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是不正常的，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之下没有理由一点影响都不受。在一点就是前文中提到的《牛虻》，石红想读但是当时被批判封印，而同样是具有革命思想浓厚的《暴风骤雨》《红岩》《矛盾文集》等等的书籍竟然出现再来这家人的书架上，在“四人帮”思想肆虐的时候，石红一家人却在分析时事，谈论文艺作品，这仿佛是不现实的，不管是书籍的类别还是一家人齐聚谈论，在当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说石红的家人是高官，可以保佑一家人不受侵犯，并且弄到一系列的革命著作，但是她的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仅仅是区上的一个干部而已，并没有办到这些的能力。由此看来很显然作者将石红这一角色“理想化”了，形成了一个作者所希望在那个腐化的年代出现的一个完美式的人物，作者想由班主任和石红这样的人物去拯救深陷在“泥潭”的宋宝琦和谢惠敏以及更多正在被迫害的孩子。但是在我个人看来班主任是可以担负起这样的职责的，但是石红就不一定了，小说中很明显的便是了石红家庭经常在“晚饭以后”讨论时事，讨论的是《共产党宣言》“毛选”四卷，《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意识形态的著作，其实从本小说的历史背景来看，“四人帮”背后其实真正的是文化大革命，而石红在家里讨论的内容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上其实是不谋而合的，所以石红在我看来，不仅不会成为拯救宋宝琦，谢惠敏的hero（英雄），如果当上官员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像“四人帮”那样推波助澜，伤害“花朵”的凶手。而班主任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份责任的承担者呢？因为在后文中张老师站在谢惠敏家的门口，他自己暗下决心到：应当怎样了解历史？应当怎样对待人类社会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应当怎样批判过去文化遗产之中的糟粕而取其精华？应当怎样全面地，辩证的看待问题？等等的问题都体现了张老师在新时代思想上是清晰的，是正确的，由此他可以承担起这一份拯救花朵的责任。
读完小说之后总的来说，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矛盾性”，不仅是像谢惠敏这样的大众所普遍具有的内心旧思想与新时代的矛盾冲突，石红这个理想化的人物，现实与理想之间难以解清的矛盾。更多的是石红这样理想化的人物削减了小说所表达的宋宝琦，谢惠敏等人物所带来的时代悲剧性，成为了小说中完美式，团圆式的一个元素，降低了小说的感染力，但是石红作为一种时代希望的象征，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是作者想要表达美好光明新时代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所以石红这一角色变成了不可调节矛盾的原点。
（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