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改周为宋，定都开封，其后，在兄弟两代人的努力下，历经二十载统一中原，中国封建史由此进入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北宋时期。
北宋取得了中国封建史上空前的物质和文化成就。据史料记载，北宋全盛时期，人口首次达到了一亿，耕地524万顷，岁收入15000缗，相当于盛唐时的一倍。北宋时期，中国的科技取得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成就，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就有三大发明出自宋人。宋代的文化成就更令人叹为观止，数百位文学大家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宋词，最著名如唐宋八大家，竟有六家出自北宋。至于北宋的书画艺术、金石艺术，也令后世为之仰止。在文人雅客之风浸淫之下，连宋室宫廷也名家辈出，如宋徽宗的花鸟画和瘦金体就被誉为天下一绝。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北宋，却仅仅立国167年后便沦亡于金兵的铁骑之下，国家蒙难，生灵涂炭，百年积累的无数财富毁于一旦，酿成了中华文明史上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令后世为之叹惋！究其原因，大多数史家则将其归咎于宋徽宗时期的政治昏暗、奸臣当道，以至于金人有机可乘。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徽宗时期的昏庸政治固然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早在宋太宗统一中原之时，即已为北宋的衰亡埋下了伏笔。
宋太宗继位之后，吸收了五代十国变乱从生的教训，制定了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等三大国策。所谓强干弱枝，即加强中央集权，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和兵权收归中央；所谓重文轻武，即提高文人地位，降低武将地位，不仅掌管军权归文臣掌管，甚至打仗时也用文弱书生指挥作战；所谓守内虚外，是将精锐禁军驻扎于京城附近，而边境地区却只以少数厢兵驻防。三大国策维护了赵家王朝的统治，但弊端严重。强干弱枝政策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到北宋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末年，国库收入15085万缗，而官员俸禄居然要9785万缗。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则严重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致使北宋兵威不振，对外作战胜少败多。为保安全，北宋只有扩大军队规模，试图以多取胜，但又造成了朝廷财政的沉重负担，仅一年的养兵费用即达6000万缗。冗官、冗兵、冗费等“三冗”，造成了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至真宗末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面对危难局面，北宋统治者也试图改革，最著名的是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庆历新政发生在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名臣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提出了加强按察、改革恩萌、改革科举等五项具体改革措施，以达到整顿吏治、加强武备、发展生产的目的。然而仅仅是这几项非常有限的措施也因损害了官僚集团的某些既得利益，招致了官僚顽固派的群起攻之，新法颁布不到两年，仁宗便以朋党的罪名免去了范仲淹所兼各职，于是新法尽废。至仁宗晚年，严重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以至于苏辙叹曰：海内穷困，生民怨苦。
宋神宗于1067年即位，此时离庆历新政已过去20年，北宋积弊越发深重，朝廷的年财政赤字达1570万缗，辽夏强敌环伺，形势危如累卵。在非改弦更张不可的历史条件下，神宗起用一代名相王安石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熙宁变法以理财、强兵、育才为主要内容，理财方面有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方田均税法，强兵方面有保甲法、保马法、设立军器监等措施，育才方面推出科举新法、颁行《三经五义》，意图为新法培育人才。熙宁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进行的较全面的政治革新运动。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在神宗的支持下冲破了封建传统束缚和保守苟且的官场习气，精神难能可贵。变法扭转了北宋的财政状况，缓解了社会矛盾，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但变法存在相当大的弊端，一是没有将富国和富民结合起来。新法惠国而不惠民，国家财政收入虽然增加，百姓的负担却不见减少，二是在军事上改革有限，三是没有将变法与整顿吏治结合起来。王安石任人唯看是否支持新法，以致于提拔了一批投机分子，借新法的名义坑害百姓，同时因增设机构，官僚队伍越扩越大，以致于官员俸禄支出竟然超出了真宗末年。除此之外，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三大国策依然没有触动。元丰四年，宋神宗以改制之兵对西夏发动灵州、永乐战役，企图一举荡平边患，结果遭受惨败，损兵折将达40万，客观上宣告了熙宁变法的失败，神宗富国强兵的愿望至此化为泡影。
纵观北宋的两次著名的改革，庆历新政头痛医头，力图节流以改变国家的财政状况，结果在既得利益的官僚顽固派的进攻下很快夭折。熙宁变法头痛医脚，企图以开源的方法富国强兵，结果只达到了富国的目的，百姓负担不见减轻，强兵不见成效，而官僚机构的腐败更甚，最终改革的成果仍然落入到了既得利益的官僚手里，失败不可避免。
事实上，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都逃不脱由盛到衰的规律。当建国之时，政治清明，君主奋发有为，官吏清正廉洁。随后，土地兼并开始严重，吏治也逐渐开始腐败，社会民生问题逐步显现。到后期，政治昏乱，贪吏横行，百姓民不聊生，最终王朝不是被改朝换代，便是被外族征服。纵然有北宋王安石、明朝张居正这般治世能臣，也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