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20世纪30年代，晚明性灵文学思想浮出历史地表，进入到现代文学活动并产生广泛回响，引起文学创作、传播、批评与研究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与运动，形成所谓的现代性灵文学思潮，而推进晚明性灵文学思想浮出历史地表，并且有意把它引入到现代文学活动的，主要是周作人。周作人不仅敏锐地发现了晚明性灵文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而且不遗余力地利用现代传媒向公众宣扬与传播自己的发现，促使现代中国社会逐渐形成向晚明性灵文学思想靠拢的精神风气和文学活动群体，为现代性灵文学思潮的登场创造了重要条件。本文讨论周作人对晚明性灵文学思想的传播，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周作人传播晚明性灵文学思想的方式与意图；（二）周作人传播晚明性灵文学思想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现代性灵文学思潮形成的那粒“种子”是晚明性灵文学思想，那么，首先发现这粒“种子”的无疑就是周作人。不过，仅有这粒思想的“种子”还不足以构成文学思潮本身。文学思潮的真正形成，还要依赖于这粒“种子”能够及时进入到知识阶层与大众中间，通过文学观念层面的认同与审美趣味层面的迁移，而切实转化为左右文学活动主体的一种潜在思想潮流。
现代文学的真正诞生，是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构成新文化运动内在理路和根本目标的，则是借助西方现代社会的科学与民主这套价值体系，清除掉中国社会愚昧与专制这一套根深蒂固的文化系统，其根本是知识分子试图引领中国通过文化的自我断裂而主动实现现代转型并自主融入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世界。因此，现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原本就具有双重性：一是要体现告别愚昧与专制的文化批判，二是要探索告别旧文学范式的文学建设。从这一点讲，早期的“文学革命”虽然具有比文学更为广阔的文化反抗动机，但其使命依然是落在文学自身，说到底是为了建设一种有别于旧传统的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在刚开始的时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社会力量只分为两大阵营：要么是拥护新文化的力量，要么就是维护旧文化的力量，独立的第三种阵营其实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
“今日支那不废共和政体，则国一日不可安。”特别是像辜鸿铭这样学贯中西式的复古人物，他们由于对现代西方社会了解较深而懂得西方现代文化的弊端，以此来反击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现代化进程，往往令人难以有力反驳，至少是反驳乏力。这一点，早在《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之间关于“中西文化”论战时就已经初步显露了。周作人把现代新文学溯源到明末的性灵文学运动，其反击复古力量的内在逻辑是非常鲜明的，可谓切中了复古者的根本漏洞：其一，向复古者宣誓现代新文学从来就没有背离过中国文学的祖宗与传统，相反，它是对传统的真正延续；其二，向复古者宣誓所谓的祖宗与传统，并不是这些复古者们所歪曲的那样，只有愚昧与专制的道德礼法，它本来就包含着从六朝至明末的反礼法、疾虚妄和争个性的谱系。如此一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不仅坚守了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宗旨和立场，而且巧妙地化解了复古势力对新文学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