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我已毕业7年，回想起7年前象牙塔的文明、书籍、温文尔雅的老师和同学，再看看现在身边戾气十足的人群，而我也是人群中的一员，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将我变成这样？四年的象牙塔生活将我浸染成一个文明礼貌的文雅女子，而7年的社会生涯又把我改造成了“野蛮人”。

这是一个“堕落”的改变吗？我问自己。内心的答案是——这不是堕落，我讨厌自己这样的野蛮气质吗？我也不讨厌，我反倒希望这样的气质在自己身上闪闪发光。

我记得杨澜在对杨振宁和翁帆的采访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大意是你为什么会爱上杨振宁先生，翁帆的回答中有这样一句话，他给了我十几年宁静的象牙塔生活。

对普通人来说，能有机会在象牙塔里面生活多年是一种奢侈的幸福。在象牙塔里，交际单纯，一个人完全可以做到独善其身的享受属于自己的安宁。它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一样，可以让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象牙塔是文明的代名词，里面的人都是文明的产物。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只有处在适宜的物质和道德环境下才能培养出好品德。所以大学毕业生在大学里才是最幸福的，身边都是和自己相似的文明单纯的好孩子。

但是进入这个看似高度文明的社会后，不幸就开始了，因为把对大学的美好印象延续到了社会，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本质上遵循的仍是远古时代的丛林生存法则，所谓的高楼林立、城市化建设，都是丛林的伪装而已，文明的表象掩盖的是人性的弱肉强食和残酷的适者生存。每天急匆匆去上班的行人就如同一大早出去狩猎的雄狮和猛虎，狩猎场上为了猎物你死我活的争斗和职场上的尔虞我诈一样鲜活，抢不到猎物，家里的母狮和幼狮就得挨饿，斗不过对方，就面临卷铺盖走人，输的一方都是被饿死的下场。只不过雄狮和猛虎的心理素质比现在的我们要好得多，它们一出生就受到父母的言传身教，对生存处境有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备，面对每次争夺，都会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家族在丛林中很好地生存下去，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进化”，这种为生存而战的野性早就退化地差不多了。真正的丛林是无法让个体独善其身的，没有哪只动物能在丛林中做到“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

我们看似从低等动物进化到了高级动物，但是我们动物属性里的进攻基因和对危险的嗅觉却退化地寥寥无几了，这里的“危险”并不仅仅指生命安全，而是一种界限，如果一头雄狮的领地突然走进了另一头雄狮，那么作为领地主人的雄狮第一反应是毫不犹豫地冲出去恐吓警告那头雄狮离开，但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仍有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冲出去，而是回头看看自己所剩的领地，心想既然还剩那么多，让他进来一点也无妨，省得发生冲突，但动物属性里的欺软怕硬和贪婪在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延续，退让的下场就是被一点一点的蚕食殆尽。二十多年的象牙塔生活教给我们的一直是如何做一个安分守礼的好孩子，殊不知作为高级动物，我们的祖先就是靠你争我夺才得以在丛林中存活下来，我们的血液里本身就流淌着进攻和争夺的野性，我们应该好好的保护和发扬这种野性，而不是一味地用文明去压制它，这也是文明社会里心理疾病的来源，原始的野性得不到释放就转而形成自我攻击。作为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张白纸，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文明的洗礼，直到走出象牙塔，走进了社会这个大丛林后才慢慢发现，那些过去被自己压制的才是最重要的生存武器。

城市化是对农村年轻人最大的掠夺，从出生起，他们被告知要好好学习将来到大城市生活，于是他们从一出生就似乎嫌弃着自己周围的环境，嫌弃着父辈从事的农林牧渔，就这样离他们最近的生存技能的学习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也意味着他们再也没有退路了，但不知道的是农林牧渔才是最重要的从无到有的创造，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产业，是维持人生命的唯一源泉。但是现在，会种地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就连很多种了一辈子地的父辈们都以种地为耻，在很多农村，上过学的年轻人要是回家种地，是会被村里人鄙视嘲笑的，这几年十九大和二十大在大力提倡乡村振兴战略，回老家的时候我也切身感受到了家乡的变化，尤其体现在村貌上，村里多了很多健身设施，屋前屋后不再是荒败黑暗的小树林，而是亮堂堂的林荫小道，两边还种植了漂亮的小花，每走几步还有诺大的凉亭可以歇脚，但这些改变对我而言都只是浮于表面，村里的那些人从来没有变过，他们依然鄙视着自己的生存环境，鄙视着自己的生存技能，并且还把这种鄙视传承给后代，他们从来没有在城市生活过，却教育自己的后辈要扎根城市。在城市里，除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大部分打工者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情绪价值来换取衣食住行这些起码的生存条件。那些从祖祖辈辈起在田地里滋养出来的野性要一下子被禁锢在大城市的格子间里，晚上住在花一辈子积蓄买来的格子间，白天再到另一个格子间里打工还住房贷款，我时常怀念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劳作的田野里撒着脚丫子奔跑的那个黄昏，我很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也能体会那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