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根下的年轮
民国三十七年的春旱，像一张焦黑的网，把渭北平原的庄稼地罩得密不透风。麦穗刚抽齐就蔫了头，玉米秆矮得抵不上膝盖，土路上的浮尘被风一卷，迷得人睁不开眼。三本蹲在自家三分地里，指尖捻着一把发灰的土，指缝间的颗粒簌簌往下掉，就像他心里那些碎成渣的希望。
“三本，别守了，这地是活不成了。”堂哥拴柱扛着锄头走过来，裤脚沾满泥灰，脸上的皱纹比田埂还深，“俺娘说了，再守着就得饿死。”
村里的炊烟越来越稀，每天都有人背着铺盖卷往外走。老人们说，抗战那会，不少乡亲逃到了西安、兰州，还有人一路走到了四川，如今听说在城里都扎下了根，有的开铺子，有的在工厂做工，日子比村里强百倍。这话像一颗火星，落在三本和几个堂兄弟心里，烧得他们夜不能寐。
“走，去西安！”最小的堂弟狗蛋拍着胸脯，“俺叔公当年就是爬火车去的，现在在西安城里当掌柜的，找着他，咱就有活路了。”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三本揣着娘烙的最后两个玉米面饼，把仅有的一件蓝布褂子叠得整整齐齐，塞进补丁摞补丁的包袱里。娘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反复叮嘱：“到了城里，少说话，多干活，别惹事……”三本咬着牙点头，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脚。
一行五个半大后生，沿着铁路线往前走，饿了就啃口干硬的饼子，渴了就喝路边沟里的水，困了就蜷缩在铁路边的草棚里。走了三天，终于等到一列南下的货运火车。他们趁着夜色，像猫一样爬上一节装满煤炭的车厢，黑煤屑钻进鼻子、眼睛，呛得人直咳嗽，可没人敢出声。火车哐当哐当地跑，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们紧紧挤在一起，互相取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西安，活下去。
旅途的艰险远超想象。有一次，火车在中途停靠，他们被巡道工发现，只能慌慌张张地跳车，狗蛋的膝盖被铁轨蹭掉一块皮，鲜血直流，却咬着牙说不疼。还有一次，他们断了粮，饿了整整一天，最后是三本在路边挖了些野菜，用捡来的罐头盒煮着吃，苦涩的味道至今还留在他的舌尖。
不知走了多少天，当远处出现一片灰蒙蒙的城墙轮廓时，拴柱突然喊起来：“看！那是西安城！”几个人瞬间忘了疲惫，扒着车厢栏杆往外看，那城墙又高又厚，像一头沉默的巨兽，守护着城里的万家灯火。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是能让他们活下去的地方。
火车进站后，他们悄悄溜下车，顺着城墙根往前走。城墙根下挤满了和他们一样的流浪者，有的搭着简易的棚子，有的直接在墙角铺着稻草睡觉。他们找了个背风的角落，用铁锹挖了个浅浅的窑洞，铺上捡来的干草，总算有了个安身之所。窑洞矮小潮湿，一到下雨天就漏雨，可三本他们已经很满足了——至少不用再风餐露宿，不用再担心饿肚子。
日子一天天过，他们靠着打零工糊口，有的去工地搬砖，有的去码头扛货，有的去街上拉人力车。汗水浸透了衣衫，肩膀磨出了厚茧，可他们咬牙坚持着，每天把挣来的钱小心翼翼地攒起来，希望能在城里真正站稳脚跟。
转机出现在建国后。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登记，把城墙根下的流浪者都造了册。当干部把一本崭新的城镇户口薄递到三本手里时，他的手忍不住发抖。红皮的本子上，印着“西安市”三个字，那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身份——他不再是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是一名城市居民了。
“以后，咱就是西安人了。”三本把户口薄揣在怀里，像揣着一件稀世珍宝，眼眶不由得红了。
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年，西安开始重修古城墙。那些依附在城墙下的窑洞、棚屋，被视作影响市容的“肿瘤”，必须拆除。正当三本他们犯愁以后住哪儿时，政府传来了好消息：所有城墙根下的居民，要么安排进工厂做工，要么搬迁到新建的小区里。
三本被分配到了一家机械厂，成了一名学徒工。第一次穿上蓝色的工装，站在轰鸣的机器旁，他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学得格外认真，别人下班了，他还留在车间里琢磨，很快就掌握了技术，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搬进小区那天，三本特意带着妻子和孩子，绕着古城墙走了一圈。城墙已经修缮一新，青砖黛瓦，巍峨壮观。他指着城墙根下曾经挖窑洞的地方，对孩子说：“以前，爹就在那儿住，那时候啊，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个安稳的家。”
孩子仰着小脸，好奇地问：“爹，那现在咱们有家了，你还想老家吗？”
三本望着远方，渭北平原的轮廓仿佛就在眼前。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想，咋能不想呢？可西安也是咱的家了。”
城墙根下的窑洞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整洁的街道和高楼大厦。三本从一个逃荒的农民，变成了一名城市工人，他的孩子在城里上学、工作，扎根在了这座曾经让他充满憧憬的城市。
岁月流转，古城墙依然矗立，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也见证着一个普通农民的进城之路。那些曾经的艰难与困苦，都化作了生命里最珍贵的记忆，像年轮一样，刻在他的心里，也刻在这座城市的历史里。每当夜深人静，三本总会想起当年爬火车的日子，想起城墙根下的窑洞，想起那些一起逃荒的兄弟。他知道，是那段岁月，让他懂得了珍惜，懂得了奋斗，也懂得了，只要心中有希望，哪里都能开出幸福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