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蒲松龄的《狼》，讲到“顾野有麦场，场主积薪其中”时，孩子们对“麦场”一词不解，再说小麦，仍是一脸困惑，更别说什么时候成熟，怎样收割脱粒了——想想，也能理解。
就是在桐木，这个县城的最北端的农村，现在估计也见不到所谓的“麦场”了。不仅如此，就算是在以小麦的主产地关中农村，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想必“麦场”，怕也是没有几个了。
然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里，麦场绝不亚于游乐园。
这个乐园，要从打麦开始说起，牛角沟人说的打麦，是指麦子的脱粒过程。沟里靠阳边的水平梯地坎，沿着山坡拾级而上，一直到四方块，八斗括，都是苞谷麦子两茬倒，尽管是沟沟脑脑，土地也不算厚实，但只要种下去，锄草、上肥等管理勤快一些，都够收获季节忙一阵子的了。
从地里抢回麦子后，还要去抢脱粒机。从阳坡几个组排着队，才抬到手的柴油机，机身还是烫的，脱粒机的轮子被皮带磨得锃亮锃亮，还是歇不下来。抬柴油机需要力气，启动也需要，记得那时候，能把柴油机摇响，比现在能把飞机开动有过之而无不及——脸几乎贴在还发烫的机器上，一手拿着活动的摇把，另一只手还得按着“压子”，先是“噗突突，噗突突”的语不成调，到能“突突突突”地和谐律动时，大家才像是得了号令：这边拿着扬叉准备扬麦草的，拿着镰刀割麦把子的，拿着撮箕准备装口袋的，都一起动了起来。
我们这些孩子，有守着柴油机的，看水箱里能不能煮熟苞谷黄豆啥；更多地则是守着脱粒机，等着刚从脱粒机里喷出来的，还带着温度的麦秸杆儿，在扬叉的划拉下，聚少成多，苫蔽成丘了。
当时还有麦子可打时，我们大院子还是一大一小两个天井院子。大天井院子靠北边，原来是个戏台，比下面的院坝要高出一两米。我们家原来是个戏楼，那时，我们和对门沈家的老房子，都是改装的。我现在还记得，对门表叔家的堂屋进深浅，放一张大方桌子吃饭，都显局促。而我们家的木板楼上，靠院子里面的窗子，有全木板类似两扇门的，还有木格子镂空的推窗，都是后来装上去的；就连墙壁，也是板壁，有木板做的，还有用竹子做筋骨糊上泥的。
大天井院子分为上下两块场地，后来戏楼的东边也盖了房子，就又多出一个长方形的院坝来，比沈家表叔家的院坝，高出一尺来的。
要在平时，小孩子串个门的，不仅要上上下下，还得出院门。可打过麦子之后就不用了。麦场就在天井院子，有时候嫌挪机器麻烦，干脆就把麦把子集中到一起，麦子都自家装了去，至于麦草，那就沈家、刘家、郑家略微分分，有时忙的，就堆到一起了。
这时候，麦草堆就成了我们的捷径，从坎上到坎下，直接走麦草堆，比滑滑梯要舒服不知道好多倍！怕走院门回家的我们，就直接爬上麦草堆，从敞开的推窗里接过娘他们给递来的饼子和馍。
这都不是麦草堆的高级玩法，打洞子才算是。麦草刚打出来时堆的松软，打洞子容易成型难，可以用来比赛，看谁能先把洞子打通，或者找到对方，可往往是前面还没有通后面就坍塌了。等我们这些猴子一样的孩子，上到高高的草堆顶上，多打几个滚儿，赛几趟跑，压实在了，才开始连用手掏带用头或身子靠的打洞子，打成的洞子牢固受用，都成了孩子们的避难所。
夏日的月光，皎洁如洗。院子里我们一般大小的孩子十多个，手心手背地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找，一个组藏，白天打的麦草洞子，就成了躲猫猫的好去处。有时候，被大人嚷了，或者逃避个小差遣，也会到麦草洞子里躲上一会儿……
当然，这样的时候也不是很长久的。等到大人们把麦子晒干，收进仓里，就要开始拾掇这些麦草了。把黄栌木嫩枝条两根接在一起，把成堆的麦草扎成捆，放到沟里头岩窝下面，等冬天来了，盖个麻地，垫个猪圈的。剩下零星的，也舍不得丢，拾掇到淋不到雨的地方，没了火柴了，抓一把，从隔壁家灶膛里要几个红火炭，回家去一吹，就能引燃一灶柴火了。
也只是引个火吧，是不能指望麦草做熟一顿饭的，要不怎么说是杯水车薪呢？而这里的“薪”，大概就是麦草吧。还有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呢，是不是直接躺在麦草上——可惜现在的孩子，连垫麦草的床都没见过，更别说“卧薪”和麦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