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那年的一场相思病》
1978年的夏天，我六岁，开始在村里的小学校读一年级。班里有个女孩子叫王利红，个子不高，像春天地里的麦苗，很单薄的样子。
她头发像冬天的洛河水一样又薄又硬，却夸张地插了个玻璃花的大发卡，像是小河沟里固执前行的大船。我常常在上课时看着王利红的发卡发呆，老是担心她的发卡会掉下来。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的教室，每人都有一张课桌，我们那时是六个人一组，共用一条长板凳，凳子从家里自带。一个班里从前到后大约有七八条凳子，王利红因为个子矮，坐在第一组，我在第三组，只能隔了李为国、赵红鹃、张红利的脑袋看她。
趴在板凳上读“春天来了”的句子时，我常常想，课本是不是印错了，我们洛河这一带从不在春天播种，所以“春种一粒粟”的现象我很是怀疑。
我非常留心王利红的发卡不是没有道理。那时侯我们的衣服常常是大哥穿了二哥穿，二哥穿烂才轮到咱；班里的女孩子和男生大多一样，衣服大姐穿了二姐穿，二姐穿烂轮到咱。男孩子的玩具，女孩子的首饰，当然都是非常奢侈的东西。
和父亲去洛阳，见到一种会响的塑料鸭子玩具，无限神往，想要，父亲说，那叫“狗喜欢”，下次买。想拥有一件“狗喜欢”的念头折磨了我好多年，一直未能如愿。
王利红的爸爸是工人，一个月36元的工资，所以王利红的好东西最多，是我们班里的小地主。她的身边常常围了很多“马屁精”，帮她干这干那，捡沙包，拾毽子，上树抓鸟，下河摸鱼，李马利为了戴戴王利红的发卡就曾给王利红六个甜瓜。
当时和王利红挨着坐的是许建峰，许建峰不知为什么常常打王利红，但王利红也不生气，只是偶而会趴在桌子上哭。
我想许建峰真是幸福，和班里最美丽的女孩子挨着坐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啊，为啥还打她呢？如果让我和王利红挨着坐，我不但不打她，我还要像对待媳妇一样对待她。能和王利红挨着坐是我多年的心愿，虽然从不曾实现过。
巴结利王红的人很多，但我不，我要把王利红娶回家，当我的媳妇。陪我玩，给我写作业，她的玩具当然也都是我的。如果她不听话就叫她写100遍作业，这样的念头没有人知道，我常常想如何才能把王利红娶回家。
那时我还和妈妈一起睡，那就让王利红也和妈妈睡吧，而且她必须每天都要回她家一趟，把她爸爸捎回来的好东西拿给我。娶媳妇是需要媒人介绍的，许建峰就愿意当媒人，但条件是我必须把我的弹弓送给他。
弹弓是哥哥的，如果给了许建峰，哥哥肯定会打我。许建峰不愿意当媒人，我和王利红的婚事也只好作罢。我也想请王利红去镇上吃糖糕，可因为爸爸不给钱，也成为空想。现在想来，现实只是历史一种高层次的回归，如今谈恋爱也要花钱，可见婚姻真的永远是一件花钱的事。
初中毕业后，我上了高中，王利红接了她爸爸的班，成了叫人羡慕的工人。三年后，我高考落榜，在村里的建筑队干活。恰巧给王利红家盖房子，王利红星期天回来帮忙，看我满身大汗，她拿来毛巾，倒了白糖水，说，别人的水里没放糖。水是甜的，我的心却是苦的，我孩提时的媳妇呀，我们之间已是云泥之遥的距离了。
后来，我离开家四处漂泊，便没有了王利红的消息。
几年后，我在故乡的一家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到洛河边上的一个小镇采访时，看到王利红抱了孩子，在尘土飞扬的310国道旁买菜，孩子在哭。王利红一边打孩子，一边和卖菜的小贩大声地讨价还价。
风掀起王利红蓝色的长袖衣服，露出掉了一边的胸罩带儿，脏兮兮的，已经看不出最初的颜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