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姑生于1949年，是与新中国同龄的人。那个时候爷爷在供销社工作，家庭情况还是比较可以的。但即便是那样，我的大姑姑也没有上过学。女孩子家上什么学呢？长大了还不是别人家的人。这是爷爷那时候说过的话，从小学做针线活，纳个鞋底，搓个麻绳，挖野菜喂鸡喂猪，给猪圈里割柴草，积攒农家肥。

姑姑十四五岁吧，就到队里挣工分儿，和大人们一样的平整土地，锄地。给工分儿却只有七分儿，姑姑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姑娘。

时间到了1971年，我大姑姑22岁的时候，有人给他提了一个媒。四五里外的杨屯村的一个年轻后生，比大姑大两岁。

那个时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都没有来一番正式的见面和交谈。我奶奶去杨屯村打听了一下，別人说这家的男孩子如何如何懂事，如何如何能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奶奶又装成一个过路的到人家里讨水喝。正好撞见我未来的姑父在出圈粪。他光着脊背，穿着裤叉子，干得浑身冒汗。好，能干，奶奶十分满意。婚事定下来。

直到去领结婚证时，我大姑才第一次见到我姑夫，头上带着火车头帽子，身上蓝色的中山装罩在棉袄上显得有些大，黑色的凡尔丁裤子挽起裤口，一双半旧的条绒鞋套在脚上，似手并不怎么合脚。他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整个人看起来还是很精神的。他们都有各自双方的重要人物陪着，互换男女双方的信物。女方给男方一条腰带，以表示今后要拴住男人的心。一支钢笔给插在男人的上衣口袋。男方拿给女方一块手帕，或者一条红色的围巾。婚事基本上就算十拿九稳的定下来了。

大姑姑的婚事定在腊月十六。这个月是生产队也没有什么活计的月份，正是办喜事的好时间。

腊月初八的这天， 县城里有一个大会，连会三天，大姑姑和几个同龄的女伴去县城，那个时候去县城有二十多里地。二十多里是个遥远的距离，一没自行车，二没拖拉机，更别说汽车了。可是有更高级的火车可以坐，走上三里地，到三里挢车站去坐火车去。就是那种绿皮的火车。那里刚启动起来，哐当哐当的就又该停下来啦。十几分钟就到县城了。可是这要花费两毛五分钱的。两毛五分钱搁现在不值一提，五毛钱在路上碰见了都未必停下电动自行车。可是那六七十年代，两毛钱能买十几斤盐呢。

几个姑娘坐在站台售票房里闲聊，一会儿售票的小木窗打开了，开始售票，有几个女孩儿跑着挤着去买票，姑姑坐在那儿还没有去，想等一会儿人少时再买。“你也去县城了？”一个男的站在了跟前，姑姑抬头一看，马上低下了头。“嗯。”“给你一张车票。”这个男的正是未来的姑父。 他把一张车票放在姑姑的跟前，他就走开啦。那时的车票就是一张一寸宽，两寸长的硬纸板，上面印着从某站到某站。姑姑的那帮姐妹们来了就问起来。那个人是谁呀，他给你买了车票。大姑姑死活都不承认，我不认识，真的不认识。他感情怕是认错人呐，他要给我个车票，不要白不要啊。

大姑父那天的穿戴确实不敢恭维。他身上的粗布蓝棉袄，在胳膊的拐肘处露着破棉絮，是那种农家人自己织的粗白布，又染成的蓝色的那种，那蓝袄已经泛白。一条棉裤在膝盖处也破了个洞。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棉鞋，如果不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朝气蓬勃的面庞，会让人认为是叫花子的呢。当时姑父的这身穿戴，我觉得就跟后来陈宝国演的老农民一模一样，现在看来是个特别有范儿的人。

我大姑姑回到家之后，她趴在奶奶的跟前一顿大哭：你去人家村上打听来啦，就打听下这么个人家呀，你就这样让我嫁过去吗？你不知道他穷了个什么样子呀？出门也没有换的衣裳呀，怎么的，我今个丢死人了呀，我明个在她们几个面前咋抬头说话呀。我奶奶说，小伙子长得不错，特别能干，穷是穷了点儿，穷怕啥呀，人能穷一辈子吗？大姑姑说，倒不是怕人穷，关键是今天丢人啦，太丢人啦！都说我你图的个啥呢啊？图他穿的烂棉袄，图他露着大窟窿。奶奶说：“什么也别说啦，说什么都迟了，必须得嫁过去！再有几天就办事了！” 就这样，我的姑姑就嫁给了我现在的姑父。

我的姑父和我姑姑都是七十岁的人了。姑姑这一辈子就是姑父手心里的宝。姑姑从没有挨过打，受过气。你想想，他当时自己穷成什么样了，可还是要为姑姑买一张火车票，那是花了一天的工钱呐。一个舍得为你全心全意付出的人，是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这就像某一个段子说的。一个人有五块钱，他全部给你给花了。另外有一个人他有100元钱，他只给你花了十元。你说哪个更爱你呢？五元虽然少些，但那是他的全部，十元虽然多些，可是那只是他爱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