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环境和家庭非常具有破坏性。一方面，家庭要求个体抑止他真实的感觉，而去追求无意义的目标，这阻碍了真实的（真正的）行为。等到个体成人以后，个体与其“真实的自我”完全分离。表面看来，个体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上却受到很深的伤害。莱因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个人发明出来的特殊策略，以便能够在没法生活的情境中生活”。

——王蕾《存在精神病学：莱因研究》

精神病人大概在当今的社会文化里或是在以前，都是会被划分为“异类”的族群的，想来在很多人眼中，精神病人已算不得“人”了，至少不会以对待所谓“正常”的人心态去与之应对的。如果，一个人患有某种身体上的疾病，头疼脑热，周边的人多少都会给予一些“关照”，得到一些慰藉，甚至还能享受一点“特权”。但是，如果你听闻身边有一个得了精神分裂症的人，整日地在一旁疯言碎语，举止癫狂，做一些你认为“不合常理”的行径，遇上这样的“病人”，存些“善意”的，就会奇怪，“怎么竟然就会疯了！”，然后摆摆手叹口气也就离开了；“胆小”一些的，就会“惊呼”起来，“这怎么可以，快把他抓起来关进精神病院里！”仿佛在他的眼里，病人就变成了一个斗狠的怪物，随时都会袭击人的；还有些好事者和一些稚嫩的孩童，觉得有趣，就会扔几个小石子，捅几下树枝过去，看见那还是个“活物”，便觉得有趣起来。

那的确不是一个等同于我们一样的“人”了，就跟是动物园里任人观赏的动物，没什么两样的。对于“疯子”我们总是会自然地就怀有“异心”的，这一方面隐含着的意思是，我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也在昭示着在说你是“不正常的”。这“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强行地划出了一条界限分明的边线，活生生地把“人”分裂了开来。这又多像是精神病人的症状，只不过他们“分裂”出来的不是人的本身，而是自身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分裂。

当我们在判定一个人是否正常与否，会有一个预先的假设，那就是需要用一个制定好的标准和所要比较的事物做参照，符合就判定“是”，反之，则是“否”，这是近现代通行的科学主义做法，许许多多的学者“乐此不疲”地在这条道路上奔跑着、追逐着。当然，这也包括了精神病学家，于是，就有了一群精神病学的科学家，集中到一块儿，他们几经翻阅文献，参考病历，最后，共同绘制出了一套用来判定精神病的诊断标准。接下来，作为精神科医生对于诊断来讲就相对简易了起来，因为有了可以操作的标准可以对照。“标准化”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可以快速便捷地生产出大量所需要的商品，很受“逐利”的现代人欢喜。当人类把心理问题或者是精神问题也用“标准化”、“结构化”的科学来“以正视听”时，科学的脚印也在不知不觉地把人“异化”成了机器，这也是所谓的“非人化”。

这是人类进化中“悲哀”的地方，人类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被世界上一个有一个的“标准”给捆绑了，我们看不到自身被绑缚的“痕迹”，却能很容易指责他人没有被“束缚”住。而即便是那些制定“标准”的权威者，他们很得意地以为可以凌驾于标准之上，但最终都不得不受到自己定下的标准所限制。就比如那些精神病学家拟出来的判别标准，当它形成了社会“规范”之后，就算是精神病学家也是须要在这些条框里做人行事，倘若出了格，做了些符合“判别标准”的行为，恐怕也是难以脱掉“精神病人”的嫌疑的。这大概就是，标准一旦形成，无人能够独善其身。“自己挖坑自己跳”，这是人类生存处境中很形象的一个比喻。

至于精神病的判别标准如何制定，也就是为何说这个人是精神病人，另一个人不是，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起初精神病学家自然是不会从人的大脑结构上去做“鉴别”，而只能是从观察言行举止开始，不过言行并不会直接告诉医生这是否是“异常”，它能观察到的只是一系列的动作和言语的内容，如果要想对这些做出精神病性的诊断，就需要医生有“主观”性的判别，换句话说，就是眼前的医生能否“理解”病人的言行，如果能理解就判为“正常”，不然就诊作精神病，如此简单！比如说，一个精神科医生接诊了一个人，这个人二话没说，就狠狠地打了医生一拳，这时，医生直接能感觉到的是身体上被挨了一拳的疼痛，但是此刻并不能就说这个出手的人就有精神病，尽管也许会存有一个假设，即来精神科问诊的人，患病的可能性会很大，但到目前为止，还并不能给出准确的判断。接下来，挨揍的医生就需要试图去“理解”出手的人的原因（这也是理性的思维方式），那人如果接下来说，“今天天气真好，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天”，医生完全不能被他的话语所理解，这时就会用“妄想”的词给他贴上一个精神分裂的标签；那人又说“你老是跟医院里的护士们打情骂俏，是个不知检点的人，活该被教训”，这时医生会想自己跟医院里的个别护士是有过一些亲密的行为，但也只限于个别人，更谈不上是个不正经的人，理应要“被教训”的，对于他的话语，医生是有一点可以理解的，但又会觉得这人过于“偏执”，更加符合了“精神分裂”的表现；再后来，出手的人终于又说“我老婆就是你们医院的护士，被医生你拐跑了”，这下医生是完全理解他为什么给自己一拳了，想来这时，再也不会给他判定为是病人了吧！

这又让我想起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在书里活脱脱地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呈现，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大哥、乡邻甚至赵家的狗，都不能理解狂人的行为，因此，狂人是被当作病人来对待的，所以请来了问诊的大夫，即便这样，狂人也认为大夫是在“蓄谋”要害他，这更加地让人不可理解了。但是，现在的读者，在了解了鲁迅创作小说的源头之后，自是不会还作书里的人物那般的揣测，把小说内容当作是一个精神病人的案例展示，相反，会把狂人当作是鲁迅的代言人，是反抗旧文化运动的斗士，是一个“超越”了那个时代固有思想的先锋者，这又跟德国哲学家尼采何曾的相似，都不被他身处时代的人所理解，被认作是“疯子”，却被后时代的人所领会、称颂。

因此说来，同样的行为是否被诊断为有病，完全是取决于作为判断的两方是否能互相理解对方的行为，如果存在不被理解的状态，其中有一方是“公认为”正常的，那另一方就会习惯地被当作“不正常”对待。这也便是英国精神科医生莱因的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看法，在他看来，尽管他并未完全排除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关生理因素的可能性影响，但是他更关注的是产生精神分裂症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存在性的缺陷，他提出了“存在性不安”的概念，这是产生精神分裂症状的前提，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存在性安全感”，莱因所谓的“存在性安全感”，简单说来就是:

个体可以将自己经验为真实的、活生生的、完整的；通常情况下，他与周围世界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其身份和意志是自由的；他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具有存在上的一致性、实在性、本真性；具有空间上的扩张性。

这里暂且不谈，以待后续交代。这里由上联想到，人类在不断地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压缩自身存在的空间。这或许就是那些有了一定财富之后，却发现已经找不回最初的那个自己的原因了。中年之后人开始向内发展，向自身寻求答案，这也便是荣格称为的“中年危机”。当然，从生存论角度看来，这样的“危机”其实一直都伴随在人的身边，只不过是当你还未中年，学业、事业、婚姻还一直处于“奔波忙碌”之际，又如果一路上没有出现“症状”，便也就“无暇”关顾地到“危机”罢了。而这里所说的“危机”和莱因提到的“存在性不安”，大约是有着“殊途同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