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的第二年，二婶生下了我的堂姐。勤劳的二婶，一边带孩子，一边干农活（挑水，翻地，施肥，每一样都做的很好）。也许因为有了孩子，二叔慢慢学会干一些农活，慢慢的也能帮忙承担一些。
第四年，二婶又生下了我的堂妹。农村的封建思想严重，连续生下两个女儿，迎来村里里人的冷嘲热讽，外人不理解的同时也伴随着爷爷奶奶的不理解。奶奶就因为是孙女，就不帮二婶带孩子。由于两个孩子，家里的开销也大，一直觉得呆在农村没有作为的二叔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有时候，你会经常看见这样的画面，在微风细雨的春天，二婶背着孩子，弯腰在撒种子；在烈日炎炎的夏天，二婶头包汗巾，弯腰除草；在硕果累累的秋天，二婶背着背篓，弯腰收玉米；在数九寒冬的冬天，二婶弯腰在荷塘洗衣服；春夏秋冬，从未休息。堂姐堂妹跟着二婶，以泥土为玩具，不亦乐乎。
外出两年后，二叔慢慢站稳了脚跟，那时的二叔还是那么不顾家，将自己所挣的钱全用在自己的日常开销和倒腾自己上。农村老家的媳妇时常等不到钱买化肥，买种子，孩子的学费也是一拖再拖（只有堂姐和堂妹在电话里面说，爸爸，你再不寄钱回家，我中午饭就没着落了），听着孩子这些话，电话两边的人都落泪了，二叔也慢慢寄回一些钱，二婶也慢慢收到一些来自广州的寄款。
在农村，常年的种地却难有好收成，日子还是那么紧巴巴，站稳了脚跟的二叔就从广州回到老家，带着二婶和我爸，我二姑夫一起踏上了去广州的列车。自此，我堂姐和堂妹就跟着我奶奶爷爷生活。
从农村来到广州，这个世界对于二婶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红灯绿酒，这里歌舞升平，这里热闹非凡，这里也格格不入。（尤其是蹩脚的香港话）
这里遍地都是工厂，来到广州的二婶走进制衣厂，这里的工作不需要多难（复杂的也不会），一件穿在身上的衣服的制作流程是：打版→裁布→部分复杂图案设计→接合→整烫→试穿补正。而其中把衣服上多余的线头剪掉只是其中一项不足为外行道也的一道微小程序。这个工种俗称“剪线工”。剪线工需要一把剪刀，一张凳子，一件衣服，一双看的仔细的眼睛把衣服上多余的线剪掉，是看起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别说，二婶的小眼睛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每天一件衣服0.1元，一天下来差不多300件，就是30元）。哇，30元，好多钱呀！二婶那是越干越有力，越干越有动力。
尽管靠自己挣钱了，二婶还是那么节俭，穿的寒酸还是被二叔多次埋怨，埋怨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变化；家里的财政大权，慢慢的转移到二婶这里，二婶慢慢的帮家里存着钱。
二叔经常问，家里多少钱，二婶是闭口不说的，她担心二叔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