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立刚
小学是我受教育的起点,那时候,村里还没有幼儿园。
二十多年来,我们村那个曾经不大的校园,是我梦到最多的地方。
无数次梦到自己又坐回小学的课堂,坐在教室的土坯墙下。
梦见学数学,梦见学语文,甚至还梦见学高中的内容,竟然有时候梦见参加高考复读……这里是我学习永无止境的地方。
我的小学分为两段,1~4年级在我们村,5~6年级在邻村。最初上1~4年级的那个学校,很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如今只是两处普通的民房,再不是学校了。
读1-4年级时的教室
5~6年级那个学校还在,南侧有一所初中。前些年,邵逸夫先生捐款,在学校南侧原初中校园处扩建了一座漂亮的大楼,这座大楼成为新的小学,而初中则在此之前便撤销了。
如今,我曾经读书的那个学校虽然已经废置,但是还没有拆掉,校门口也还在。
几年前,有一次我去村里的卫生室买药,路过当年学校的门口,远远看到,只有隐约一点当初的“围墙”。
后来,几个村的学校合并为一所,学生都到邻村读书了,这里没有学生了,我也便没有再去过了。
不过,现在还能看到当年学校门口的几棵大槐树,仿佛还是当年的样子。其中有一棵树从很低的位置就分成两个杈。
我记得读书时,很多人喜欢骑在那棵分杈上玩。在槐树下边,当年经常有卖冰棍的、摆摊卖文具、零食的。
当时的几棵槐树就已经枝繁叶茂,如今的树冠还是老样子。看到那几棵树,还默默坚守在这里,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
1990年,我就开始读小学了。开学第一天,母亲把我送进学校。听母亲讲,我很不情愿地去学校。
第一天放学回来,母亲问我在学校学了什么,我回答说:“学了‘早早早’。”在那之后,我渐渐远离父母,开始在一个个老师的陪伴下,慢慢长大。
刚入学时,有一种记忆伴随了我很久,那就是发新书时闻到的油墨味道。
从那时候开始,这种书籍的油墨味道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并且形成了再也无法改变的永久记忆链接。
后来每每只要我闻到书籍中油墨的味道,就会想起小学刚入学时的生活。
当年我们村里的那个校园面积不大,大门坐北朝南,走进学校大门,向北是一条十几米长的甬路。
路左侧是比较长一点的房子,为两间教室。教室后侧、北侧,都是天然形成的大概几米高的石崖。
路右侧是东西走向的三排房子,大小相同、前后并列,每一排房子由一间教室、一间老师办公室组成。
全校一共只有这四排房子,一共5间教室,3间老师办公室都是用石头盖的平房。
学校门口西侧还有一个更破的小房子,用来存放煤及一些杂物。学校还有两个厕所,位置在校园外,极是简陋,卫生状况惨不忍睹。
学校一进大门的右手侧,也就是学校三排前后并列的教室。最前边有一个稍大点的院子,大概比一个篮球场小一点,是我们的操场。
读1-4年级时的教室
几个教室外的墙上,窗户与窗户间的空白墙面,写有深红色的彩粉大字。一侧墙上写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短的三排教室上写的有“做四有新人”几个字。
走进大门的甬路尽头,有一个从旁边石头断崖上歪着长出来的酸梨子树。学校用来计时的一口钟,就吊在这棵树干上。
每天上课下课,都是听这口钟的指挥。
上午和下午的课前“预备”“上课”“下课”的钟声,以钟锤敲击的点数来进行区别的。大家洗过了,就能听懂各自的声响。
学校北侧是荒坡和半米多高的石头围墙,学校东侧是一个很大的旱坑,长宽几十米,深十来米。
下雨时,村西侧的雨水会流进坑里,平时没有水,也是学校倒垃圾的地方。最初,学校的旱坑这一侧没有围墙,怕学生发生危险,后来才建了简易的围墙。
那时候的教室里,也是简陋。教室的窗户只是由几根横竖的细钢筋组成,也就说没有玻璃。
每年秋天,班主任郝老师会要我们每人各自发挥优势,有的从家里带来一些透明塑料布,有的带来钉子,有的则带来高粱杆,用这些材料把窗户封起来,以保暖。
塑料布毕竟是透明的,勉强可以采光。
钉窗户时,先把高粱杆从中间一分为二,然后将塑料布撑在窗户上,用铁钉把高粱杆钉在塑料布上作为固定。这件工作当然就是郝老师亲自进行。
那时候,郝老师只是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女孩子。
到了冬天,学校请村里用拖拉机拉一些煤,堆放在学校那个小破屋里。天气变冷之后,我们就用这些煤取暖。每个教室内靠墙处都有一个自己垒的煤火台。
每天夜里,“火”自然就灭了,早上都得重新生火。郝老师让我们每人轮流从家里带来玉米轴,作为生火用的引柴。把“玉米轴”点燃后,有了底火,然后放入煤块。
那时候的冬天,教室里要么是烟熏火燎,要么是寒气逼人。有一天早上,我来到教室,一进门就看到班长和几位同学在生火,熊熊火苗从“火”中冒出来,教室很暖和。
教室里只有破旧的桌椅,此外便没有什么别的物品了。一开始,教室里连电都没有。有一次,郝老师不知道从哪找来一些语文课文的朗读磁带,视若珍宝。
为了给我们播放这些磁带,她从村里借来一台录音机,同时还从唯一有电的校长办公室拉来电线。那一天,我们一直在教室里听到磁带里的课文朗读,听到很晚,直到天色暗下来了才结束。
还有一次,学校想在放学后组织参加数学竞赛的同学做一点辅导,至少了解一下竞赛的题目,可是放学后才发现,天已经黑了,而教室里却没有电灯,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于是补习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教室里才拉上电线,安上了白炽灯。
教室里的黑板就是把教室前边的墙用水泥抹平了一部分,然后刷上一些墨汁。在擦黑板的时候,不仅粉笔沫满天飞,而且会把黑色的墨粉也擦下来,擦完黑板,手都变黑。
用不了多久,黑板就会变得反光了。这样,老师写在黑板上字,就反光不能看清楚了,只好再用墨汁把黑板刷一遍。
四年里,教我们的郝老师,既教语文,也教数学,也教体育、音乐,那时候小学没有英语课。
有一段时间,我的座位在第一排,她常常不在讲台上讲课,而是搬一把椅子,就坐在我的对面讲课。不讲课时,她自己用很厚的本子备课、学习。
有时候,郝老师有事回办公室,她备课的本子就放在我的桌子上。有一次课间,我偷偷翻开她的书,看到书皮上写着“代数”两个字,里边的内容则完全看不懂,我心想为什么叫“代数”,而不是我们学的“数学”,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跟“袋鼠”有关系呢?老师学的东西真是很高深。
在我仅有的记忆里,郝老师总是先把拼音字母,要学的字,写在黑板上,手拿一根棍子,指着黑板上的字,反复带领我们读,一遍又一遍,以至于我能把语文课本全都背下来。
后来,母亲常跟我说,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回到家里总要逼着她听我背诵课文。
有一段时间,数学课开始学习算盘。可是学校只有一个几乎已经坏到不能用的教学用大算盘。
这种大算盘可以挂在黑板上,算珠拨上拨下便固定在那里,方便做示范,可是用的久了,算珠已经没法固定,拨上去会滑下来。
郝老师在讲课时,只能拿纸塞到算盘轴的缝隙里,把算盘珠子支撑起来,勉强做示范。
到三年级时,我们开始学习写日记,作为简单写作,后来则开始学习作文。郝老师对我们说,她不会教作文,只好请校长出面讲一节课,告诉我们怎么写日记,怎么写作文。
校长是我们村的,姓王。可是,王校长讲完了这一节写作课,我实际上还是不懂。
那节课,校长给我们讲的是“我的学校”这篇作文该怎么写,校长给我们做示范,他说可以写“我的学校坐落在美丽的卧虎山脚下”这样的句子。
那时候,郝老师也开始教我们写日记,那时我还不满十岁,实在不能明白日记是什么。
读1-4年级时的教室窗户
那时候的音乐课虽然只是学一学唱歌,但在我的记忆力,学的竟然都是港台明星们的流行歌曲。
那个年代经常出现全国流行的歌曲,我们也就跟着。那时候学校也没有录音机,也不知道郝老师是怎么学会的那些歌。
有一次,老师在教我们学《摘下满天星》这首歌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崎岖里的少年”还是“山奇山路里的少年”,大概这首歌词是从别人那里辗转抄写来的。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会组织每个班表演节目。可能是1994年,我读三年级时。
那一年郝老师组织了我们表演很多节目,除了全班的合唱之外,还有一个是台湾歌手小虎队的《爱》,我们的节目就是照着小虎队唱歌时的舞蹈,一边跳,一边唱。
每个人要涂上红脸蛋,最初我被挑中表演这个节目,害羞的不行,后来临近“六一”时,我被从队伍中拿掉了,终于长出一口气。
我常在想,如果这样的音乐课能一直持续到后来就好了。这些歌曲充满了青春的激昂 ,歌词更是优美典雅。
《摘下满天星》:“我要发誓把美丽拥抱/摘下闪闪满天星/俗世翩翩少年歌一曲/把心声写给群山听……”就算放到现在,这样的歌词也有一定的激情。
在四年级时,课程表里增加了“自然”这门课。
这门课是由校长来教。他好像很喜欢这门课,讲的很有兴致,背着手在教室里边走边讲,根本不像平时其他课上那样,校长基本上全然不顾我们做了什么,上课过程完全是自由状态。
于是,大家都各自想办法淘气。同学们做的最多的事情是,每到要上“自然”课前,便纷纷到校门口买回一块几分钱的冰棍,不在课间吃,而专门等到上课吃。
或者从家里带一瓶放了一点糖的水,在上自然课时偷偷地喝。当老师在教室内空地上边讲边走时,座位在老师背后的同学,便赶紧拿出冰棍来吃一口,本来十分美味的冰棍,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吃起来必然是更加是美味了。有时候,同学已经在课间买好了冰棍,自然课却取消了,这会成为一种遗憾。
不久之后,学校换了一位新的校长甄校长。甄校长很喜欢音乐,他教全体学生在操场上学习国歌。
我记得他教我们唱:“起来——起来——起来——,这三个‘起来’,音调要逐渐升高,dou--mi--,ni--sou--,sou--dou,像这样唱。”他一边示范一边解释,帮我们纠正。
有一次,郝老师有事不在,甄校长便到教室里,临时给我们上了一节音乐课。所谓音乐课,就是他拿了一个口琴,他吹一首歌,我们猜是什么歌。
他吹的第一首歌就是《上学歌》,他问我们“谁知道这首歌的名字?”班里同学乱喊,都说的不对,我一激动,喊:“上学校歌,不对,是上学歌。”甄校长很欣慰,仿佛找到了知音,对我说:“对,是《上学歌》。”可惜只上了半节课,他有事离开了。
到了10 岁,我上五年级时,就开始离开我们的村子,到当时乡政府所在村的小学上学了。
其实,我所在的那个村子也是有五、六年级的,只是一些家长认为村里的学校办得并不好,家长们总说“学校太乱”,所以坚持要求自己的孩子转走。
到了五年级开学时,一些同学不辞而别,转学走了。其中也包括我。剩下的学生还不足十个人,人太少了,于是乡里干脆决定,把剩下的学生全部合并到邻村去。
我们村的学校本来就只有五间教室,正好缺一间教室。于是,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实际上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一直在我们村上到六年级。
在四年级结束的暑假前后,就已经有一些家长放出了要转学的风声了,只是那时候的我年龄还太小,完全不明白。我自己当然早就习惯了村里的环境,不想转学。
记得四年级下学期快结束时,郝老师让我们每个人轮流表态,是否会到邻村上学,并且要说出理由。
许多已经懂事的孩子好像受到父母的影响,说话变得支支吾吾了。
读1-4年级时的教室外墙面
对于这种现象,一贯“正义”而幼稚的我感到不可思议,当然是一点都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郝老师突然问这样的问题也感到突兀而且奇怪。
在轮到自己表态时,我便很痛快的说:“ 不会转学。咱村有学校,为什么还要到别的村上学。”
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在那个小小的年纪,我当然并不懂得家长们眼里的“学校乱”,学校条件好或坏的话。
对我来说,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在这样一个逐渐熟悉的环境里,我已经从最开始的不熟悉,变得越来越适应,甚至越来越舒服了。
我到了四年级下学期的期中考试,竟然考了班里第一名,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对我来说,最大的遗憾是,第一名的荣誉完全没有享受到,便戛然而止了。
秋季开学,我在稀里糊涂中就转走到邻村学校报到了。那时候,虽然我很不情愿,可是现在也已经忘记了父母是怎样说服我的了,也许是说的“咱村的学校没有了”之类的话。
后来,有一次,郝老师还拿我在放假前说过的话质问我,“当时你那么坚决说不走……”可是,只有十来岁的孩子毕竟是决定不了自己的选择的。
郝老师是代课老师,她的工资很低,而且工资经常被拖欠。
我上三年级下学期时,期中考试结束后,她到教室里对我们说,因为这次考试班里考得很好,乡里给了她六十多块钱的奖金,她将这60块钱奖金中的一部分,给我们班20多个同学每人买了一个练习本作为奖励,一个练习本5毛钱。
我们平时用的练习本大部分是1毛钱一个,5毛钱的练习本是质量最好的练习本了,又大又厚。
发下来的练习本上,每个练习本都盖了一“奖”字章。可是,她接下来说,她已经半年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了,这60多块钱就是她半年来唯一领到的一点钱。
后来,我自己也曾经在基础教育领域做了两年老师,每天上两、三节课都已经感到厌烦,不想待在教室里,对工资也不甚满意,可是教我的郝老师好像每天所有时间都会待在教室里,而且工资微薄如此,她却一直充满了精神。
现在想,郝老师连工资都拿不到,却与我们朝夕相处了四年。看着我们从一个字都不认识开始慢慢长大,不图功名利禄,全身心为我们倾注了大量心血。
我们是她的第一届学生,可惜还没有等到我们毕业,就在忽然之间,糊里糊涂的结束了,而且是伴随着家长们的不满而结束的。
对于这种局面,她一定是很难过的,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很老实的学生也“背叛”了她。听说郝老师为此哭了很久,毕竟那时她的年龄也还很小。
后来,我常常回到村里,有一次去邻村医生那里陪母亲输液,还见到过郝老师。她嫁到邻村,抱着孩子给孩子看病。
母亲也在那,正好遇上了。那时她辞去了老师的工作,也可能是县里将所有代课老师一下子解聘了,全部换上受过城里师范系统的训练的老师了。
本来,我平时就不怎么会说话,路上遇到人都不会跟人打招呼,当时忽然遇到自己的老师,竟然不知说什么好,只对着老师,向母亲说“做过我四年老师”,笨拙的我只说了这一句话,也没有对郝老师说更多的话。其实当时心里就有无数的话要说的,却又没有说出来。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郝老师是陪伴我时间最长的老师。老师能看到自己教的学生成才,这是做老师最欣慰的事。
小学四年级时当然谈不到学生的前途,从后来的高考来看,在很多年时间里,我们村我所在的这一届学生恐怕是历届学生中最优秀的一届。
在我们这一届学生高考的那一年,应届生中就有三个人同时考上了重点本科。
在我们这一届之前,村里从没有人考上过重点本科;在这一届之后,直到现在也从没有出现同一年有多人考上重点本科的情况。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届就是郝老师教出来的,四年的时间并不短。四年里,我们的知识从无到有,更不能说源头的四年不重要。(未完待续)
作者:王立刚,1985年生,信都区南石门镇人,九三学社社员,一直从事教育行业,有多篇文章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