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24年春，泰戈尔来华访问，北京城很是轰动。泰戈尔在京期间，下榻在史家胡同西门公寓，北大当时指派陈西滢和徐志摩负责接待。正巧陈师曾、齐白石等组织的北京画会刚成立。这天大家商量开会地点，中国漫画的创始人、陈寅恪兄长陈师曾就提议在凌叔华的大书房开会，以吃茶代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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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就趁机邀请陪同泰戈尔访问的印度画家兰达.波士赴会，结果兰达.波士、泰戈尔、徐志摩、陈西滢一起来了，胡适、丁西林也来了。从此以后，徐志摩、陈西滢成了凌府的常客。

而凌小姐的大书房成了京城大文人的沙龙，这个沙龙比林徽因小姐的沙龙早了差不多十年，前者叫“小姐家的大书房”、后者叫“太太的客厅”。而两个常客中的陈西滢后来成了凌叔华的丈夫，而种种迹象表明凌叔华与徐志摩差不多就是林徽因与徐志摩关系的翻版。

凌、徐相识时，正是徐志摩追求林徽因而不得的失恋之时，才女与才子，年龄又相仿，所以二人关系进展很快，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也有人引用1983年凌叔华写给陈从周的信“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其实，这封信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这封信的潜台词是如果不是因为陈西滢和小曼，我是会考虑的。

其实凌徐的来往，当时已有些风言风语，所以凌叔华写信给胡适开脱说志摩的信中的话语是半疯半傻的自娱，他们二人都以文友视之。徐志摩对于凌叔华那份感情是要超过陆小曼，他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

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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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说诗人就喜欢夸张的语言，可诗人夸张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徐志摩拜访过曼殊菲尔，他译过曼殊菲尔的诗，为曼殊菲尔写过长篇的祭文，我写作此文时特地统计了一下，此文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赞扬曼殊菲尔的外表、声音和神态的美。这样的一种才貌双全的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毕竟凌叔华当时在文坛上的影响要超过林徽因。凌叔华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地位也只是林徽因可以撼动。

徐志摩搭乘的那架失事的飞机的目的也是为了听林徽因的一次讲座，而徐志摩在接编《晨报》副刊后，曾请凌叔华选一副刊头，新婚后的凌叔华绘制了那张有名的贺年片《海滩上种花》，可是徐志摩后来居然做了一个同名的演讲，这是一种怎样的深情？

1928年北伐军逼近北京，徐志摩就致信陆小曼说要去没有男人的凌叔华家住几天，这是一种怎样的牵挂？也许只有徐父徐申如了解儿子，所以他在徐志摩下葬后，曾请求凌叔华撰写徐志摩墓碑。凌叔华、徐志摩没有走出关键一步，原因很多，有人说是凌叔华是姨太太之女，目睹过母亲地位的卑下，而她下嫁徐志摩，就有成为徐志摩姨太太的嫌疑，因为有张幼仪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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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徐志摩的情感纠葛本可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可是却极少有人愿意提起，或许是关于徐志摩的感情方面做的文章已经太多，或许是这牵涉到一些当事人，人们就不愿意提起。1931年凌叔华在《晨报.学园》发表了深切悼念徐志摩的《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柯，在这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你真的不回来了吗？”

这是一种怎样锥心的痛疼？这是一种怎样的刻骨铭心的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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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徐与张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则是乘虚而入造成了事实夫妻。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八九月间，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某日“晨间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庆(王赓，陆小曼丈夫)亦同时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希望他与叔华联姻，故见申如七叔到来，即说：叔华有信。在枕边将信交与父阅。王受庆跟着同看。

志摩看受庆脸色大变，于是在枕边一看，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闯了祸了，因为小曼写得情意绵绵，无怪王受庆脸色变了，赶快起来，将叔华的来信送与父亲，将小曼的信取回。王受庆信已看完，出门走了”。

他追求林徽因失恋后,曾一段时间内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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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1925年3月赴欧前，将一只藏有记载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关系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还戏言他出国若有不测，让凌资此为他写传，大有托后之诚，可见交情非泛泛可喻了。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

当时徐志摩正为与陆小曼的私情弄得心力憔悴，去欧洲也是要暂时离开一下，避风头，冷静下来。他身边的八宝箱总不能带着满欧洲地跑，得托可靠的人保管。陆小曼当时自身难保，且箱内有些东西“不宜小曼看”。而此后给陆小曼的信，徐志摩一再说：“只有S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那么，把八宝箱托付给凌叔华是情理之中的事。

徐志摩从欧洲平安归来了，但他并没有将寄存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取回。之后他与陆小曼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并搬到上海去住，仍然没有拿去。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接下来写道：“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物归原主。”

这一段交待得很清楚，但其中“交与之琳”一事，赵家璧于八十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卞之琳回信说

“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道她究竟交给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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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去武昌是1928年随陈西滢到武汉大学的，在她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委托可信赖的人转交，而此时卞之琳还在上海读中学呢！

卞之琳是1929年秋入北京大学就读的，他认识徐志摩更晚，是1931年初徐到北大兼课之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没想到徐志摩拿去后，选了几首交沈从文发表了。

这个时候，卞之琳才开始自称徐志摩的学生。凌叔华何以在1928年就认识卞之琳，且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根本还没见过徐志摩的人？

凌叔华的信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是根据原件排印的，这错误要么是原信中出现笔误，要么是排印者认读的问题。信中有“徽□”字样，这框肯定是因字，大概是原件模糊不可辨认，才用这个符号代替。之琳的琳字，笔划多，不大可能认错，之字就很难说了。校阅者要辨认此字，想到徐志摩熟人中有卞之琳，便这样排印了。这个字很可能是丽字，丽的草写再简化一点，很容易被认作之字。

丽琳是当时与金岳霖同居的美国女子Lilian　Tai－lor，这个名字在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出现过多次。与徐志摩及凌叔华交往甚密的人中叫什么琳的，只有此人。

徐志摩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京后给陆小曼写的信：

“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清代翰林出身，久任京官，家境一定很好，所以能买下那所小洋屋。而那房子正是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从欧洲回来曾住过一段时间的“雪池”。

林徽因他们走后，凌家买下了这所房子。凌叔华到武汉去了，只留下凌家老太太一人，金岳霖和丽琳便搬了进来。凌叔华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托人转交，丽琳是最好的人选。

她就住在自己家中，箱子都不要抱出大门就可交托了；徐志摩若来京，一定会到凌家找老金和丽琳；还有丽琳是美国人，应该知道尊重别人隐私，交予她是最保险的。

凌叔华致胡适的信中没有交待，但她八十年代致陈从周、赵家璧的信中，明确地说是志摩去世后，胡适从她那儿要去的。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有这样一节：

“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 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不意人未见也就永远不能见了。他的箱内藏着什么我本知道，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

徐志摩去世后，沈从文记起这件事，便写信给凌叔华询问。凌叔华没办法交待了，因为她把箱子给了胡适，胡适又给了林徽因。凌叔华知道箱子到了林徽因处，会出些问题，便写信给胡适，暗示他不该交给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