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吕东平
我们自力更生，开荒建点的事迹，被迅速扩散传播。加上这段时间，我们既开了土地，又盖了简易房。开荒建点成效显著，既成事实，因此更加引起了公社和县里对我们的“关注”。
公社和县里本来就不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是外来务工者，是无本地户口的盲流人员，那年代，国家是限制农民到外地务工的。
永丰大队蓄谋抢占土地的计划，更使事态雪上加霜。永丰大队是本县老屯子，大队领导与公社、县两级领导自然早就熟悉。为了通过官方给我们施压，抢占我们的已开土地，自然会“走动”得更近一些，“感情”也会更深一些。
公社革委会李主任，主张撵走我们，把土地让给其它生产大队。 因为那年代 ，如果不在原籍干大帮哄而出来务工，无论走到哪里，政府在各地设的收容站都可以进行收容遣返。
有人 趁机给公社献策，说零散的盲流去收容还费成本，盲流点全部无本地户口，正好可集中一网 打尽。但李主任心里也有一杆秤，不但要考虑到政策的许可性，更要考虑到社会的與论压力。或许也萌发了恻隐之心，最终也没那么做。
我经常和李主任打交道，我不惧怕权势，因为我们一无所有，也不 会失去什么。 我们为谋求生活，想在此安家耕作，并且已经开垦了土地。公社既要执行政府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更想顾及其它私人关系，一直想撵走我们。这就是矛盾的主要焦点。
那年代 ，我不认为抓盲流的政策是正确的，北大荒土地广袤，人口稀少，关内大部分地区地少人多。如果允许农民流动，也许会缓解这个矛盾，应该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何况宪法上还规定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天下民天 下住”自古流传。
公社起初曾劝我，只要放弃已开土地，承诺给我们兄弟安排工作。但我没同意，因我无法面对投奔而来的乡亲朋友们 。后来公社几次想动用权力取缔我们，也都没成功。因为当官的心里也明白，我们既没犯法，又没违纪。 我们的开荒建屯，是一件有利于社会的正能量的举动。公社也惧怕我们万一野蛮对抗，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从法律上讲也无充足撵走我们的依据。再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老实本分，为生存 和生活而来。尤其在开地建房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当官的也确实难以决断。
公社的党委书记是董玉波，开始他没在家，也就没介入我们 的事。当时他去参加了一九七四年在山西省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 陈永贵提出了大发动、大决战、大跃进等等的一系列农业问题，他的思想有些与时俱进。
他开会回来以后，我去找过他。董书记初次听了我的汇报，感到很新鲜，也感到惊讶。还没听说过以个人力量开荒建点的，很佩服我们的举动和魄力。他没明确反对我们的 开荒建点，似乎也认可上道口的既成现实。他说开党委会研究一下，让我等候听信。但在从无先例的情况下，尽管他是公社的一把手，也不好决定。尤其难以抗拒上下周围的诸多压力，最终还是没答应承认我们。
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已经铁了心。反正我们已经开了地、盖了房，就是不走了 ，我决心带领大家在这里建设美好的家园。
我们还有一个亮点是，这次开荒建点，我们没动用公家一分钱，全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求援，自筹资金。但从效果来看，很多方面却比动用集体人力物力，靠财政拨款去建点的还更理想。
这一点公社领导也是心知肚明，知道我们客观上为社会安定、社会生产付出了代价，作出了貢献。也给其它公款建点的大队，树立了一个艰苦奋斗的榜样 ，从这方面也弱化了想撵走我们的理由。
我们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迅速扩散，外界对我们 评价很高。到处都在讲故事，说我们如何艰苦奋斗，如何用人拉犁杖，如何建起了 一个屯子等等。
开荒建点的事迹越传越远，赞扬声音也越传越响。这对想以抓盲流的借口撵走我们的人，又形成社会與论 上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我们的努力没白费，我们的事迹成了人们的茶余饭后的话料。从老百姓到当官的，都在传说。称呼上仍叫“盲流点”，背后却是一片赞叹。
我和点上的弟兄们外出的时候，曾碰到过陌生人，向我们介绍过这个盲流点。也是说得神乎其神，说那个点开了多少地，盖了多少房子。说那个领头的年轻人，同情盲流，值得投奔。我们只是静心地听着， 微笑而已。
从一个公社到全县，再到全省乃至关内某些省的个别地方，也逐渐传开了。并且已经有来自山南海北的很多人，扶老携幼、慕名投奔而来!
公社对我们已是无可奈何，但又不肯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经多次协商未果，我只好惊动县委县政府了。
嫩江县的开荒建点，隶属于计划委员会 和开荒指挥部领导，计委和开荒指挥部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计委主 任是董光武，开荒指挥部主任是史太斌，还有一个新来的 姓关的大学生。对于这些人记忆犹新，因为常打交道，都熟悉了。 表面上各司其职，内心也互有评价 ，他们内心也赞成我们自力更生，敢闯敢干的无畏精神。
有领导曾批评我搞“跑马占荒，独立 王国”。我平静地回答，我之所以天天来找你们，就是不想搞“独立王国”，想在政府的领导下，开展生产，发展经济，还向国家 交商品粮。政府如果承认我们了，“独立王国”不就荡然无存了吗?
和他们打交道的目的，没有任何奢求，只是请求县里“招安”我们，承认我们的合法身份。
通过十几次的请求，交涉，辩论。尽管县里也佩服我们的创业举动，同情我们的艰难境遇，但最终和公社党委的意见一样，不想“招安”。毕竟当时是控制农民工自由流动的年代，最终还是决议取缔这个萌芽状态的“盲流点”。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