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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中老奶奶拉着曹斌的手说:“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不要去抓那个药贩子。”那一刻，曹斌的眼神中透露出挣扎之色。作为一名警察，法律的执行者，查处贩卖假药是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但是，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面前，他犹豫、纠结，一边是法制的约束，一边是道德的拷问，最终他屈从于内心，艰难的吐出一个字：“放！”
随着售卖假药案件的深入推进，曹斌饱受煎熬。那些在病痛的折磨和生活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却依然咬牙活下去的患者们，让曹斌深陷情与法的泥淖。于是他选择退出。作为执法者，曹斌是不合格的；作为普通人，他却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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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法的争论持续不断，利益各方争执不下。站在法律的角度，走私、售假、侵权等犯罪行为都是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白纸黑字，犯罪事实确定，不论是不是出于善意，有没有盈利，都必须接受惩罚，严格执行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从制药方来说，研发药品本身就是一场豪赌，他们投入了巨大的资金进行研发，却被人盗取成果导致利益受损，依法追究本就无可厚非。然而，患者及患者的家属何止千万，弱势群体的呼声不息，生命不止，想要活着，何罪之有。法理与伦理、利益与生命，如何抉择？
“我犯了法，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看着这么多病人用不起进口的天价药我很难受。我相信这一切都会改变的，今后会越来越好，希望这一天早一点到来。”这是影片中程勇在法庭上的自白，简短却深刻。触犯法律接受处罚，这是原则。出于同情帮助他人，这是善意。但是，一时的侠义之气只能短暂影响局部，社会的稳定发展依然要靠法制。在规则内释放的善意，才能发挥更持久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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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有一个细节，程勇曾问过警察售卖假药被抓判刑几年，警察回答是十到十五年。而结尾宣布审判结果时，程勇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这恰恰彰显了法律的温情。法不容情是为了公平正义，执法必严是法治之准则，执法者不能被情理牵着鼻子走，犯罪者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买单，这才是正义。
于欢辱母杀人事件就是法律与伦理博弈的典型代表。于欢从一审的无期到二审终审的有期五年，体现了法并非不容情，情与法也不是天然的对立。于欢为其杀人行为负责，而法律也给正常的人伦道德留下空间。法律是冰冷的，但法治精神是有温度的，正视人心，珍惜民意，这是法治社会的进步，也是对“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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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中，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存在着不公、不义等诸多问题，这是客观事实，不容回避。也许我们会时常感慨法律的冷酷无情，感叹天道不公，但是法治信仰必须根植人心，法律才是治疗社会顽疾的特效药。
那么情理何在？在人心，在法治精神。借用《我不是药神》程勇的自白，我相信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今后法律会越来越完善，希望这一天早一点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