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是秦王朝。当时秦始皇前无古人，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进步主义”上吃了大亏。秦国虽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可是对大一统“有机体”应该如何构建，却毫无经验。

秦始皇设计的政体，君主有绝对的权威，有无限的权利，臣子和百姓啥都不是。看过80年代电视连续剧《秦始皇》的人，肯定印象深刻。里面有一句台词：“哪个还敢多说话”。秦始皇的权威，是100%的。一言九鼎，任何人都不能违抗他的权威。这种制度也没有校验和否定的机制，只要皇帝发布指令，就可以逼到蒙恬自杀，逼到扶苏自杀，逼到李斯腰斩，就可以把其他的王子公主，杀得干干净净，甚至逼到重臣指鹿为马。

而事实上，这样一种“体制”运行的结果怎样呢。结果非常糟糕——秦国只维持了不到30年，就崩溃了。像这样“绝对君主制”的体制，君王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君王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可能被官宦，女官们控制。你皇帝再强势又如何，还不是被十六个宫女勒死。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强势无比。他既镇压左翼，也镇压右翼。把自己四五个盟友，全部都弄死。最后，一场宫廷政变，死得无声无息。只要五六个卫兵，就把他送上了脚手架。

后代的政治家，痛定思痛。认为“宫闱”是很容易被控制的事。为了防止“绝对皇权”被太监宫嫔卫兵，轻易控制。因此在皇帝身边，还要加二个“士”。在象棋中，可以看到“士”是内庭的，而宰相反而是外庭。“士”有这样一种功能，即“皇帝被控制时，他可以解锁”。换句话说，它不仅可以拒绝皇帝的命令，还可以废立君王。“控制论”是很复杂的。“士”如果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可以抗拒君王，并且策立君王。那么有心人立刻问出，“士”才是真皇帝，皇帝是傀儡皇帝。好比罗马帝国的末期，“禁卫军”完全控制皇帝的废立。禁卫军才是真曹操，皇帝不过是木偶傀儡。

那皇帝怎么办呢？秦朝之后中国“皇权”最终设立的，其实是一个复杂有机体。在代表正统的最高皇权外围，有很多相互制约的力量：宗室，外戚，宦官，文官，武将，地方豪强等。这些力量的形成与相互制约，开启了上演东汉豪族党锢斗争轰轰烈烈的大幕。

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同姓同宗的集团；是一个以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东汉的豪族，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般高官和地方豪强。

东汉宗室封王或公侯，并无很大影响力，或因王的诸子不能袭爵的封王子侯。历代王朝宗室是威胁皇帝地位的最重要一股力量，因为宗室是唯一有正统名分当皇帝的。南北朝很多皇帝，干脆把自己兄弟全部杀干净。虽然东汉诸侯王及王子侯其实数量并不少，势力却不见得有多大。虽然有很富的如济南安王康“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但不等他造反，就先被削了五县。到明帝封诸子为王，则租入限于几千万，再以后封王的事情也很少了。

外戚中许多本来已是豪族。东汉的采女制度是中大夫与掖庭丞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良家童女”，因此他们很容易与豪族联络，结果使得诸后贵人十有九出于豪家。如章帝窦后，是窦融曾孙女，泚阳公主女。窦氏在西汉有文帝窦后，已然是外戚，后来历代都做两千石。章帝之后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的哥哥窦宪遂执掌大权，计无不从。窦宪带兵大破匈奴之后，封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后来窦宪居然图谋篡弑，和帝只好与“谨敏有心几”的宦官郑众定谋，出其不意，发守卫京师的兵，闭城收捕窦氏党羽，又把窦宪等逼死郑众被封为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这是宦官参政的第一声。顺帝时期，封梁商的女儿为后。桓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商的儿子梁冀做大将军辅政。梁氏在西汉时期就已是大豪族，梁冀做大将军时的权威，也又过于窦宪窦宪只封两万户，梁冀则封三万户。梁氏可谓浊流豪族的典型，虽已富倾天下，还要设计吞并其他豪族。他派出的官吏，都使宾客登记所属各县富人，设法诬陷他们下狱，讨钱来赎，出钱少的就被杀掉或者徙边。梁冀在朝廷上的势力也极大，目无君主，朝中十有八九都是他的党羽。可以见得大权是如何逐渐落入到外戚手里。

宦官成为豪族，是东汉后期的事。宦官之所以能能一步登天的突然发展，成为豪族，与权力的中心——皇帝有很大关系。皇帝往往不信任外戚或者朝中大臣，而信赖整日陪伴在左右的宦官，这些宦官后来确实也成为除去自己威胁的重要帮手。桓帝时期，皇帝被梁氏欺压地厉害，只得也袭用和帝的故智——在厕所里同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宦者合谋，也动用中央卫兵，围住梁冀府，逼他夫妇自杀。梁氏这一豪族，算是断送在宦官手里。宦官虽打倒外戚，自己也不是清流。单超等五人同日都得封侯，比郑众的乡侯还高一级。单超不久即死，其余四侯，都很专横，天下称他们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灵帝时候，张让、赵忠等十常侍，“封侯贵宠。父子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毒害”，竟成为引起黄巾之乱的直接原因。亲身篡汉的曹氏，正是中常侍曹腾、曹嵩之后，可知宦官的势力，足以亡汉。

高级官员和地方豪族，也很难分开。这些豪族所在地域，差不多遍及全国，如：“北海公孙，河东马氏，清河赵刚，渔阳阳球，京兆张春，汝南袁闳，颍川韩氏，上党陈龟，弘农杨振，犍为张纲，山阳王龚，下邳陈球，敦煌盖勋，太原王允等等不一而足。”许多大姓往往历数百年不衰，在各朝代都能当大官，足以交通侯王，为它乞命。如明帝时期的廉范，上距廉颇三百余年。又如江东陆续，三国有陆逊、陆抗，晋朝有陆机、陆云。许多地方豪族虽然过着富裕的生活。但是却不一定有政治地位。汉朝入仕途的方法大概有三种：选举、辟除、任子。而选举采取的是所谓的察举制，地方豪族往往能利用这个制度使得家庭成员得以做官，有些地方的孝廉、茂才可以连续几年出自同一大族，常言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这几种提拔官员的制度，导致了社会权利与财富的马太效应——地方豪族往往更加容易出官员，而政治上的得意更加提升了豪族的势力。

东汉豪族中有一支值得注意，即清流豪族。清流是“不甚富而有知”。他们的经济实力，不及浊流。但他们虽不能给予人很多的“利”，却能于利之外，同时给人以“大名”，所以依附的人也不少。东汉初诸帝，都奖励经术，顺帝后游学盛行，至有三万余太学生，为西汉的十倍。多数太学生之来，恐怕不是为了读经而是为了做官。他们也算是一种议民，常常批评政治，讲论人物。公卿有的怕他们贬议，至于亲自到门来同他们结交，太学生也乐得借此交通权贵。如郭太、贾彪等乃率领三万余太学生，与李膺等互相褒重。这样太学生和清流大臣就结成了党，后来同宦官斗争而被禁锢。第一次党锢发生在延熹九年，李鹰做司隶校尉的时候。李膺刚到官十日，就杀了宦官的弟弟张硕。东海相黄浮杀了宦官徐卧虎的兄长徐宣。如此几案，可视为清流豪族对浊流发起的一次进攻。浊流在名分及权势上竞争不过清流，只得向桓帝求助，告发李膺等人联合太学生结为党人。桓帝大怒，下诏郡国捕党人李膺等共两百余人，禁锢终身，至此第一次党祸就这样结束。这次党锢不过是一个序幕，清流浊流的正面大冲突还在后面。桓帝死后，没有子嗣，陈藩、窦武等人，定计迎立幼主灵帝，窦太后临朝。陈藩、窦武当时为清流领袖，得到太学生拥护，又身居显位，决心努力铲除浊流。可是宦官曹节、王甫却掌握灵帝，动用京师卫兵，捕获所谓的党人及大学生。此后替党人说话的，都不得好结果。宦官等一派浊流，十分得意，宗亲宾客，布满州郡，宰杀天下。但人究竟不是鱼，不能听人杀尽，于是黄巾的暴动起来了。

在豪族之间相互竞争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皇权的衰落。原来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宗室、外戚、宦官、大臣、地方豪族，起到的作用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并且相互制衡以防某一支力量做大。但是在东汉后期，世家大姓越做越大，如汝南袁氏，四世三公，在地方上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震吓一方。皇权在外戚和宦官的相互干扰下。皇帝的权威也越来越小，最后竟被董卓“弑主鸩后，荡覆王室”，天下也四分五裂，地方上豪强各自为主。

因此，倘若有人说，中国自古以来是极端专制的封建王朝，皇帝有绝对的权力与权威，那他一定没有深入理解中国历史。实际上在几千年史书中，真正有能力做到绝对权威的皇帝恐怕屈指可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雍正乾隆。大部分皇帝其实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皇帝周围有宗室、外戚、宦官、大臣、地方豪族的辅佐与制衡，才能治理的了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使得几千年的统一民族得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