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粟特大陆：驾驭欧亚大陆诸多帝国的骑手
大唐的辉煌崛起，以及在巅峰期的猛然跌落。在崛起与跌落的背后，隐藏着对这段历史影响极为深远、却往往被我们忽视的人群，那就是粟特人。
这个人群是如何影响大唐帝国的兴衰，甚至撼动整个亚欧大陆的格局呢？
公元313年，八王之乱结束的第七年，刘渊建立的五胡十六国当中第一个国汉赵，已经俘虏西晋的晋怀帝将近两年。这会儿的长安城里，晋怀帝被迫穿着青衣小帽，在汉赵朝廷的宴会上侍奉匈奴君臣喝酒，蒙受奇耻大辱。
也就在这年，一位高鼻深目、住在金城，也就是今天甘肃兰州的商人，给他远在中亚撒马尔罕的商业伙伴写信。信里面说，“酒泉、敦煌和武威的几位伙伴都还平安，但中原状况非常糟糕，晋朝最后一位皇帝从首都洛阳逃走，遍地饥荒，宫殿被烧，城市被毁。洛阳已经不是昔日的洛阳，邺城也已经不是昨日的邺城！”然而，这封信没能送达目的地，而是被埋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中，将近1600年后，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
这封信的写信人、收信人都是粟特人。粟特人是东伊朗语系的一个人群，在唐代又被称为昭武九姓。昭武九姓的人都是基于自己出身的中亚邦国的名字给自己取汉姓，其中有几个姓是原本汉姓中就有的，但也有几个是专属粟特人的，流传到今天的还有安、米、康这三个姓。如果你身边有姓这三个姓的朋友，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比如，康姓的祖先就是来自撒马尔罕。
图选自《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粟特人：出身中亚绿洲的贸易族群
可以拿它跟中国新疆做个类比。新疆基于天山而分为北疆和南疆，北疆是高山游牧区，南疆则是大漠绿洲区。
中亚也类似。北部中亚的主体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这里有北冰洋和大西洋水汽的滋润，形成草原游牧区。南部中亚的主体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东有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南有兴都库什山脉，西有伊朗高原上的大山，以及欧亚界山高加索山，各方向的水汽都被阻挡住，形成大片沙漠。
帕米尔高原上发源出两条大河，分别叫阿姆河和锡尔河，在大漠中向西奔流，注入到咸海。两河之间所围出的土地被称作“河中地区”，又被称作索格底亚那，意思就是“粟特人的土地”。河中地区有一系列绿洲，形成诸多历史名城，比如撒马尔罕、布哈拉等等。
新疆的南北分界是天山，中亚的南北分界大致就是锡尔河。天山-锡尔河构成亚欧大陆深处一个重要的地理生态分界线，有点类似东亚大陆秦岭-淮河的效果。
绿洲地区生态环境严酷，没法自给自足，所以绿洲居民有强烈的对外贸易需求。贸易的距离越远，贩来的商品便越稀缺，利润也就越高，只有远距离贸易的利润才能支撑绿洲地区。
但远距离贸易又有巨大风险，首先需要有发达的信息网络来传递消息。粟特人在从东亚到西亚的各种走廊地带沿线都有自己的聚居点，作为货物和信息的传递网络。远距离贸易又需要完善的信用机制来消化风险。粟特人发展出一系列商业信用技术，甚至到了今天，西方语言里支票这个词check，都是来自于粟特语的外来词。远距离贸易还需要商人有强大的战斗能力，来保障货物财产。根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撒马尔罕的居民“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
远距离贸易的需求、发达的信息网络、完善的信用机制、强大的战斗能力，这一系列特性，让粟特人在公元4世纪到9世纪，也就是中国的魏晋到隋唐时期，主导了从东亚到西亚的贸易，成为中古时代欧亚大陆上的三大贸易族群之一。另外两大族群分别是主导着东、西欧贸易的犹太人，和主导着北欧贸易的维京人。丝绸之路上所流通的商品很多来自中国，但至少在亚洲疆域中，把路线具体蹚出来，具体贩运这些商品的却是粟特人。
粟特贸易网络：大唐开疆的后勤运输路线
大唐在遥远边疆地区的远距离军事行动，后勤物流基本也不是自己安排的，朝廷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通常效率都不高，所以把它外包给了商人。清朝主要是靠山西的晋商，唐朝主要就是靠粟特商人。因此，大唐开疆万里，背后是脱不开粟特人对粮草给养的输送保障的，只不过这些工作通常会被耀眼军功所遮蔽。
粟特人在4世纪进入东亚后，所走的一系列路线和定居点。这些路线也就串起了粟特人给大唐提供后勤物流的路线。
粟特网络，图选自《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看地图就会注意到，复杂路线中，有两个地方是必经之途，一是河西四郡，这是联通中原与西域乃至中亚的必经之路。再一个就是燕山南北的幽州和营州，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营州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地区，在当时，这是联系中原与东北亚的必经之路。这种必经之路上，当然聚居的粟特人会更多。所以为什么粟特出身的安禄山，会出生在营州，起事在幽州，因为这里是首要的粟特聚居区，他容易找到追随者。而一旦安禄山和唐朝翻了脸，其他的粟特商人可能也就不愿再给大唐继续运送后勤物资，这也是大唐丢掉西域的原因之一。
如果粟特人只是为大唐提供后勤支持，可能也不值得去说，这个人群更大的历史影响力在于，它们凭借自己横跨欧亚的贸易网络，在包括隋唐在内的众多帝国之间纵横捭阖，从而撼动了整个欧亚大陆。
纵横捭阖：欧亚大陆帝国的多面骑手
粟特人和犹太人一样，他们的生存逻辑都不依托于特定的土地，而是流动于整个贸易网络。粟特人没有自己的强大帝国，却因为穿行于欧亚大陆各大帝国，天然具有不受局限的宏大视野，能进行一种关乎全局的战略谋划。各个帝国经常以思虑深远的粟特人充当谋士、使臣，依靠他们经营远距离贸易。反过来，各大帝国、尤其是同样具有流动性的游牧帝国，也成为粟特人落实自己战略谋划的载体。因此，粟特人所构建的不仅是个商业网络，更有基于整体战略谋划而形成的外交网络。
在5世纪中期，粟特就已经在东亚大陆崭露头角。
北魏分裂之后，东魏的高欢和西魏的宇文泰在中国北方竞争激烈。有个定居酒泉多年的粟特人安氏家族，族中有人分别服务于两国。其中一位在东魏，推动高欢与草原霸主柔然和亲；另一位在西魏，推动宇文泰与阿尔泰山旁的突厥结盟，帮助突厥反抗柔然，重塑草原秩序。
图选自《地图中的中国通史》
安氏的祖籍是河中地区的名城布哈拉，分别供职于东魏和西魏这两国的安氏族人，情报网络势必会交织在一起，通过密切参与中原、草原各个政权的政治活动，来把握长途贸易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甚至躬身入局，努力去构造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环境。这就有些类似此前三百多年的诸葛氏家族，族中有人分别供职于魏蜀吴三国，最终无论天下大势如何走向，整个家族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粟特人的视野绝不局限在东亚大陆。到了公元6世纪隋唐时期，在中原之外，沿着亚欧大陆的山脉线索还耸立着几个帝国：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阿姆河大致界分了突厥汗国与萨珊王朝的波斯帝国，小亚细亚半岛的托罗斯山脉大致界分了萨珊波斯与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而雄踞于整个欧亚大陆中心的突厥汗国，与大陆上其他农耕帝国几乎全部接壤，成为粟特人进行跨帝国远距离贸易的天然盟友。
图选自《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
突厥崛起后，粟特人曾推动其与波斯结盟，联手攻灭了河中地区南部的一个游牧政权。之后粟特人又作为突厥使团出使波斯帝国，提出希望继续突厥-波斯的友好关系，并允许粟特人在波斯境内自由经商。这个建议遭到波斯拒绝，粟特谋士便转而建议突厥与东罗马结盟，联手对付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在与东罗马的对抗中，一度占据较大优势，但是随着突厥的加入，波斯腹背受敌，终于不敌东罗马。
突厥、东罗马、萨珊波斯在6世纪后半段的相互博弈，构成从东地中海直到中亚地区的“三国演义”，三大帝国的背后则是粟特人的诸多谋划。
公元8世纪中期，是粟特人撼动整个欧亚大陆的时代。
在西边，公元750年，出生于阿富汗北部、阿姆河畔的广义粟特人阿布·穆斯林率人发动起义，推翻了横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第一帝国倭马亚王朝，助推着建立起阿拉伯第二帝国阿巴斯王朝，把波斯的文化与阿拉伯的信仰融为一体，开创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包容的文明。
图选自《大征服：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而在东边，5年后，粟特人安禄山起兵南下，大唐盛世戛然而止。
一时间，从北非到东亚，粟特人群仿佛超新星，爆发出史上前所未有的能量。
粟特人的湮灭：突厥与回纥的消亡
公元744年，大唐刚刚支持回纥汗国，联手灭掉了突厥汗国，回纥成为新的草原霸主。回纥后来改名回鹘。
图选自《草原帝国》（重庆出版社）
十几年后回鹘又出手相助，帮大唐结束了安史之乱。粟特人所驾驭的突厥汗国不在了，安禄山的雄心壮志也失败了，但粟特人仍然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他们的影响力。
回鹘可汗在攻入洛阳后，大肆劫掠之余，又从这里带走三个粟特裔的摩尼教高僧。摩尼教源于波斯，就是张无忌信的那个明教。这三个高僧来到草原上，很快就凭借高超的智慧让回鹘人皈依了摩尼教。而草原上有很多粟特人，他们还是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然后开始指导回鹘汗国如何利用大唐内部藩镇割据的处境，从大唐榨取更多保护费。此外，粟特人还从地中海东岸引入古叙利亚文字母，帮助回鹘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回鹘在漠北迅速地文明化，乃至于筑城而居。这犯了游牧族群的大忌，筑城就丧失了机动性，会让游牧者陷入巨大的危险。果然，到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在另一群游牧者的进攻下很快亡国了，回鹘人被迫四散奔逃。
逃到新疆和中亚的这一批回鹘人，因为了解粟特人，很多就迁入绿洲定居下来。这群回鹘人与粟特人混合，最终让中亚的绿洲地区也突厥化了，粟特人从此湮灭在了历史当中。然而他们留下的很多影响，却一直延续到今天。其中就包括，今天的蒙文和满文字母，仍是一千多年前粟特人带到草原上的。
总结
作为中古时代欧亚大陆上的三大贸易族群之一，粟特人凭借他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为大唐的开疆拓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放眼欧亚大陆全局进行战略谋划，依托突厥、回鹘等游牧帝国，在东罗马、波斯、隋唐等帝国中纵横捭阖，撼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秩序。
知识点二：无为而治：吕后时代，政不出房户
吕后时代，就是汉惠帝在位的七年加上之后的八年，十五年时间，你观察高层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斗争，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但是司马迁又说，吕后时代百姓生活还是相对安定幸福的，经济恢复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司马迁也直接挑破了：“政不出房户”。简单说就是，宫里的事就是宫里的事，朝廷上的事就是朝廷上的事，没有扩散到社会层面去，社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大家习惯说，汉文帝、汉景帝时代，采用黄老道家的学说，无为而治，才有了文景之治的安定局面。实际上，文景时代的很多做法，都是吕后时代奠定的，第一个为西汉朝廷引入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的人，是曹参，曹参在吕后时代当了三年丞相，虽然当时皇帝是汉惠帝，但都知道真正说了算的是吕后。
萧何和曹参，都是沛县县廷的重要官吏，和刘邦是老交情，也都是刘邦的功臣集团最核心的成员。
高帝六年，刘邦给功臣排名的时候，舆论认为应该是曹参第一，刘邦强行给萧何第一，把曹参压到第二。从此萧何和曹参之间，关系有了隔阂。
萧何做了汉朝的相国，曹参则做了诸侯国之一齐国的相国。
汉惠帝二年，萧何病重，汉惠帝去问他，您去世之后，谁可以接替您啊？萧何让汉惠帝自己说。汉惠帝说：“曹参？”这时候萧何没有计较和曹参之间的嫌隙，反而说：“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您挑对人了，我死而无憾。
有意思的是，曹参听说萧何去世的消息，立刻吩咐，给我备车，我要到朝廷去当相国了。曹参虽然远在齐国，他也知道，自己是接替萧何的不二人选。
而且到了朝廷之后，曹参“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当年萧何定的啥规矩，我还照着办，没有任何变动。
所以曹参在相国的位置上，给人感觉就是每天喝酒，啥也不干。汉惠帝有点看不下去了，就让曹参的儿子去问曹参，您现在这个做法，好像不是丞相应有的样子吧。结果曹参直接把儿子打了一顿，这是你该过问的事吗？老实到皇帝身边伺候着，别给我多嘴。
这下汉惠帝也有点急了，朝堂之上，亲自问曹参，我让您儿子问您的，您为啥不管事？
曹参摘下帽子，给汉惠帝认错，但同时问了一句：“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论到圣明神武，您觉得您比咱高皇帝，比你爹，算什么水平？
汉惠帝说：“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我可不敢和我爹比。
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那您看我比萧何如何？
汉惠帝说：“君似不及也。”你好像不如他。
注意口吻，汉惠帝评价自己，是“安敢望先帝乎”，话说得决绝；评价曹参，是“君似不及也”，话说得委婉。一个仁爱又柔弱的皇帝，两句话人物就出来了，要不说《史记》写人物是一绝呢。
曹参说：您说得太对了。高皇帝和萧何平定了天下，该规定的都规定好了，照章办事，不就可以了吗？
这是《史记》的经典写法，把复杂的历史事实，浓缩为一个有趣的故事，甚至就是一个画面感极强的场景，讲出来，一下子就让人印象深刻。
但要是细琢磨，很容易发现有问题。
曹参遵循萧何的法度，萧何的法度，又是哪里来的呢？
萧何本身就是秦朝的文法吏出身，以公文写作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著称，人称“文无害”，这文章写的一看就经过深度思考。刘邦的大军打进咸阳，别人都去抢金银财宝，只有萧何去把秦朝的律法、制度方面的档案抢救出来，随身带走。后来楚汉相争的时候，萧何掌握的这些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萧何是一个秦朝的制度培养出来的，也深刻认同秦制的优越性，并且善于发挥这种优越性的人。那么，曹参再照搬萧何的制度，不等于说汉代初年还是延续秦朝的制度吗？汉承秦制，这个说法倒是不新鲜，那么为什么秦朝就二世而亡了，汉惠帝这个汉二世这里，就平稳过渡了呢？
所以，所谓“萧规曹随”，一定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第一，萧何这个“功臣第一”刚死，曹参这个“功臣第二”立刻就知道，该自己做汉相国了，这说明什么？
汉代初年，相国这个职位，就是功臣集团的囊中之物，第一不在了，就第二接班。等到曹参去世之后，汉朝的丞相主要有樊哙、周勃、王陵、陈平、灌婴……这都是功臣。周勃排名第四，樊哙排第五，灌婴排第九，王陵排第十二……都是排名靠前的功臣。陈平排名靠后一点，第四十七，但是他和吕后关系好，所以往前提了。
其他的高级官员，也基本是被功臣垄断的。
汉朝建立，这些功臣们手里真是攥着原始股的，他们的利益和汉朝是深度绑定的。
秦朝快速灭亡，从朝廷到地方，大小官吏争先恐后地反叛，确实是给汉朝提供历史教训了。韩非子主张的那种“除了皇权独大，各种权贵全部牢牢限制，不给他们以权谋私的机会，让他们活得人人自危”的做法，听起来很美，实践上是真的把皇帝变成孤家寡人。所以必须要让足够多的人分享到汉朝的好处，汉朝就是要建立一个和皇权利益绑定的权力阶层。这种玩法，民众会觉得没有公平可言，皇帝也会觉得皇权受限，但是愿意维护现政权的强有力人士，数量就多了。
所以萧规曹随，就是功臣集团的权力的体现，萧何和曹参之间是有矛盾的，可在牢牢掌控相权这一点上，他们展现出了高度的彼此信任，这也是功臣集团的凝聚力的体现。
所谓吕后时代的无为而治，无疑包括这层含义，就是不要去触碰功臣集团的利益。这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层内涵。
第二，萧何定的规矩和律法，是秦朝传下来的，曹参不去触碰萧何定的规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曹参会认真贯彻落实这些规矩和律法。
曹参的传记里讲了一些类似这样的故事：
曹参担任齐国相国后，先找了一批儒生，研究怎么治国，结果儒生来了一大堆，每个人N套方案，后来曹参找了一个叫盖公的，盖公的方案简单，“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能不管的尽量别管，民众就自然生活安定了。
秦朝的律法，就是什么都要管的，史书上是这么说的，这些年出土的秦朝和汉初的律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依盖公之见，律法归律法，可以不执行。
于是曹参就按照盖公的教导，治理齐国，就这么过了九年，齐国被治理得很好，人们都称道曹参是一位贤相。这时曹参要调到汉朝廷去做相国了，接替曹参做齐相的人问曹参，治国的要点是什么？曹参说，齐国这个地方，“狱市为寄”，千万别去动它。“狱市为寄”这四个字的含义，我取直白的解释，监狱和市场，你不要去动它，反正这句话最核心的点是：齐国社会有藏污纳垢的地方，那里有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要去管它。
曹参让接任者这么做，显然之前九年，他自己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曹参在秦朝就是做司法官吏的，他知道官府能力的边界在哪里，管不了的事硬要管，官吏本身可能从中捞到好处，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当时的社会，追求完全纯洁无瑕是难以实现的，官吏采取的举措，有时不但不能把问题根除，反而会导致问题扩散。所以曹参给接任者的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清楚地挑明了他的态度：“律法归律法，执行归执行。依律法必须要管的事，实际上别管。”
曹参做了汉朝相国之后，仍然是这样。他提拔相府的工作人员，总是挑不善言辞的厚道人，对于“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喜欢抓着规定不放、用抠字眼的方式表现自己能干的人，曹参的态度往往是，明天你别来上班了，我这儿用不着你这样的。
曹参本人的做法，是发现人家有小罪过，习惯替人家掩饰，所以丞相府也就一点都不忙。只要尽量不立案，一定能把犯罪率降下来。
凡此种种记载，都说明曹参固然没有变更萧何的律法，但是也并没有认真执行萧何的律法。当然，也可能当年萧何自己就没有认真执行这些律法，只是形式上把秦朝的律法沿用下来了而已。
古人的议论，对曹参评价是很高的。曹参这种做法，对他手下的官吏不利，因为没有业绩，而且会导致基层的部门也很少有求于丞相府，所以以权谋私的空间也就小了。《史记》里就写到，不光是汉惠帝不满曹参不管事，曹参手下的人也不满，不停暗示或者明示，某些问题该管管了，可是曹参就是不管。这是需要很强的定力才能做到的，不是他这种战功赫赫的老臣，还真没资格这么不做事。所以《史记》对曹参的赞美，最后落在“不矜功伐能”上，不夸耀功绩不炫耀能力。明代方孝孺，就是被明成祖诛十族的那位，他赞美曹参的话说得更精彩：“宁受无功之名，不忍图有功以祸当世。”但凡曹参多一点建功立业的心思，对于当世的人来说，就是灾祸。
曹参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古代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古代的律法和现实之间，往往是脱节的。律法怎么规定是一回事，实际上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在古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国家太大，各地民情差异太大，要制定一部普遍适用的律法，在古代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可是古代的官府，理论上又是全能的官府，它又不愿意宣布某些事情我就是不管，所以只好律法摆在那里但是常常不用。
以上是吕后时代无为而治的第二层内涵，旧有的律法我不改变，是无为；旧有的律法我也不执行，这更是无为。这层道理，古代很难直接挑破，所以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黄老之道，“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做起来是容易的，但是不好说。
无为而治还有第三层内涵，这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不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
对于秦汉时代的老百姓来说：
最轻的负担是农业税，其实哪怕秦始皇时代，农业税也不算重。
比农业税重的是人头税，为了少交人头税，民众是可能生了孩子就杀掉的。
比人头税更重的负担是“更役”，就是每年要为本地官府无偿劳动一段时间，这个生产生活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最可怕的是“外徭”，就是背井离乡到很远的地方去服徭役或者兵役，这是特别容易弄得家破人亡的。
司马迁夸吕后，说当时“政不出房户”，也就是说当时外徭的频率和规模，比刘邦时代那个战乱年代要少多了，比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也要少多了。
因为这个缘故，司马迁尽管写了吕后残忍恶毒的一面，但还是承认，吕后时代真的相对是个好时代。随着吕后的去世，长安城里，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