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父亲撒手离开我们，时隔12年后，母亲也走了。一个人不管你年龄多大，没有了父母，你便成了孤儿。正如大家常说的: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仅剩归途。
生活因为厄运，因为父母不在，"家"突然间变了概念。故乡渐行渐远，自己也成了一个孤独的漂泊者，只有流浪的足迹，难有靠岸的感觉。
父亲在时，从来没仔细去想过，逢年过节，姊妹聚在一起，常常议论:"假如父亲先母亲死了，我们家里会怎么样?"，得出的结果空前的一致:"肯定不好过!"可见，在那个时候，父亲存在的重要性。因为父亲脾气好，浆衣洗裳，煮米做饭，样样都来，所以村里人给了我父亲一个绰号:树庭姨娘。别人这样叫他，也没看见他怪憎过。我至今不明白，我们儿女们为什么叫他"伯爷"，而不喊父亲"爸爸"。那个年代，靠的是工分吃饭，父亲每年一季抱坊，给人家孵些鸡鸭，是大师傅，孵上八水十水，能挣不少钱回，再有乡邻做生祝寿，婚嫁喜事，父亲厨子手艺好，能请上我父亲，东家还会拿我父亲的菜，向客人炫耀一番。
虽然我们姊妹多，因为有父亲的两门手艺，在生活艰难的年代，经常受饥荒而死的人不少，但我们不仅没吃什么苦，而且还能读上书。
父亲一生没什么嗜好。不吃烟，也不喝酒，唯一的是和一些爹爹姥姥们抹抹"上大人"，多半还是赢多输少，他也从不因为抹牌而误了家务和做饭。
每次抹牌回来，母亲都会去问:"今天怎么样?"
父亲回答最多的"又嬴了个猪肚子"
然后将钱分一半母亲，第二天赶大早去六里外的街上，买上满满一篮子菜，有肉，有小鱼小虾。冬天箪上铁三角炉，架上劈柴，煮上满锅用五花肉爆炒萝卜片，加上大白菜，做成大杂烩，吃得既暖和又香。夏天里，用竹蒸笼把自家做的馒头垫底和着米粉拌的五花肉，搬出大竹床，一大家人围坐竹床一端，剩着凉，吃着香喷喷的蒸肉。忙进忙出，满头大汗的一定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喝农药自尽的。母亲的哭诉，家人的猜测是父亲得了一场病，动过手术。其实，动手术是我刚师范毕业，是集体坚决不插"八一"秧的双抢季节，我一直陪在父亲身边。
父亲为尽可能少花钱，找到自房在道桥镇上医院当院长的侄子，在县里请人来动的手术。
手术后，父亲总感到肚子仍隐隐地疼，上县医院复查，医生说:"活动太少，肠黏连了，必须重新手术。"
父亲推脱医生:"我家四儿子这两天要处对象，带女朋友家里来，我得先回去管管再说"
父亲是不是怕痛，还是年岁已高，怕拖累儿女，父亲到底作过怎样的斗争，还是忍心离开了我们。
我实在是个不孝之子。谁能想到，刚刚在我不用家里负担，能教书赚钱，尽一份多年来的孝道，就这样没有了父亲。
人的天性是需要有一个家，无论年小年长，需要父母活着，只要这样，才感觉到生命的温暧和实在。父亲的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苦难。世上别的苦难，我们都可小心躲避，躲避不了，可咬牙忍受，可熬日子，螺丝弯弯九，总会有出头。唯独死是既躲避不掉，又无解脱之路，除了接受，别无选择，所以，对父亲的愧疚，除了思念，只能更尽心去服侍母亲了。
父亲也有和母亲吵架的时侯。父亲有记日记帐的习惯，母亲兜里还有多少钱，自个儿用的钱都能算得一清二楚。母亲往往对此不满，说父亲小气，也不满父亲藏钱。我也见过父亲藏钱，有时把钱压在床底，有时还放到睡柜，刚做抱坊回来，领的钱多了，父亲先用布包了，再裹上塑胶，小心翼翼揭开一块砖，把钱放到墙肚里。艰难日子里，这么多的子女，如果没有父亲的节约，莫说读书，就是吃饱肚子都成问题。
我也有埋怨父亲的时候，高二年级下半年(高中二年制)，班主任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催促我快点把剩下的九元学杂费交了。回家找父亲，父亲摊摊手，让再后推一推。终有一天，镇委书记的儿子，一贯跋扈，不可一视，大家都看不惯的同学，和他狠狠地打了一架。架是我赢了，理可在我一边，不屑学校晨会的点名批评，晚上约上另外一个同学，清理好铺盖，翻进食堂，把蒸饭的铝盒子丢进厕所，连夜逃回了家。
父亲也曾懊悔没交上那九元钱。组织后来在农村选拔优秀青年干部，通过了文化考试，最后因为没拿到高中毕业证丢失了一次当官的机会。
"唉!怪我没拿出那九元钱，不然我四儿子早是干部，说不定有机会混个局长县长。"
父亲总觉得愧疚我的，偷偷托人买了块手表，我戴上的那天，父亲从没笑过的脸也格外得意。
"你当老师了，要掌握时间，给你买了块表，你戴着试试。"
"表带长得点，要不我现在去街上修表的下一截。"
"不用，长一点，戴着舒服。"
那是一年冬天，我把父亲买的表露在棉袖外，明晃晃的上海全钢不锈机械表，让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格外的神气，心里美滋滋的。
我常常想把父亲生活片断用文字记录下来。我反复读朱自清的《背影》，从他淡淡的笔墨中看他与父亲的情深，我做不了朱自清，能把父亲的背影，刻画得那样鲜活而真实，并入木三分，他能把父亲那铁骨柔情，抑或粗犷写得如此细腻真挚，但我的父亲一定比得上朱自清的父亲，一定比得上朱自清写出来了而我写不出来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