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纵考证，横比证，欲得真相唯求证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面世，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也越来越清晰。新石器早期甚至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强有力的证明了中国古人始终在这片大地上生存、繁衍，并由此孕育出了独特的中华文明。

1. 向前推，向细分

       上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国人对中华史前史的理解和认知也不断得到充实和刷新。

       1972年，河北武安在挖水渠时，意外挖到了一个史前遗址。经过数次挖掘，认定这是遍布在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 (含太行山谷地)、黄河以北这一区域内的近山山地和山前平原地带[1]的新石器早期中段文化，以使用盂和靴形支脚作炊具[2]作为文化标志，早期C14的测年数据（经树轮校正）已达到8000 年以上[3]，以发现地命名为磁山文化。磁山文化将中国史前史向前推了一千多年。同时，磁山文化还刷新了三个认知。一是，在磁山遗址发现了大批量的早期农业遗存--粟，打破了粟是由埃及印度传入我国的假说；二是发现了驯化家鸡的骨骼，将原先印度于公元前2000年驯化家鸡的记录前提了3000年；三是发现了胡桃种子，推翻了胡桃在西汉时期从西域传来的假说。

       稍后的1977年，在河南新郑发掘出了新石器早中期遗迹，此后三十多年在全国发现了120余处类似遗址，统一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其范围东到涡河沿岸，西至洛河上游，南越淮河，北抵渭河支流恒河南岸……裴李岗文化前后延续的时间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裴李岗文化的绝对年代大体推定在距今8500年—7000年[4]。最初，考古界将裴李岗文化视作磁山文化的一个分支，但最终认定这是独立发展的二个文化。裴李岗文化常见的圜底缽、三足缽、双耳壶和鼎等器型在仰韶文化中也多有发现，因此裴李岗文化晚期的贾湖类型被视作仰韶文化源头之一。同时，在贾湖还出土了七声音阶贾湖骨笛、酿酒遗存、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梗稻、龟甲及契刻符号等极具文化价值的史前遗物。

         1978年，在甘肃秦安发掘出新石器早期遗址—大地湾文化，经碳—14测定整个遗迹时间跨度为从距今约7800年至距今约4900年[5]。大地湾文化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彩陶，因此被视作仰韶文化源头之一。

       在山东，考古学者在山东滕州北辛村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前身北辛文化，存在于前5500—前4200年[6]。此后又发现了北辛文化的前身后李文化，根据后李遗址和西桑园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可知后李文化早于北辛文化。北辛文化的测定年代距今7500年左右，故后李文化的年代下限当不会晚于7500[7]，一般推定为公元前6500—前5500年。至此前文介绍过的中原、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甘青四条发展链全部前推至了公元前6000年以前。

        除了上述四条发展链外，考古发掘还原出了长江中游和北方二条发展链。北方文化发展链主要包括内蒙古东部、东北南部、河北北部。内蒙赤峰的兴隆洼文化存在于6200—5400BC，辽宁沈阳的新乐下层文化在5500—4800BC，辽宁大连的小珠山文化在4500—4000BC。此后，红山文化在4000—3000BC。富何文化的年代还有争议。有记录表明存在于2800—2600BC[8]。

        长江中游文化发展链，早期的皂市文化涵盖了湖北枝城城背溪， 湖南石门皂市及湖南澧县彭头山３个遗址，出现时间分别在5600-5400BC，5700-5500BC及6500—5500BC。所以把皂市文化列为6500—5500BC。但是文献指出，皂市下层可能延续到7.0Ka BP即大约5000BC。不过尽管如此，皂市文化与以后的大溪文化之间仍不衔接。根据文献四川巫山大溪、湖北京山屈家岭、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分别存在于4200—3000BC，3000—2500BC及2500—2200BC[9]。

        此后史前文化类型越分越细，溯源工作也越来越包容和客观。仅以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而言，考古发现就认为可能存在三个主要来源：一是河北省的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二是山西省的河北龙山文化许坦型；三是山西省的夏文化东下冯型[10]。换而言之，史前时代中华文明是在不同文化圈或文化发展链的共同影响和融合下催生出来的。因此苏秉琦、殷玮璋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中建议将考古学文化分成六个文化区系：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也有学者将甘青地区从北方地区独立，当然还有四川的三星堆文化。

        所以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它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11]。

2. “钺”来“钺”近的“铁事实”

       讲完了史前文化的多元呈现，原本关于中国史前史的探究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不过由于西来说中还有一个有名的论点—即冶炼技术西来说本文还没涉及，所以只得再费些笔墨絮叨一番。

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出现在西亚，起源时间虽然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是在前5000—前4000年之间。铁器则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由小亚细亚的赫梯人率先使用。因此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12]。至于论据嘛，就是认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和铁器都出现在西亚至黄河流域的传播路线上。

        我们先聊聊铁器。新疆地区铁器出土的范围较大，且不同区域的时间跨度也长，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小区、帕米尔小区主要是早铁器时代初期，即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发现；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小区与南缘主要是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发现；伊犁河流域小区主要是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发现等等……从上述发现来看，新疆早铁器时代上限可定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下限可定在公元前2世纪[13]。

        当然上述划分是以考古文化分区来界定的，所以也有学者提出应该结合新疆周边中亚文化的发展情况来界定新疆铁器时代。西面的楚斯特文化和金麦里文化为青铜时代晚期文化，年代下限为公元前8世纪。西北面早期铁器时代始于斯基泰（塞克），为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北面的塔加尔文化属早期铁器时代，始于公元前8世纪。东面的沙井文化、卡窑文化为青铜时代晚期文化，终于公元前6世纪。新疆被这样的局面包围，加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状况，铁器时代能早到那里去？从公元前7世纪～前2世纪比较合理[14]。

         这种说法是有考古学支撑的。如新疆最早出现铁器的焉不拉克地区，在古墓中发现了7件铁器，最早一件经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 1030 年[15]。但是在处于同一文化小区、同属焉不拉克文化类型的哈密五堡水库、艾斯克霞尔墓地、寒气沟墓地、四堡拉甫乔克墓葬的发掘，并未出土铁器[16]。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或许焉不拉克古墓中的另一个发现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墓葬中出现欧洲人种。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境内欧洲人种分布到达地域的最东界限……这些铁器很有可能就是由来自欧洲的高加索人带入的。当铁器的主人去世时，也便随葬与主人。这说明焉不拉克文化中虽然出现了铁器，但焉不拉克的土著人并未掌握冶铁术[17]。

        考察新疆地区铁剑、铁镞等常见铁器的出土情况，新疆地区铁器的实际出现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但也早不过公元前700年[18]。当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必须指出，新疆地区的冶铁技术虽出现的较早，但总体技术水平并不高。根据《汉书》就记载：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19]。也就是说新疆的冶铁技术自汉代采用了中原地区先进的高炉鼓风冶炼技术后才有了质的飞跃。

        再回头说黄河流域的冶铁技术。目前中原地区大量出土铁器是在春秋晚期及战国初期，大约在公元前600-前500年。略晚于新疆地区。古籍记载也印证了考古发现，如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就有记载：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20]。可知当时冶铁技术已经能铸造鼎这样的大型铁器。不过，中原地区春秋早期之前的铁器，出土的就相对要少些了。

        1990年，河南三门峡虢季墓出土了二件铁器—玉柄铁剑和铜内铁援戈，经鉴定所用的铁均为人工冶铁，分别为块炼渗碳钢和块炼铁。这是目前已知并经科学检测认定的我国人工冶铁的最早实例[21]。这二件铁器均为西周晚期，碳—14的测定年代为公元前800年。

        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发现了一处商代遗址，出土器物中有一件铁刃铜钺。虽然这件铜钺的铁刃已经断失，但仍有残存部分包入青铜器，所以一经发现就引起了震动。经过二次科学检测，最终确认，藁城铜钺是将陨铁打成薄刃后，浇铸青铜柄部而成[22]。用陨铁打造铁器在早铁器时代是屡见不鲜的操作，这件铁刃铜钺经碳—14测定为前1400年。无独有偶，1977年在北京平谷的一处商代中期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件类似的铁刃铜钺。虽然在新疆铁器论证时提到过，偶尔出现的铁器不代表就掌握了冶铁技术。但是在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在北墙外发现了几块铁渣，在遗址中还发现了铁矿石两块，标本C:16重100克，是一块很纯的赤铁矿石[23]。

       藁城台西的发现虽然不能百分百肯定中原地区在商代中期就掌握了冶铁技术，但至少可以说明我们的先人已经开始尝试铁的应用。而同时代的西亚才开始刚开始掌握冶铁术，更遑论新疆。所以铁器由新疆传入之说，经不起一驳。

3. “铜”而不同的“铜文化”

        说完铁器聊聊铜器。根据考古学发现，一方面由于西亚青铜器发展较早，而西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较中原为多，而另一方面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青铜礼器要到二里头时期才出现。因而有学者提出，二里头青铜文化的突然崛起，与西北青铜文化向中原传播是否存在内在关系，值得重视[24]。简而言之，就是认为二里头的青铜文化可能受到西亚—新疆—甘青—北方—二里头这一青铜文化传播路线的影响。

       那么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如何呢？1973 年，新疆乌帕尔苏勒巴俄遗址发现铜珠、残细铜棒4件、小铜块12件。铜器中的小块经过测验，为红铜，但是杂质较多……推测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它是目前新疆、甘肃、青海地区最早的铜器出土地点[25]。在新疆地区还有一处遗址的出土也颇为引人注目。20世纪八十年代新疆考古所对林雅文化墓地进行了发掘，……铜器中以小装饰品和工具为主，同时也有大量的铜器装饰品[26]。

        再看甘青地区的出土情况，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一件铜锡合金铸成的青铜刀，与铜刀共出的还有其他铜器残块。这件铜刀的背部略呈弓形，圆头，柄部甚短，系单范铸成。其年代不早于公元前3千纪[27]。甘青地区需要注意的青铜文化还有二处，四坝文化出土铜器近300件，青铜器类型主要有环首刀、锥、削、泡饰、连珠饰、扣饰、四羊首权杖头、耳环、手镯、镞、穿銎斧等……目前在甘青地区发现的属于齐家文化的遗存……已发现铜器 118 件……青铜器主要有斧、刀、铜牌饰、扣、镯、人面匕首、双耳斧等[28]。

       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是朱开沟文化，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相当于商代早期的青铜戈、剑、刀、耳环等，相当于夏代中期和晚期的手镯、耳环、针、锥、环、指环等[29]。

       在说中原青铜文化时，支持西来说的学者往往喜欢强调二里头一二期中尚未发现铜器，所见铜器大抵出自于三四期的地层中。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所出均是中原式青铜器，也就是说中原青铜文化的形成由二里头文化开始[30]。不过这类学者忽略了二个细节：二里头二期文化有铜器出土，虽不多但其中一件铜锥，含砷近5%为砷铜合金……是中国目前经过科学分析的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砷铜合金制品[31]；二里头一期文化中虽没有出土青铜器，但发现有熔铸遗迹。第二期发现有熔铸遗迹也有器物，其中工具居多，种类有锥、凿、刀、笄等等[32]。显然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就已经掌握了青铜锻造技术。

        在二里头文化的源头龙山文化中，也早就出现了冶铜的痕迹。这一时期出土铜器有所增加，主要有山东胶县三里河的铜锥、诸城呈子的铜片、西霞杨家园的残铜锥、长岛县长山岛店子的残铜片、日照王城安尧的铜炼渣、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灰坑中的铜片、河北唐山大城山的铜牌残片等[33]。零星的铜器和残片虽然并不能代表进入了青铜时代，但至少可以证明二里头的铜文化和铜技术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龙山文化时代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4]。

        如果新疆乌帕尔苏勒巴俄遗址发现的断代为前3000年的铜管、铜片能作为新疆地区铜制品最早出现的证明，那么中原地区最早的铜制品就是一个BUG级的存在。我国考古出土的早期黄铜实物有：1.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出土的黄铜片和黄铜管状物，年代为 4700～4000BC；2.陕西渭南北刘遗址(仰韶文化)出土的黄铜笄，年代为3900～3000BC；3.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龙山文化)出土的黄铜锥，年代为2300～1800BC[35]。黄铜是较晚才普遍使用的一种铜合金，所以对姜寨黄铜一般持谨慎态度，但接二连三在近似文化遗址中出现黄铜，本身也能说明中原冶炼技术自有脉络。

       铜文化这个话题太大，就不再展开了，回到成型器物的断代。前文提到的林雅文化，有些学者宣称林雅文化年代的上限可溯至公元前3千纪末到2千纪初[36]。但依据碳—14测定出土铜器的林雅文化墓葬群，应断代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之间[37]，与二里头文化存在时期相当。而四坝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3900年—3400年[38]，与林雅文化几乎同时。如果按照西来说的传播路线林雅—四坝—朱开沟（前22世纪—前16世纪）—二里头，以二里头文化三期的断代（前17世纪末—前16世纪上半叶）下限为基准。要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内完成跨地千里、跨越四个文化的技术传播，似乎有些不靠谱。

        同时，不要忘了在这个传播链上还有一个倒置的证据，即马家窑青铜刀—一个断代在前3000年之前的中国最早青铜器。支持青铜文化西来的学者往往把甘青文化视作新疆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以此作为传播链的证据进行举证。但似乎无法解释为什么甘青地区的青铜器比新疆地区的早。坚持青铜本土说的学者则认为这个证据与彩陶西来说是一个路数，甘青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外延续，这把青铜刀可以反证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不早于甘青或中原。

       再啰嗦一句，即便是认为四坝文化和林雅文化铜器文化一脉相承的学者也不能否认：四坝文化中的铜斧、铜矛和铜权杖头不见于林雅文化，而林雅文化墓地中铜管、镂空牌饰及铜剑是四坝文化不见的； 林雅文化铜器中铜装饰品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其中一部分是原始萨满的巫具；四坝文化铜器合金成分主要是青铜器，林雅文化铜器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锡青铜；四坝文化铜器制作方式以铸造为主，林雅文化铜器制作方式以锻造为主[39]。

       因此，在论证青铜文化传播时不妨借鉴一下韩国学者李宾汉的研究思路。李宾汉将分布于欧亚大陆的铜斧分成6个文化圈，分别是：横銎锛斧文化圈、横銎战斧文化圈、横銎锤斧文化圈、竖銎锻斧文化圈、竖銎铸斧文化圈、管銎斧文化圈……认为6种铜斧文化圈确有一些互相重合，但并不完全重合……6型铜斧并无演变关系，有各自独立的发展历程[40]。因此，或许欧亚大陆各个史前文化虽掌握冶炼技术的时间有先后，但彼此之间更多的是技术交流而非传承，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时间轴上东西错位的出土实物。

六、不是结论的小结

       花了一个月时间，扯了三万多字，在最后对文明西来说做一个不是结论的小结。

       1. 西来说的提出是在17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末，当时的现代考古学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此类学说的提出更多的是主观的臆断或推测，本身不具备合理性。

        2. 20世纪初随着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大量的史前遗迹颠覆了人们对人类起源的认知。因此在人类起源于非洲、文明起源于西亚二个主导学说的框架下，提出了全球范围内的文明传播假说。同时，由于中国范围内尚未出土新旧石器时代遗址，在所谓新思潮的影响下，西来说成为一时的显学。

       3. 随着仰韶文化、北京猿人等新旧石器遗址的出现，中国存在远古人类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西来说开始抬头。

       4. 异于仰韶彩陶的龙山黑陶的现世，使得学术界开始接受夷夏二元说。即由西向东的彩陶和由东向西的黑陶二种文化的对峙。

       5. 随着仰韶、龙山文化在考古发现的证实下逐渐厘清、细化，彩陶西来说被推翻。但随之产生了青铜器西来彩陶西去的双向传播说。

       6. 随着史前文化遗迹不断出土，传承脉络和文化影响逐渐清晰，一个涵盖七八个文化圈的华夏史前文化多元说逐渐成为学界的认知和共识。

       7.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使得铁器、铜器文化的交流、影响说取代了简单的传播说，为文化西来之争画上了休止符。

（完）

                                                                                                        壬寅菊月十六

                                                                                                         作于书如羽斋

[1]《磁山文化再观察》，梅鹏云。

[2]《磁山文化再观察》，梅鹏云。

[3] 《磁山文化再观察》，梅鹏云。

[4]《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杨立强。

[5]《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杨立强。

[6] 《全新世中期的旱涝变化与中华古文明的进程》，王绍武、黄建斌。

[7]《后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王永波。

[8] 《全新世中期的旱涝变化与中华古文明的进程》，王绍武、黄建斌。

[9]《全新世中期的旱涝变化与中华古文明的进程》，王绍武、黄建斌。

[10]《试论夏文化》，邹衡。

[11]《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殷玮璋。

[12]《新疆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概述——兼论新疆的铁器来源与冶铁术的传播问题》，卫斯。

[13]《新疆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概述——兼论新疆的铁器来源与冶铁术的传播问题》，卫斯。

[14]《新疆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早》，吕恩国。

[15]《新疆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概述——兼论新疆的铁器来源与冶铁术的传播问题》，卫斯。

[16]《新疆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概述——兼论新疆的铁器来源与冶铁术的传播问题》，卫斯。

[17]《新疆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概述——兼论新疆的铁器来源与冶铁术的传播问题》，卫斯。

[18]《新疆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概述——兼论新疆的铁器来源与冶铁术的传播问题》，卫斯。

[19] 《汉书·陈汤传》，班固。

[20]《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左丘明。

[21]《虢季墓出土的玉柄铁剑和铜内铁援戈》，李书谦。

[22]《从商代铁刃铜钺谈我国用铁的历史》，吴杏全。

[23]《从商代铁刃铜钺谈我国用铁的历史》，吴杏全。

[24]《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刘学堂。

[25]《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刘学堂。

[26]《四坝文化与林雅文化的比较研究及保护分析》，高丽。

[27]《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刘学堂。

[28]《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刘学堂。

[29] 《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刘学堂。

[30]《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刘学堂。

[31]《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金正耀。

[32]《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金正耀。

[33]《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刘学堂。

[34]《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金正耀。

[35]《中国早期黄铜混合矿冶炼工艺的模拟探索》，凡小盼、黄洁等。

[36]《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刘学堂。

[37]《四坝文化与林雅文化的比较研究及保护分析》，高丽。

[38]《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刘学堂。

[39]《四坝文化与林雅文化的比较研究及保护分析》，高丽。

[40]《关于中国西北暨新疆史前青铜器研究的几点思考》，张闯、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