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天才”这个词到处传播，我不能断定其它人，但我敢肯定乔纳森·埃维有资格。
他作为苹果公司设计部的领军人物，把有序和优美带给了这个信息时代。这位英国出生的设计师成为一名“天才”。他选择了世界上最不吸引人的产品——计算机及其驱动器——并将其变成人们梦寐以求的欲望对象。
埃维是如何赢得21世纪这一神奇的胜利的？依靠简洁。
这不是愚笨或不费力的那种简洁。乔纳森·埃维 带给苹果公司产品的简洁，需要一种数十亿GB的内置中枢驱动硬盘，以及近似病态的痴迷者所具有的锲而不舍。
如同海明威词句的简短、巴赫大提琴乐章的清晰，这种简洁是无数小时的工作、无数天的思考和毕生实践的结果。
正像他前面的两位天才一样，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是通过化繁为简，通过弄清对象内在杂乱和复杂性的意义是什么，通过将其形状与功能以完美的方式统一为某种设计而实现的。
彼埃·蒙德里安的荷兰风格派运动的垂直和水平网格，以及1960年代唐纳德·贾德的矩形雕塑的极简风格，仅是先锋艺术家普遍关注的其中两个例子，如何通过艺术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秩序与稳固？
这也是困惑乔治·修拉的问题，他是我们要讲的四名后印象派艺术家中的第三名。这个男人像梵高一样认真，但不那么情绪化，与感情奔放的花花公子高更相比，更是截然不同。
尽管在个性和背景方面存在差异，但三人一致决心要使艺术冲破他们眼中的印象派的樊篱。
有些遗憾，这三位艺术家英年早逝。其中高更最长寿，活到五十五岁左右。其次是梵高，在三十七岁时自杀身亡，这则噩耗压垮了修拉，他在一年后也撒手人寰，仅仅三十一岁就被怀疑死于脑膜炎，同样的疾病在两周后夺去了他幼子的生命，此后不久，他的父亲也因此去世。
他的挚友和点彩画派的同伴保罗·西涅克有不同的结论，他说“我们可怜的朋友是死于工作过度”。
修拉确实玩命般工作。这是一位对自己、对生活、对艺术都非常认真的艺术家。他的父亲是一个怪人，离开巴黎的家人，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神秘生活。他不善交际。看来乔治继承了父亲的某些怪癖。他也是个高度神秘、反对社交的人物，更愿意待在自己的圈子里，躲避城市生活的喧嚣。
到画室中来。这里是他真正的创作领地，而不是在露天的室外作画。他会在外面“面对描绘对象”绘制一些草图（他称作“油炸的面包碎块”），但之后会回到画室来完成画面的主要部分。
那种急匆匆跑到外面去、拿起笔来就画、当晚第一轮苦艾酒刚叫过而画作已大功告成的想法，对修拉是不起作用的。不像莫奈，他对于猎取稍纵即逝的瞬间兴趣不大，他的兴致在于抓住永恒。
他想汲取印象派运动教会他的一切——鲜亮的用色、日常的题材、艺术氛围的再现——并赋予他们的理念以条理性和稳固性。
对他来说，印象派画家的画就像是随意扔在地板上的一堆杂乱无章的衣服；他觉得这些衣服应该整齐地叠好。修拉的目标是为印象派带来秩序与纪律。吸收他们在用色上的创新并予以整理，让他们的形式更具轮廓，让他们的客观性带有更多科学方法论的说明。
《 阿尼埃尔的浴场》（1884）是他的第一幅主要作品，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这不仅是因为它非凡的尺寸（2.01×3米）或修拉的年纪——画好时只有24岁。这幅作品的背景是一个温暖的夏日，氛围感强烈，描绘的是一群劳动者和年轻男孩——全是侧影——在塞纳河边休闲的情景。两名年轻人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消暑，最靠近观众的那位头戴一顶鲜红色的泳帽。一名年纪稍大的男孩坐在岸上向前望着，双脚垂在岸沿上。在他身后，一名戴圆顶礼帽的男子悠闲地斜躺在地上，再远处，另外一名坐在地上的男士打量着河水，硕大的巴拿马帽遮住了他的头部和眼睛。远处，帆船在水面上航行，从巴黎现代工厂喷出的工业烟柱在天边轰鸣着向上翻腾。修拉画中的安详气氛真实反映了宁静的城郊景象。
他采用清晰写实的风格创作了这幅作品，没有印象派画作中的那种朦胧、模糊。修拉在描绘人烟稀疏的自然景物时，把河流与河岸画成轮廓分明的几何形状。修拉使用的色彩——红、绿、蓝、白——与莫奈或雷诺阿的一样充满活力，但对它们的应用却像机器那样精准。
杜兰把这幅画带到美国，在他那次大获成功的1886年“巴黎印象派画家的油画和粉彩画作品”展览上展出。
它并不是最受欢迎的作品。《纽约时报》这样描述“洗浴”，说它是“最令人烦恼的参展作品之一……那炽热的色彩尤其令人反感”。另一位美国评论家认为这是一幅由 “一个粗俗、下等、平庸的脑袋”绘制的作品。（这就有点苛刻了。）
对一个年轻画家来说，其作品能与那些受尊崇和成熟的印象派艺术家一起展出就是一个显著的成绩。《阿尼埃尔的浴场》也是一样，它代表着修拉艺术之路上的一个起点。
这条路将以他那著名的点彩法（也叫新印象画派）绘画结束。这种画法是将许多纯色颜料的点施于画布上。在他创作出《阿尼埃尔的浴场》一画时，他尚未掌握颜色分离技术，不过他在这条路上已有所进展。画中那白色的衬衫、船上的风帆和各种建筑物，都在为修拉的整体设计服务；它们为周围的色彩带去鲜活的生命力，使绿色、蓝色和红色充满生机。他开始发现，他越分离那些颜色，它们放射出的光彩就越强。大尺幅的画布也就自然而然地派上用场，以便给他的色彩更多 “呼吸” 的空间。
回到当时的1880年代，科学正改变着巴黎人的生活，古斯塔夫·埃菲尔铁塔，标志着这座城市已经从狄更斯笔下的混乱局面蜕变为建立在数学精准基础之上的现代杰作。
修拉与这一主流思潮一致。他相信，任何事情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即便是艺术创作也同样如此。
他是德拉克洛瓦的粉丝，并与这名浪漫的艺术家一样对颜色理论感兴趣。但德拉克洛瓦是通过试错法来进行实验，而修拉的路子则更像一名星探。他想知道不同颜色的特性，以便理解它们是怎样在一张画布的范围内相依共存的。
这有许多专家的意见可以参考。艾萨克·牛顿的著作《光学》（1704）曾经学习颜色理论的学生的启蒙读物。在这本书里，科学家牛顿解释了白色光线是如何在经过一面棱镜散射后分解成七色光谱的。
大约一百年后，德国博学多才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在一本叫做《颜色理论》的书中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观点。还有，1839年，一个名为米歇尔·欧仁·谢弗勒尔的法国人写了一本《颜色对比原理》。修拉不仅研究了这些著作，还涉猎了许多其他的书。
他认为，现代艺术所需要的是将前辈大师们的精准与印象派艺术家对颜色和现代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
修拉的答案是摈弃印象派那种即兴的画法，代之以将点状颜料大量细致地涂于画布的做法，他经常从色轮相对的两边挑选，以加强它们的活力。
这是他阅读上述所有关于颜色理论的书籍后学来的技巧。里面的窍门主要是，虽然红绿两种颜色在色轮上是相对的，但一旦在画布上相邻，它们就会变得相辅相成。也就是说，红色会看起来更红，绿色会看起来更绿：它们把对方最好的颜色给显现出来了。
马奈、莫奈、毕沙罗和德拉克洛瓦都深谙此道，所以，他们不是在颜料盘中把差别悬殊的颜料相混，而是把它们直接施于画布上，使它们相触却不相融。
修拉有自己的理论。他发现，如果把那些对比色的颜色（红与绿、蓝与黄等）稍微分开，它们会显得更加鲜亮。他的思路是，我们观察一个红或绿或蓝点时，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物理标记，还看到了它周围色彩的光芒。
而当这颗彩点处于反射而不是吸收光线的白色背景上时，这种视觉错觉就会得到加强。在这点上，达·芬奇又是先驱—— 一旦涉及绘画，情况常常如此。他在五百多年前创作那些杰作时，会先用白颜料打底，而后慢慢在上面薄施水彩来完成画作。结果是，当你观看成品时，看到的是一幅好像在神秘地内在发光的画，这是光线从白色底衬上反射造成的效果。
修拉终于走上了他的点彩之路。他那些微小颜料既不相触又不相混，观众的眼睛自然会把它们调和在一起。他会在画布上涂一层亮白打底，以增强色彩的斑斓，而这将加强这些纯色分散点的光度，使他的画呈现出波光粼粼和摇摆晃动的表象。
对这位讲究条理的艺术家来说，这一技术还给他带来另一个好处：其复杂性要求他进一步简化他的图像。效果真是璀璨夺目。
《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是世界上最受认可的绘画之一。从这幅画可以看出，这位目光锐利的法国人正处于点彩画法的鼎盛时期，虽然那时他才仅仅二十五岁。
这又是一块巨大的画布，大约2×3米见方，足以使他精细绘制的彩点闪耀出所有的辉煌色彩。这是一个比《阿尼埃尔的浴场》 热闹许多的场景。这幅画中有近五十个人，有八艘船、三条狗、若干树和一只猴。画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按照一系列的姿势来排列，其中大部分人是侧影，张望着河的对面。一名身着橘色长裙、头戴大草帽的妇女站在水边，她的左手放在臀部，右手拿着一根不长不短的鱼竿。成双成对的夫妇坐着聊天；一个小姑娘在跳舞，一只小狗在蹦跳，一位端庄的母亲和她举止优雅的小女儿正悠闲地朝观众走来。几乎每个人都用帽子或阳伞来遮蔽阳光，有些既戴帽子又撑阳伞。这是一幅迷人、迷幻的图画，但并非没有混乱之处。
修拉点彩画法的效果颇有意思，也出人意料。那些形成反差的纯色彩点，像玻璃杯里的香槟酒在你眼前嘶嘶冒泡一样，使画面充满活力，但那些在周日打扮潇洒、在太阳下愉快地散步的巴黎人却并非如此。他们死板而没有生气，看起来就像是纸片人一样。修拉的杰作有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幽灵，这会令电影导演大卫·林奇会心一笑。
（ 看修拉两幅作品，即《阿尼埃尔的浴场》《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诡异感，现在终于明白了，修拉描绘的是自然场景中的人，而非端坐在画室里的模特，这些人应该是放松的，仪态轻盈的，但修拉的画作中，这些人却是线条明朗、人群分布严格按照几何美去构图（像是摆拍），所以就呈现了矛盾点——自然中的人却不自然，极其诡异。）
2022-11 风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