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转眼就上了初中。突如其来的许多新知识，依旧锁不住我对艺术的那颗向往之心。
无论在学校还是家里，几乎每天，我都沉醉于文学的海洋。庆幸这些没有影响到学习，甚至还提高了语文的写作水平，家长和老师谁也没有阻止过。当然，我自己也因此变的有一些狂傲。初中生活就这样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虽然在学校没有认真的学习，但我一直觉得，考上高中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脑子里没有什么压力，或者说就压根没去费神想过考不上会怎样。那时的我，不知天高地厚，恐怕也会因此费了父母好多的心思。
那个年代的初中生，最牛的学霸，几乎都是在父母的怂恿之下，考了中专。若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是不清楚“三提五统”这个词语的。大包干刚开始的时候，农民种地需要拿提留，还要定时出义务工，参加村里的义务劳动，挣工分。提留是按人收取，工分是按照劳动力分派。就如我们一家四口，那时的提留基本上是夏收完卖掉所有小麦的钱，年景不好时，这些还不够，需要欠着村里的提留，秋后再结账。这样，一年下来，挣的是秋收后的那点粮食钱。秋天多数收获的是玉米、大豆、棉花、花生等作物，亩产不高，日常开支都很困难。农民的苦，没有经历过大包干年代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家人全部都在农村的家庭，顿顿粗面，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精面，我们村里人形象的称之为“头遍面儿”。
考上中专就是国家干部。分配，这又是一个即将逝去的老词。考上学之后，等于就是在职辅导，根据学校的性质不同，每月发放不等额的伙食补贴。那个年代的学校，若在校期间没有太恶劣的行为，几乎全部毕业，与成绩无关。毕业后，即便分不到政府机关，最起码的，也是到国有企业去上班。老百姓统一称之为“吃国家粮的”。关键点在于，从考上中专的那一天开始，户口随着学生一起进入学校，不用再在村里交那万恶的提留了！这对于农民来讲，是天大的喜事，等于有了个金饭碗，开始吃起了国家的粮食，一辈子不用再愁吃愁喝愁长病了。最重要的，这家人算是熬出了头。孩子的未来就是整个家庭的未来，盼了这些年，也总算是有了个头。毕业后先住单位宿舍，找对象甚至可以挑三拣四，差不多了就结婚，待个两三年后，单位再给你分上个小房，那小日子，和村里人相比，那叫一个绝对的滋润。
在农村，谁家若是有个吃国家粮的，就基本保障全家不饿；同时，在村里，在亲戚家，还高人一等。想低调都不可能。即便是乡上的人见了这些家人，也是客客气气的。从乡上派驻到村里催收提留的人，一年至少两次进村，他们叫包片包村包户，这些人一般是由乡政府出一名工作人员主持，其余由派出所、司法所、法庭上的临时工组成。在老百姓眼中，那可都是当官的，威风八面。但对有吃国家粮的家庭却彬彬有礼，事情就怕对比，那个差别啊，天上地下。这也更加激励了农民让自己孩子考学的决心。那个年代，说实话，除了考学能够出人头地，至今我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父母一直叮嘱着，“孩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说几个其他有意思的事情。
初中学校大多位于政府驻地，早自习和晚自习，从初一入学开始的第一天就不曾落下过。离乡政府较远的学生怎么办呢？现在的情况大多有两个办法，其一接送，其二就是住校呗。问题在于，那时有好多学生的家长饭都吃不好，用什么接送呢？我记得我上初一时，村里总共也就有不到十辆大金鹿自行车。村里有一辆用于公务，其余的有自行车的家庭，要么是吃国家粮的，要么是部队转业的，要么是亲戚家有吃国家粮的。单纯的靠种地赚钱买辆自行车家用，几乎是每一个农民的梦想。那时的自行车不是代步工具，而是一种身份。
住校？我想用一个时下的词语来表达我此时的观点。呵呵。没有吃国家粮的家人或亲戚，学校总共就那么几间闲房，光那些光棍老师还住不开呢，你去哪儿住？要想住，一个办法，到同学家。我在初一时就是在同学吴维福家住的，他家在东注沟的南园，是新盖的房子。一个土炕，我们住了四个人，简称大通铺。别问怎么住的，也别问是不是卫生，因为这在当时已经很牛了。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在当地找到可以容纳住宿的同学家。我们与现在孩子的待遇，压根不是一个世纪，没法比。这样说起来，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孩子，确实是溺爱了。
学校是不提供饭的。即便是卖馒头，无论贵贱，也没人会买。学生从家里带饭，放在学校食堂蒸，哦，免费的，蒸不要钱。这要带两个饭盒，一个放馒头，饭盒上面标上名字（我们为什么体质好还抗打击？是因为我们那时天天享受高温消毒！）；一个放咸菜，直接放在课桌下的桌洞里（没有抽屉）。对，所谓食堂，不是就餐的地儿，排队进去，找好自己盛馒头的饭盒，回到教室里面，课桌变餐桌。好一点的家庭，用大油（猪膘子用锅炼化出来的油）炒点咸菜，那时的学校美味。吃饭时翻一下盛咸菜的饭盒，那是统一的标配动作，若是能够发现里面有块残余的油脂拉，即便是细的像牙签，这顿饭也会吃得有滋有味。
上初中还需要干什么？不要有疑问，回家问问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吧。除了学习赖宁等国家级好少年之外，还要勤工俭学。其他地区我也有问过，大多是一个模式，略有差别的是东西不同而已。学校分给每个同学两只小鹅仔，让拿回家养，一个学期之后送回来，确保是活的，且每只必须足5斤以上！每个人都会有疑问，中间死了怎么办？学校的回答特别的霸气，学生自己养的，学校概不负责。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要把我们这些学生全部打造成养殖能手？！如果一只也拿不回来，那就按照市场价每只5斤的价格，把钱交给学校。我勒个去！这不是笑话，不必惊奇。需要让你惊奇的是，学生们兴高采烈的拿着那两只可爱的小鹅仔，送回家中，养的热火朝天！学期结束后，发出去多少鹅仔便会收回多少成年鹅，一只不少，就连颜色都一样。难道我们真的自学成才？难道我们全部是社会主义新时期下的天才养鹅能手？不是因为我们厉害，而是学校给出的成年鹅的价格较高，不如自家在附近村里买上两只，然后送给学校，这中间至少还得有五块多钱的差价呢！五块多！接近一个孩子半年的零花钱，这个账，有得算。不仅仅是养鹅，校外还有一块勤工俭学实验基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勤工俭学嘛，播种、除草、喷药、收割，全部是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做，实在没有课外时间的，那就废除体育课呗。
说说初中的同桌。有印象的，三个人。
第一个同桌叫王梅，瘦瘦的，那时比较高，挺凶。她是我这辈子，唯一一个把我打哭的女孩。其实没别的事，就是胳膊过了划分好的三八线，她连提醒都没有，直接拽着我的耳朵，把我按在桌子底下一顿胖揍。我又怎能咽下这口气呢？士可杀不可辱。面对凶巴巴的她，我想了一下，来了个综合权衡，还是跑到办公室找老师了。语文老师李维平个子不高，听我哭诉完经过，简单的一句话，让我扭头爆走，从此坚决再也不找老师解决这类问题。“连个女的都打不过，你还好意思过来跟老师说？”啊啊啊，不带这样的，你还是老师吗？！
再一个是王晓冰。这是个“官二代”。刚开始偶尔的还会给我带点鸡架子吃，偷偷的放在桌洞里，从她那一边的底下传到我这一边，趴在耳朵上悄悄地说，“这是我偷带出来的，给你的，快吃，别让人看见啊”。那个时候我两眼冒起星星，心里想，要是天天给我带鸡架子就好了，我剩下个带回家给妹妹吃。好景不长，可惜她很快就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去了城里。可惜，我没有那个吃货命，从此鸡架子断货。每到午间吃饭，就会不自然的想起可爱的同桌。
第三个叫曹启录。他是回来复读，目的就是为了考个更好的中专。我们俩成绩都还不错，谁都不服谁，每天早自习相互检查背诵课文，各位，带标点符号的。除了数理化不能背诵的之外，其余的科目平分秋色。各自骄傲的不得了。这个时候的前桌又是我的那个冤家～王梅。她现在变本加厉了，上自习课时，她安排我替她理头发。她把长头发往后一甩，正好在我课桌上面，我的工作就是把有分叉的头发劈开，奇怪的是，我毫无怨言，且乐此不疲，或许我已经被她彻底征服。记得边上有个叫郑军的同学，这是富二代，觉得这事挺有意思，就偷偷的去摸她的头发，试图替我分担劳务，不料被王梅同学及时发现，回过头来一顿狂风暴雨，把郑军同学委屈的噘着个嘴，怎么也没想明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滴。
若是初中还有印象的，就是运动会了。记得一直站排头的我，曾经参与了一次撑杆跳，应该是第三名。百米短跑也参加过，胖乎乎的我输了个一塌糊涂。那时的撑杆跳用的是竹竿，别提竹竿的弹性，那么粗的竿子，就看你的助跑能否撑起自己的体重了。据说，这是注沟一中别出心裁的一项体育运动。高中时聊起，其他学校压根就没有，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的成绩在高密市也是第三啊，哈哈哈！那年的撑杆跳第一名是乔伟。
若是再回到那个年月，我宁愿考中专，目的不是进入政府机关，而是提前不用再交提留。或许，我考上中专后，父亲一高兴，也不至于那么的劳累，也不至于提前离我而去。
中考完之后就放假了。父亲带我到西河去网鱼、网虾，预备我上高中的学费。那个时候似乎是考高中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学校乔校长的一句话，他告诉我父亲，你的儿子就是个大学耙（pa）子（铁定是个考大学的料），考中专纯粹是瞎了孩子的前途。可悲的是，父母对校长的话，奉若神明。
这期间有很多的老照片，需要在家里好好找找，或者我等着老同学们提供一下，日后作为每个章节的作证，在最后一章中与大家分享。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