而与此同时，刘备和诸葛亮得知张松出川后，差赵云到襄阳迎候，又嘱关羽在秦楚古道湖北荆门境内的掇刀石大营盛情款待，并医治好了张松的顽疾。跟着，刘备又举行隆重仪式，亲率全体文武官员出城相迎。刘备对张松礼敬有加，张松大受感动，遂献出根据自己记忆绘制的“西川即今益州”地图，刘备以张松献图为基点，制订了“立足荆州，谋取西川，北图汉中，直指许昌”的立国战略。从此，刘备正式按隆中对策略，开始了建立蜀国的霸业。
习凿齿评论说：从前，齐桓公一炫耀自己的功业，立即就有九国背叛；曹操一时的骄傲自负，导致天下分为三国鼎立的局势。他们都是将辛勤经营数十年的事业，毁弃于低头仰头的片刻之间，岂不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