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冬月了，腊月初的时候，母亲一天三遍地念叨：“丫头快回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老头还会搭茬：“嗯呢，快了！”

但是，过了几天，母亲还时不时念叨：“这下丫头真快回来了。”

老头装作没听到，继续看着他的电视或者手机。

“你装什么聋，没听到我和你说丫头快回来了吗？”母亲拉着父亲的胳膊，趴在他的耳边大声喊着。

老头抽回胳膊，斜着眼睛，不是好气地说：“你那么大声，谁能听不到！”

“你听到了干嘛不给我回个话！哦，就我想丫头是不是，你个没良心的一点都不想是不是？白瞎我丫头给你买那么多吃的、穿的了！都喂了狗了！”

越说越激动，越说声越低，说着说着眼泪就要来了。

老头一看这架势，赶忙说：“我能不想嘛！一年才回来这一趟，一年才见这一面，我这不也盼着她回来嘛！”

说完，老头就沉默了，母亲也沉默下去了。

“也不知道今年让不让回来。”老头悠悠地补充了一句，“唉，都是疫情闹得。”

“唉，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母亲也叹息地说。

“我看够呛了。”

“嗯呢，疫情太严重。”

“别让她来回走了，忒危险。”

“这死丫头也是，回不回来也不给个准信儿，也不知道先打个电话回来。”

“估计她也闹心呢。”

“唉！”

随着一声唉，我在客厅又听完了一轮老俩口的交锋。

随着疫情的蔓延，新闻上早早地发布了非必要不回家过年的倡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老俩口还是不死心，每天都在牵肠挂肚的找各种理由吵一会儿。

从开始的担心到后来的习以为常再到现在的麻木，我已经想不出来阻止的理由了。

今天腊月十六，我点开通讯录，找到老姐的电话，拨了过去。

“嘟嘟嘟”

三声还没响完，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小弟，怎么了，啥事？”

“你赶快和你爸妈打会儿电话吧！我是受不了，一天因为你回不回来的事儿掐八百遍。”我夸张地描述着老俩口的事。

“哈哈！着急了啊！再着急也白费，今年是够呛了，上面已经发通知了。”

“那你咋不早点说，都告诉老俩口啊！”我瞬间炸了。

“这不刚接到通知，明确说不让回去了嘛！本来我还寻思能回去就回去，等到回去了好给你们惊喜！”

听到老姐的话，我赶紧劝道：“拉倒吧！惊吓还差不多，赶紧在那过年得了，别回来了，别因为你一个人整个小区人遭殃。”

许是听见了我和老姐说话的声音，老俩口也从卧室出来了。

“你姐打电话了啊！快拿过来给我。”

母亲边说边抢我电话，拿到手之后，还得意的对老头说：“你看吧！我丫头就是想着这个家。”

之后，温柔地对着电话问道：“丫头啊！现在还忙着呢？你那头疫情咋样了？”

“没啥事了，早让我们上班了，三班倒，做好防护没事！”

“嗯呢，出门啥的别忘了口罩，回家之后用酒精啥的洗洗手和脸，记得窗户通风，多用八四拖地……”

这头母亲嘱咐着，老头侧身听着，那头老姐嗯啊的答应着。

一个电话，仿佛邮递远方的邮票，这头牵着我们，那头牵着老姐。就像每年过年一样，母女俩坐在沙发上，磕着瓜子，说着家常，老头一声不响地坐在旁边。

今年是个特殊年，共克疫情，人人有责，虽然不能为战胜疫情做些什么，但至少不能添乱。

听着她们娘俩絮絮叨叨地说着，我起身取来了瓜子，递给母亲，笑着说：“今年看不到你姑娘了，但是该有的流程不能落下。”

母亲也开心地笑了起来，眼角的皱纹似乎都开了一些，抓起一把瓜子，对着电话那头的老姐说：“你瞅瞅你小弟，给我拿过来一把瓜子，说是让我和你唠个够。”

“嗯呢，行，咱娘俩唠个够，我也有好多话想说。”电话那头传来了老姐高兴的笑声。

娘俩有说有笑地说了起来，我和老头坐在旁边听着，时不时插上一两句，就像每年看春晚包饺子的时候。

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噔噔”的提示音打断了这畅聊的时间，欢乐的气氛也陡然凝住。

“丫头啊，电话没电了，保护好自己，过年包顿饺子吃！”

“嗯呢，妈，我知道了！”

还没来得及道别，通话的声音戛然而止。

老头一声不吭，站起来，找出一根烟出去了。

母亲看了看电话，又看了看老头，这次没喊老头，自己回屋了。

我拿起电话充上了电，开机打给老姐一句话：

没事少出门，过年吃顿好的，记得打电话。

不一会儿，老姐回复了一句：

你们也是，替我和爸妈说声对不起，我也想回去陪陪他们，可今年真回不去了，让他俩别担心。

我回复了三字：知道了。

其实我不说，老俩口也知道了老姐回不来了，虽然三个小时问过一句，但是放下电话的瞬间，老俩口满满的牵挂跃然脸上。

不是不能问，不是不敢问，而是怕问了以后，让老姐更添烦恼。

幸好还有个电话，尽管我们在这头，老姐在那头，一通电话，让老俩口安心了不少，过年的时候，虽然看不到老姐，但是能听到声音，至少也算是一个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