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就喜欢写东西，虽然大多都是些不成文的小玩意儿。大概从还未识字的年纪吧，就总缠着年长两岁的哥哥教我写字，正是顽皮的年纪，所以哥哥也总烦我，嫌我打扰了他跟其余一帮小孩子弹玻璃弹珠或者玩画片。

老妈却是支持正在好奇求学阶段的我，或者说在大多数七零后的父母眼中读书是件使命般庄严的事情。父亲与母亲的字都很好看，苍劲有力，很有他们那个年代的特点。老爸老妈都是念了高中参加过高考的，只是双双都没考上，与大学无缘，老妈甚至还复读过一年。种种原因之下二人最终还是囿于菜市场、爱与家庭，可以为了猪肉或蔬菜，唾沫飞溅地与菜贩讨价还价。不得不承认的是，那确实是一门技术含量相当高的技能，其中包含了经济学、心理学、表演学等颇为考验人生经验的学问在内。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时代的罗曼蒂克是什么样子，我以为文字与书本会使人变得不俗，然而我所看到的父母却似乎是甘于这种平凡庸俗的生活节律了，日复一日。

汪曾祺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这大概就是“大隐隐于世”的高度了，我的父亲母亲以及我自己是属于哪种层次，不得而知。

小时候家里经济并不宽裕，老爸老妈经常是早出晚归，一心呵护着这个巢穴里两只嗷嗷待哺小雏鸟的幸福。没时间照顾我们两个时，母亲就会轻轻呵斥，命哥哥少往外面跑跑跳跳，安静坐下教我几个字，也免得我叽叽喳喳纠缠不休。

比如，我想写草丛前面飞过的一只小蜜蜂，却不知道“蜜蜂”如何写。于是拿着小本子四处“哥哥，哥哥”地找寻熟悉的影子，他却时常故意不应我，只一个人躲在楼上悄悄地看电视。

虽然跟我一起看的时候更多，但每次我们两个总要为了争夺遥控器的主权而小吵小闹一番，一个紧紧拽着遥控器缩在怀里，另一个从对方怀里死命往外掏，然后在老妈被子铺得整齐的床上滚作一团。对于遥控器我向来是誓死捍卫的，然而没有与哥哥势均匹敌的力量，总要被迫妥协于他，跟着他看NBA那一群肤色各异的巨人抢着一颗小篮球。到最后才意识到身后被搅得凌乱不堪的“犯罪现场”，面面相觑……免不了又是老妈的一顿教训了，对此我映像颇为深刻，大概是因为被教训的次数太多了吧。

熊孩子也不过如此了，更不用说还有那满墙的涂鸦，铅笔、水彩、圆珠笔，各种奇形怪状的创意之作……那简直成为我跟哥哥两个在家肆意妄为的确凿证据。

我找见了哥哥便把铅笔往他手心塞，说：“哥哥，你写‘蜜蜂’两个字给我瞧瞧吧！”眨巴着求知若渴的大眼睛望着他。他却目不转睛盯着电视屏幕，唯恐错过任何一个细节似的，一眼不看我。我站在那嗯嗯哼哼半天，他只是伸手把我挡住屏幕的脑袋往边上移了移。

一旁拖地的老妈终于看不下去了会说，“旺崽你是哥哥要多教教妹妹，别坐那么近看电视，你们都坐沙发上来”。

哥哥听罢才会挪了挪他那金屁股，我指指本子示意他赶紧写下那两个字。他就像只猫一样俯在沙发上，潦草的“蜜蜂”两个字跃然纸上，前面还划去了半个字，似乎是刚下笔时写错的。我高兴地抓过来小本子，躲到一边去临摹欣赏了。但自己写时就觉得，明明长在自己手臂上，连着自己身体的手指头却难以掌控自如，写不出哥哥一样方方正正的字体来。

“今天我在草丛玩，飞来一只小蜜蜂，很好看。”

我能抱着写了这样一句话的小本子开心一整天，莫名其妙地就觉得自己好像学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本事。

奇怪的脑回路，极其容易满足又极其不安分的好奇心。那种为了半点大的小成就沾沾自喜的痴童模样，透着另一种执着的可爱。

我总会想写些什么。不是必须要写，而是觉得有非写不可的兴奋感。

我想写花草，写山水，写玉石，写一切混沌之中脱颖而出的灵光之物；写所见，写所闻，写所感，写一切与我相关或不相关的事无巨细。没有任何目的，就觉得这是一份与爱有关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奇妙枢纽，在大脑皮层的神经元、轴突与树突之间形成曼妙的回路。

那份简单又纯粹的快乐心情，珍藏回忆起来如同品尝雪山之巅清泉沏的新茶，再小饮一杯醇厚澧酒，回味无穷，甘涩回甜。能用文字描写记录，就像是把美好的瞬间都用另一种形式储存起来。从甲骨文到如今的简体、繁体汉字，穿越了亿万年光景的洪荒岁月，浸透积淀下来的文化结晶。

我想，每个人应该都有那么一段文字之缘的，这缘分就像系在手指上的红线，联接着过去和现在，绵延不绝，又通往无限的、未知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