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立刚
到六年级时，我们换了一个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因为暑假时，班里一个同学在村边水沟里玩水，被淹死了。
这件事情当然并不能是老师的责任，但李老师也必须承担责任，只能被调走了。
我只记的当时，一辆拖拉机满载着锅碗瓢盆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离开了学校。
可李老师离开学校时，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并没有出来送一送，甚至连一声再见都没有说。
不久，学校来了一位新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王老师。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王老师竟然是我三祖母的本家，三祖母也姓王。
拐来拐去，我们之间竟然有些亲戚关系。这位王老师对我很和蔼，常常表扬我，说我“头大，聪明”。
刚刚从经常挨打的五年级中走过来，我突然感到无比温暖，只是，当时的我学习成绩一直处在中游，并不甚好。
快毕业时，王老师还专门找我谈话，可能是我被做为了有可能考得上县重点初中的学生之一。
他让我和他并排坐在学校石砌的楼梯上，问我“复习得怎样？”当时的我感觉诚惶诚恐，我从未跟老师有过正式的聊天，也从未这样正式的被要求对自己的学习作出客观评价，更何况是面对一个陌生的长辈。
对于这样严肃的谈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也完全不会回答，因为快升初中考试了，所以我只好回答：“差不多了。”
王老师又问：“哪里复习的还不好？”对这个问题，我更不会回答了，只好找最简单的说，“字、词还没复习好。”
老师又关切的说了一些话，结束了这次聊天。不知道王老师对于我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感到尴尬，反正过去这么久了，我自己还为自己的回答感到尴尬。
那次谈话时间很短，王老师始终语气和蔼，不过自始至终，我都没敢看老师一下，只是呆呆地语无伦次地说了那么几句话。
那个时候，我对老师，对长辈，乃至对任何外部陌生人、陌生事物都有一种天然的尊敬。
五六年级时，我在学习上倍感压力。本来，在四年级时，我好不容易在我们村里的小学里考了一次第一名，然后就转学了，这个唯一一次获得过的第一名从此就被忽略了。
之后，班里的同学从20多个人变成将近60个人，学习竞争陡然增加。
五年级以后，功课开始变得难了，我记得班里用钢笔的同学每天都会把钢笔里的墨水用完，每天回家要重新吸墨水，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作业，要写到很晚。
在六年级，我的学习成绩只能在50多个同学中，勉强保持在前十名，既不是班干部，甚至也不是小组长，总的来说是籍籍无名的状态。
现在回想一下，我的小学老师们好像水平都很厉害。六年级的语文老师王老师会弹琴，他有时候给我们上音乐课，常常一边弹琴，一边教我们一句一句来唱，悠扬舒缓，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美。
这首歌是我至今还能一句不落地唱出来。
读初中后，有一段时间，班里的英语老师换了一位我们同村的人，他认识我，于是似乎是故意想让我显露一下，在一天上课时，我们喊完“老师好”之后，他突然点我的名字，说让我唱一首歌给大家。
我一时不知道该唱什么歌，便唱了这首歌，引来全班同学的掌声，一时间颇为得意。
学校的一架琴放在体育器材室，体育老师竟然也会弹。在条件很一般的小学里，我们的体育课上的比中学还正式，一节课都不落。
我们在很小的连水泥地面都没有的操场上，学习专门的集体体育游戏，练习各类体育器材。
体育老师甚至带着我们做定向越野跑步。
有一次体育课，天下雨了，上课后，我们坐在教室里不知道做什么，体育老师突然来到教室，对我们说：“今天上一节室内体育课。”大家都奇怪，体育课竟然还有在室内上的。
这节课，他给我们讲了一整节篮球比赛的规则。从那节课开始，我才知道篮球中的“前锋、后卫”这些名词。
体育老师也经常在体育课上讲做人的道理。有一次，他说自己在城里学新的广播体操，一起的同伴晚上在被窝里还伸胳膊蹬腿，复习白天学的东西。
于是，他接着说：“做人要像这样勤奋，不能懒惰。”可惜我从小胆子小，又是左撇子，比如练习跳高时，只能从左边跳；投铅球，也只能左手，感觉非常别扭，与大家不同，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每次都扭扭捏捏，担心上体育课被人取笑，所以体育也不是很好。
前几年，我回到村里，小侄女对我说：“爷爷说，我的体育老师也教过你。”我的体育老师竟然培养了我家两代人，不禁让人为之感动。
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位女老师甄老师，那时她刚毕业，年龄也很小，教我们同一年级甲、乙两个班的数学课。
5-6年级读书的校园门口（今已改为道路）
我的数学成绩还算可以，尤其做几何题时，有时候老师出一些比较难的题目，我竟然能第一个做出来。
当时，我知道数学老师有一次向别人夸过，说我比较“灵”，一点就通，心里美美的。但是，我在心里却觉得她没说过我“聪明”的地方，可能离老师的要求还有一些差距，毕竟我只是个普通的学生。
有一段时间，学校组织参加数学竞赛，我被选去参加。
我们在做了一段时间的习题后，在一天早上，一起乘车前往十几里地之外的学校，参加数学竞赛。
我的性格内向而胆小，那是我第一次不跟父母一起坐公交车，所以印象深刻。
我们因为要在开考前及时赶到十几里地之外的考试地点，所以天不亮就起床了。那一天，母亲打着手电筒，把我送出村口。
我先来到学校，然后，我们参加考试的十几个同学和老师一起，从学校步行到几里地之外的公交车站。
为了赶时间，甄老师截住一辆从市区向西开来，还没有到终点的7路公交车，支付费用，请师傅掉头返程。
那时候，公交车管理可能还没那么严格，时间这么早，公交车空空荡荡没有人坐，司机师傅看到我们一堆小朋友要去参加考试，便答应掉头送我们，然后把我们直接拉到十几里地之外的学校参加考试。
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次学科竞赛，发下来卷子，题目很难，基本上每道题都不会做，交卷时，我只做出了几道选择题，大题完全不会，结果可想而知，任何名次都没有。
甄老师也给我们上音乐课。我记得，她教我们唱“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一遍遍帮助我们纠正长音。
有一段时间，可能甄老师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留得作业又多又难，于是有些学生私下给她起了外号，叫甄老师为“小地主”，表示对学生过于严苛。
甄老师毕竟是个年轻的小姑娘，对于这样的“外号”自然是特别在意。不过我对这样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甄老师是不远处一个村的人，放学后，她会骑着一辆自行车回家，其中一段路跟我们这些外村上学的孩子正好同路。
那一段时间，只要放学铃一响，我就跟一个玩的很好小伙伴跑着回家，经常一口气就跑到村口。
一天放学后，我跟小伙伴便一马当先跑回了家。第二天一上课，我们所有外村的学生，都被甄老师叫到办公室，她要求大家说说昨天的事。
原来，昨天放学路上，大家放学时，可能碰到了甄老师，不仅没有礼貌的打招呼，而且其中几个调皮的孩子还在远处一起冲着她的自行车喊“小地主”，可能被甄老师听到了。
大家都承认这样做了，我则“拒不承认”，因为我确实没在场，便说“我在前边就跑回家了”，这个理由听起来确实十分勉强，显得很不可信，但确实是实情。
甄老师当然始终都不相信，最后恶狠狠得冲着我说：“铁嘴钢牙。”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可能甄老师综合了各方面信息，最后认定我是“虽然在场，但是没喊”，于是从轻处理，放回教室了。
小学阶段的最后一节课，班主任王老师熟练地帮我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搬到四周，空出中间场地。
因为学业紧张，在没有任何排练，我们学生也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王老师就靠他一个人便主导了一个简单而活泼的毕业“晚会”。
我记得，其中一个节目是成语接龙，可是我们掌握成语很少，我们的水平好像是接不起来的，于是便约定说，每个人只要随便说出一个成语就可以。
轮到我时，我说了一个“兵贵神速”的成语，这个成语成为我几年前工作的一个写照，我经常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到了“晚会”的最后，王老师说，我们大家再齐唱一个《大中国》来结束今天的晚会吧，于是起了头，我们唱起了：“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华。
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唱着歌，我心里特别感动，差点落泪。就在这首歌声中，我结束了自己的小学生涯。
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分为两次，第一次可能算是小学毕业考试，我的成绩还算可以，200分满分，我考了171分。
可是这个成绩不是升学考试的成绩，只是获得了能够报名参加县重点初中招生考试的资格。
要想去上县重点初中，还得参加这个重点初中专门组织的另外一次考试，父亲带我到几里地之外的这所初中参加考试。
可是这次真正的升学考试，我考得却比较糟糕，满分200分，我才考了141分，远未达到重点初中录取分数线。
这所重点初中的校长恰好是我们村的，父母只好托人找到校长，于是，我成为这所县初中里的“高价学生”。
从此，真正离开家，住在学校上学的生活便开始了。
那时候，我只觉得自己入学的分数和名次很丢人，也完全没有想到后来在上学的路上走得那么远，远到自己的孩子已经上了学，自己还在上学程度，这是后话了。
作者：王立刚，1985年生，信都区南石门镇人，九三学社社员，一直从事教育行业，有多篇文章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