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有许多想解却未解得的谜团。两百多年过去了，对《红楼梦》的理解，依旧是言人人殊，众说纷纭。如，有人认为《红楼梦》就是雪芹先生所写的自传、为自己家族所作的传。其重要证据源于一条批语。
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中，晴雯深夜抱病为宝玉补雀金裘，宝玉不忍，却又拗不过晴雯，“见他（晴雯）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接下来就有了异文，不过意思都一样：一时间听到自鸣钟敲了四下：
而甲戌、己卯、舒序、眉本等由于缺失此回，所以不知道其文是什么；想来也是和这差不了多少的。而庚辰本“一时只听鸣钟已敲了四下”，此处有双行夹批曰：“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法，避讳也。”为什么“敲四下”就是寅时呢？
这就涉及到那时的钟了，不过，这种钟现在已经成“古董”了，极不常见，过去称之为“梳摆时辰钟”；这种钟和现在的钟不同，它不是以十二点为一周，而是以一昼夜，即十二时为一周；所以，其打法也是不同的，它的报时为（资料来自周绍良先生）：
既说是“敲了四下”，那当是巳初初刻和亥初初刻的钟声，也就是早晨9点和晚上9点，这和文中的描述不符，同时与“寅”时是无关的；这当作何解释呢？
既然是“寅正初刻”，也就是凌晨四点，而钟“敲了四下”，那么这个钟和凤姐房中挂的那个钟是不一样的：在“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时候，“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而这“‘当’的一声”正是午正，因为那时是凤姐午餐的时间；而后的“一连八九下”，正是未初，因为午时之后即为未时。可见，凤姐房中的是梳摆时辰钟。
所以，宝玉房中的钟应当和后世的钟一样：逢几点就敲几下。这样就可以解决“敲四下”是“寅正初刻”，否则是不能和脂批对榫的。尽管如此，依旧还有疑问，既然是寅时，那就与文中“没一顿饭的工夫，天已大亮”相矛盾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需要从晴雯补雀金裘的时间说起。
不少红学家将晴雯补雀金裘的时间定在十一月初，这是有道理的：
第四十九回：宝玉笑道：“这倒不妨，原该多疼女儿些才是正理。明儿十六，咱们可该起社了。”（宝琴）今在贾府住了两日。到了次日一早发现下了大雪。应该是十八日。
第五十回：贾母笑道：“这才是十月里头场雪，往后下雪的日子多呢，再破费不迟。”次日雪晴。是十月十九日。
第五十一回：…冬日天短，不觉又是前头吃晚饭之时。平儿把凤姐的猩猩毡斗篷让袭人送给邢岫烟时说：昨儿那么大雪。这至少应该是第二场雪，如两段隔七天，加“咋儿”及今天，共九天，应到十月二十八日了。这一回主要从袭人请假写起，宝玉、麝月、晴雯玩至第二天丑时，“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觉有些鼻塞声重，懒怠动弹。”是二十九日的事了。
第五十二回：给晴雯治病，晴雯服了药，至晚间又服二和。次日，王太医又来诊视。至次日，晴雯补雀金裘。这就到了十一月初了。
所以，晴雯补雀金裘的时间在十一月初是极有可能的。
又“没一顿饭的功夫，天己大亮”，十一月初的早晨四点加上“没一顿饭的功夫”，天是不会亮的，更谈不上“大亮”。于是，脂批“‘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法，避讳也”，是站不住脚的。再说“避讳”，避什么讳呢？原来雪芹先生的祖父为曹寅，如明点出“寅”字，无疑是犯讳的做法。
此时的打钟，无非是为了说明时间之晚；倘若没有打钟的声音，怎么能知道时间是多久了呢？正是由于打钟，才清楚了具体时间，
除此处外，同样还有“避讳”的表现，这从书中可以看出：
第十回“金寡妇贪利权受辱，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中，张太医观过可卿的脉象后，有对贾蓉这样说：“……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现有的版本中，全是“寅卯”，无一例外。若是为了避讳，可以把“寅卯间”改为“五更天”；或者，可以把可卿的病症换做其他病症，也是可以避开“寅”的。
第十三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贾宝玉路谒北静王”中，“凤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儿便请起来梳洗。”同样的，此处不过是为了表明凤姐起床时间比较早罢了，虽然起床梳洗的时间既定，也是可以换一种表现手法的。比如，“自鸣钟敲了一下的时候”。
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蜜意，潇湘馆春困发幽情”中，薛蟠对宝玉提到了一张落款“庚黄”的春宫图，宝玉便在自己手上写下了那两个字，将手一撒，与他看道：“别是这两字罢？其实与‘庚黄’相去不远。”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想必是这两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画过春宫图的有名的画家，不只有唐寅，还有其他人；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要用唐寅，而不用其他人呢？如果仅仅是为了避讳，那么应该是可以换作他人的，这样反而更能说明这是一种“避讳”的方法；更何况，这还是属于恶搞性质的。
第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中，尤二姐吞金死后，天文生回说：“奶奶卒于今日正卯时，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时入殓大吉。”如果要避“寅”讳，完全可以改变尤二姐的去世的时辰，那么入殓时辰自然也就改变了，也就用不上“寅”时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是“避讳”之言，那还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可见，雪芹先生是不避讳“寅”的，那么，他避讳其他什么字吗？
有人认为，雪芹是避讳“玺”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寅”又和“玺”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且看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迷贾政悲谶语”中，贾政给贾母出的一条谜语：
“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用物。”贾政将谜底悄悄说与了宝玉，宝玉又告诉了贾母，贾母故作思索状之后，便猜出了谜底——“砚台”。端木蕻良认为，谜底就是“笔洗”、“玉玺”，“透露着曹家祖宗的尊讳”。因为在此谜旁有夹批曰：“好极！的是贾老之谜，包藏贾府祖宗自身，‘必’字隐‘笔’字。妙极，妙极！”
“洗”和“玺”谐音，雪芹先生的曾祖父为曹玺，而曹玺的的字为“完璧”，“必”与“璧”谐音，如此才能说明暗含“祖宗自身”。
端木先生说：“曹玺居于祖宗地位并未动摇，所以，这一则‘谜语’可作铁证。这就是曹雪芹的祖先是曹玺，字完璧。”“这可和十四回批中：‘作者不负大家后裔’语，互相对看。”“足证批书的人，确实知道曹雪芹的家世内幕，才能写出这样的批语来。不知内情的人是凭空捏造不出来的。”“可以说明庚辰本既是可靠的，绝非伪作；脂砚斋也是曹雪芹同时人。”
同一回中，却也有不避“玺”讳的，宝玉读《南华经•外篇•胠箧》：“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试想，如果非要让宝玉悟点“禅机”，为什么非要用《庄子》呢？再退一步说，即使用了《庄子》，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一段话呢，难道《庄子》里只有这些才能够“悟禅机”不成？更何况，“焚符破玺”中还含有一个“玺”字呢。尽管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玺”，也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如果真要避讳的话，全书中定然不会出现此字。以《史记》为例，其作者司马迁的父亲为司马谈，《史记》中找不到一个“谈”字，可见古人避讳之深。
既然曹玺是雪芹先生的曾祖父，而曹家的真正兴盛也正是始于此人；那么，为什么雪芹先生在此处偏偏不“避讳”呢？还要如此地写出呢？不免令人费解。
其实，雪芹先生是不避“寅”的，自然也就不会避“玺”了。如果真是这样，是否意味着，曹寅、曹玺与雪芹先生的关系，算是跌入“迷津”了呢？而这，又并非本文探讨之内容了。
正是：
原本红楼无避讳，只因批语出端倪。
算来终是味难解，一任东风吹到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