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527《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四卷-04
失败的政治赌博
哀帝在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一带修筑自己的坟墓，没有令郡国的百姓迁往陵区。
哀帝已经改年号一个多月，病情仍不见好转。夏贺良等人还想胡乱变更国家政事，大臣们争辩，认为不能允许。
夏贺良等奏称：“大臣们都不知天命，应该辞退丞相、御史，任用解光、李寻辅政。”
哀帝因为他们的预言没有应验，下诏说：“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改换年号，增加漏器刻度，认为这样可以永保国家平安。
由于朕对天道的信奉还不够真诚，误听他们的话，希望能因此为百姓谋求幸福，可是终于没有好的效验。
有过失而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失【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六月发布的诏书，除了大赦令以外，其余措施全部废除。夏贺良等人违反正道，蛊惑民众，奸恶行为应予以彻底追究。”
夏贺良等人全部被入狱，论罪处死。李寻和解光减死罪一等，放逐到敦煌郡。
哀帝因为卧病在床，把过去成帝时曾祭祀过的各种神祠全部予以恢复，共七百余所。一年之中，祭祀的次数达三万七千次。
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派孔乡侯傅晏去暗示丞相朱博，命他上奏书要求罢免傅喜的侯爵爵位。
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皇上先前已做了裁决，再提是否不合适？”
朱博说：“我已许诺孔乡侯了。匹夫之间约定的事，尚且不惜以死相报，何况至尊的傅太后呢！朱博我只有效死了！”赵玄也就同意了。
朱博不愿意单独指控傅喜一个人，由于前大司空何武先前也因过失被免去官职遣回封国，情况与傅喜相似，因此同时弹劾他们二人。
朱博说：“傅喜、何武从前在位时，对治理国家都没什么贡献，尽管已经退位免官，但尚有封爵采邑，这是不妥当的。请求陛下将他们都贬为平民。”
哀帝知道傅太后一直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是受傅太后指使，便召赵玄询问究竟。
赵玄承认了。哀帝下诏说：“命左将军彭宣和中朝官共同审问。”
彭宣等上奏弹劾说：“朱博、赵玄、傅晏都犯有不道、不敬之罪。请求陛下召他们到廷尉诏狱。”
哀帝减赵玄死罪三等，削减傅晏采邑封户四分之一。
给谒者符节，让他召丞相朱博到廷尉那里接受审判。朱博自杀，封国撤除。
感思：这篇通鉴记载如同一幅浓缩的画卷，生动勾勒出汉哀帝生命末期那段混乱、挣扎而又透露出些许反省的复杂图景。细细品读，能感受到哀帝在生命尽头似乎有了一丝醒悟的迹象，其行为呈现出一种矛盾而又可悲的“回光返照”。
哀帝修筑自己的坟墓，没有令郡国的百姓迁往陵区。这在当时是一项体恤民力的德政。
汉代帝陵修建，通常伴随着大规模、强制性的移民，以充实陵邑，给百姓带来深重苦难。
哀帝此举，与他即位初期试图革除成帝弊政、励精图治的姿态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看作是他对自身政治路线的一种低调修正，意识到了过度劳民伤财的弊端。
夏贺良事件是哀帝执政后期的一个标志性闹剧。他一度听信方士“再受命”的妄言，改元易号，希望能借此延续国祚、治愈疾病。
此举暴露了哀帝作为统治者的软弱与恐慌，然而，当预言彻底失败，群臣反对之声鼎沸时，他做出了一个相对清醒的决断。
他的诏书言辞恳切，引用“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这句古训，带有强烈的自责意味。并果断地废除除大赦外的所有荒诞措施，将主犯夏贺良等人处死。
这个过程中，能看到一个曾经迷失的皇帝，在现实面前被迫回归理智。哀帝意识到，国家的平安不能寄托于怪力乱神，奸佞之徒必须清除。
这种从迷信中的抽身，是一种迟来的、有限的醒悟。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对傅喜事件的处理。傅太后对正直不阿的傅喜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她通过丞相朱博和御史大夫赵玄，罗织罪名，企图将傅喜废为庶人。
此时的哀帝，展现出了难得的警惕性和主见。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并非普通的弹劾，而是外戚势力对皇权的又一次裹挟。
“疑朱博、赵玄是受傅太后指使”，一语道破天机。
他亲自审讯赵玄，并在得到证实后，毫不手软地处置了这几位高官：朱博自杀，赵玄、傅晏被严惩。
这一系列动作，是哀帝对傅太后势力的一次明确反击。
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或许终于看清，这些依附于皇权之上的外戚，才是朝政败坏、皇权旁落的根源之一。
他违拗傅太后的心意，保护（至少没有落井下石）了曾被自己贬斥的傅喜，试图从外戚的阴影中夺回一点帝王尊严和决策权。
哀帝处理了冲锋在前的朱博、赵玄，甚至惩罚了傅晏（削减封邑），但对真正的核心，傅太后本人，他没有采取任何公开的指责、限制或剥夺权力的措施。
傅太后依然是那个有权势的太后。
哀帝的行动是在傅太后集团做出过分举动（诬陷大臣）之后的反击，而不是他主动策划去削弱或清除傅太后的势力。
他的目的是阻止傅太后对朝政的某一次具体、过分的干预，以维护自己作为皇帝的最后尊严和权力底线，而不是要系统性地推翻傅氏外戚。
朱博是一个典型的投机者和现实主义者，为什么会有这种“飞蛾扑火”的犯险举动呢？
朱博并非不知危险，而是他赖以生存和晋升的整个体系，迫使他必须这么做。
在汉代，高级官员的崛起往往深度绑定于某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尤其是外戚集团）。
朱博能官至丞相，极大概率是得到了傅太后为首的傅氏外戚集团的提拔和支持（详见读书笔记524）。
在这种关系下，傅太后是“恩主”，朱博是“门客”或“臣属”。他的一切权力、地位和荣耀都来源于此。
为恩主排忧解难，是其最核心的政治义务。
朱博对赵玄说：“我已许诺孔乡侯了。匹夫之间约定的事，尚且不惜以死相报，何况至尊的傅太后呢！”
这句话是关键。他将自己与傅太后的关系，类比为民间“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契约。
他是在向赵玄，也是向自己强调：履行对恩主的承诺，是比官场规则甚至个人安危更高的道德准则。
朱博明白扳倒傅喜会触怒皇帝，但他更相信傅太后有能力保住他。
这是一场政治赌博：如果成功，他将成为傅太后最信赖的心腹，权倾朝野，地位无人能撼动。
但他低估了哀帝的反应，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低估了病中的哀帝维护皇权尊严、反击外戚干涉的决心。
他可能认为，只要证据做得“合理”，哀帝会像过去一样，对傅太后一党妥协。
朱博拉上何武一起弹劾，是想把水搅浑，让此事看起来像一次普通的官员弹劾，而非针对性的政治迫害，这反而让哀帝更觉其奸诈。
当哀帝开始亲自过问，并召赵玄审讯时，朱博的败局已定。
赵玄的招供，坐实了他们“结党营私、诬陷大臣”的罪名。在汉代，这是“不道”大罪。此时，无论他是否认罪，政治生命都已经结束。
面对“召至廷尉诏狱”的判决，朱博选择自杀，是一种在绝境中维护自身和家族利益的理性选择。
在汉代，大臣犯大罪若自杀身亡，朝廷通常会网开一面，不再深究其亲属的连带责任。
如果他被下狱审判，可能会遭受酷刑，并被公开处决，其家族也可能被株连。
自杀是一种保留尊严，体面的结束方式，避免了下狱受辱的悲惨结局。
他的死，将所有罪责一肩扛下，切断了追查的线索，保护了傅晏，乃至傅太后本人，使其免受更直接的冲击。他用生命完成了对傅太后集团的最后效忠。
他的“以死相报”，并非单纯的愚忠，而是一种在特定游戏规则下，经过利弊权衡的、绝望的政治赌博失败后的最终结算。
他用自己的死，诠释了汉代外戚政治中“门客”的终极命运：既是权力的追逐者，也是权力的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