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出生于旧社会，因家庭的原因，未满周岁就被过继到自己的姨娘家。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里，她是村子里的异类，被派去割草拾柴的间隙偷偷跑去私塾旁听了两年，产生了对大上海的无限向往。那时村子里有个见过洋世面的“大先生”，闲时就在村头的歪脖子树下，宣讲他的繁华故事，每每说起大上海，祖母的眼睛都会发光，而且从未缺席，听说大上海的漂亮女人不裹脚，爱穿高跟鞋，祖母回家就扯掉了自己的裹脚布，换来的是家人的百般挑剔和指责，还有村里人异样的眼光。在即将动身大上海前夕，祖母意外的嫁给了祖父，尽管她千万般不甘不愿，可终究还是逃不掉命运的操盘。

记忆中祖母的生活作息甚是有格调，除了按时的晨起夜卧，一日三餐也是精心操办，她多以本地的土产作为自己的吃食；在她的食物里鲜少有肉，很小的时候，我不懂，大一些的时候，我知道那被称作素食主义。随着季节的轮回，祖母的餐桌上也上演着一场场蔬菜青果的悲欢离合，虽然都是村子里常见的槐花、杨絮、苦菜等等，但是菜名起的特别诗意，什么“槐花飘香”、“杨絮乱舞”又或者是“苦尽甘来”，让人一听就吃性大发。

除了对吃食讲究外，印象中每个礼拜都有那么一天是祖母“做脸”的时候，每到这一天，我都会搬个小凳子坐在祖母旁边，安静的观望着这个有些“暴力”的美容仪式。“做脸”需要的工具有经线、石灰粉和镜子，祖母每次都是先用清水清洗双手和脸，然后挽起袖口，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起经线的一端，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张开九十度撑起经线的另一端，线尾则巧妙的绕过左手剩余的三个手指，最终在右手的小指处收紧。此时祖母就会小心翼翼地把经线放在石灰粉里来回的摩擦，直到线身沾满了粉末，紧接着左右手开始有节奏的伸缩，经线就在祖母灵巧的手指下开始了“做脸”。

祖母一共有五个子女，父亲是祖母的第一个孩子，其次是二叔，三叔，最后两个是女儿。记得没入学以前的农忙时节，是我们姐弟三人不被看管的时候，那时的我们便成了“流浪儿”，一到饭点，到处寻觅可以填饱肚子的好去处，有时候碰巧在祖母家玩耍，我们三人故意磨蹭到饭点，赖着不走，可是每次都会被祖母的各种理由撵走，这是童年时期对祖母最深的印象。

祖母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抽烟，另外一个就是喝酒，喝酒后她习惯和祖父各种拌嘴和吵架，吵架时还附带各种谩骂指责，严重的时候会摔物件。

在我九岁那年祖父因为意外，右半边身体瘫痪了，治疗了一段时间便撒手人寰，祖母身边第一个亲近的男人离开了她，自此阴阳相隔，葬礼上祖母哭的死去活来，她的哭严格来说应该是哭唱，一边哭，一边唱词，词都是现场生成的，声调极其抑扬顿挫，像极了京剧中带哭的唱腔，她的哭还非常具有感染力，就连操办过一辈子白事的杨奶奶都红了眼眶。

再后来慢慢的长大，我努力成为了家族里第一个考进县城高中，第一个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孩子，毕业时当我把学业证书摆在祖母面前的时候，她说了句，这不会是假的吧。

记得一次回县城高中，母亲陪我在村口等车，突然我看到祖母从村子的方向朝我们走来，我下意识的扯了一下母亲的衣服，说，祖母来了，母亲回应到，哪呢，我朝祖母走来的方向指了指，母亲很意外的嘟囔着，她来干什么，我和母亲彼此看着对方，面面相觑，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只见祖母拎着一个麻布袋子走过来了，边走边打开袋子，说，这是我赶集买的二斤苹果，让静儿带着学校吃吧，母亲礼貌式的寒暄几句，突然祖母的眼睛转向我，嘱咐我好好读书之类的，我机械的点点头，祖母便拎着那个空麻布袋子回去了，望着她日渐苍老的背影，有那么一刻觉得她好陌生。

在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也是非典肆意横行的那一年，五月的某一天中午，我下课回到宿舍，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一路刮心的回了家，踏进家门的一刻，看到祖母坐在院子的泥土地上痛哭着，旁边的大娘看不过去，让我过去劝劝祖母，我迈着僵硬的双腿走到祖母面前，蹲下试图拉起她，可是我的胳膊顿时没了力气，象征性的拽了拽祖母的衣服，便倒在了地上，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然是晚上了，我透过微弱的灯光，分明看到祖母在灵堂旁边若无其事的啃着鸡腿。

三叔继承了祖母的某些反叛性格，混过黑社会，结婚，家暴，离婚，然后再婚，颇得祖母的欢心，三叔的改变源于再婚后女儿的到来，他改邪归正，开始过起日子了，祖母没有表现出异样的开心，除了三叔把大把的票子交在她手上的时候，她那会心的笑容真是让人难忘。然而她的这种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三叔在外出应酬的路上出了意外，被斯泰尔从腰部碾轧致死，自此那种笑容再也没有在祖母的脸上出现过。

三叔出事后不久，二叔为了霸占三叔的房产，打了祖母，扬言要断绝母子关系，并且拒绝支付一切赡养费用，顿时村子里的人开始躁动了，有的说祖母命太硬，克死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还被仅有的一个亲生儿子打，还有的说祖母没有好心眼，这都是老天爷对她的报应……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村子里都在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直到祖母来找我的那天。

那天一大早祖母突然出现在院子里，莫名其妙的问了很多关于法律的问题，我一一解答后，她突然很严肃的说，我打算让你二叔上法院，我顿时怔住了，一再的向她确认，她很坚定的点头，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就帮祖母打了这场官司，这件事像风一样散开去，大家都说，祖母疯了，死后要下地狱的……类似的闲言碎语在村子里四处飘荡，久久挥散不去。

判决出来后，我去送赡养费，祖母从我手里接过信封，置于茶几上便不予理会，自顾踱到里屋，不一会儿手里拿着花镜和验钞笔出来了，我瞬间明白了祖母的意图，祖母边验边说，如有差错，我必亲自上门讨要。

在和祖母的几次交流中，我试图提起当年的上海之行，都被祖母以各种理由打断，我也便不再追问。离开家的很长时间里，我偶尔回去，会听人说起，已经古稀之年的祖母竟然跳起了广场舞，我不禁在想到底是怎样的一股力量催生着并支撑着祖母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