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它起源于远古时代,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传统。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一、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先秦文学、汉代文学、唐代文学和宋元明清文学等。这些时期的文学作品以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形式为主,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反映。
1. 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开端,以《诗经》、《尚书》、《易经》等为代表。这些作品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状况,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先秦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社会的口头文学——神话传说与歌谣;奴隶社会的诗乐舞相结合的诗歌祭颂;封建社会萌芽时期的散文、楚辞、寓言并举。
具有文史哲不分、作者和时代难以考证、作品由稚嫩走向成熟等特点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据说是由孔子编录,收录305篇,反映的时代自西周至春秋中叶约500年。反映了奴隶制社会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勤劳质朴的品格、渴望光明与自由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摇动人民思想感情的真切反映。 《诗经》的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民间乐歌;雅是周王畿(直接领地)的乐歌,分大雅、小雅两部分;颂是宗庙祭祀的颂歌。《诗经》使用的创作原则与方法是赋、比、兴。 《诗经》风格朴素自然,句式以四言为主,又兼有多言。篇章结构上重章叠句,回环复沓。语汇丰富,韵律和谐,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到战国时代,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主要类型是散文和诗歌。散文可分为以叙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和以说理为主的诸子散文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是《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0)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历史,孔子编著。继《春秋》之后,一些学者按《春秋》的编年体例,把春秋时各国的大事加以或详或略的叙写,其代表著作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其中以《左传》最有影响,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正在走向成熟。
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各国之间不断爆发兼并战争,旧的奴隶制度在崩溃,新的封建制度尚未确立。“士”阶层崛起。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便是“诸子散文”的由来。
“诸子散文”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的《论语》、《老子》、《墨子》等,战国中叶的《孟子》、《庄子》等,战国末期的《荀子》、《韩非子》等。从散文发展上看,《论语》创立了语录体,《墨子》将其完善发展,进而形成《孟子》的对话式辩论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散文中的瑰宝。而《荀子》、《韩非子》的鸿篇巨制,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已完全成熟。
《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直接导致道家学派的成立。《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倡导一种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生活方式,《墨子》发展了文章的逻辑性。《孟子》和《论语》情形相似,是孟轲和他的门徒所作,是儒家又一部重要著作,其核心思想是“仁政”。《孟子》以简约含蓄取胜,有了较精细的刻画,议论多用比喻,纵横捭阖,凌厉逼人,语言表述更加从容流畅。《庄子》是庄周和他的门人后学所著,以丰富的寓言和奇丽的想象来说理,行文如行云流水,文风恣肆汪洋,使说理文具有了散文诗般的艺术魅力,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为深刻。《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有所批评,而在批评的同时又汲取其精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韩非子》为韩非所著。《韩非子》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
战国后期出现了楚辞,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出现,楚辞成为中国诗歌史中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高峰。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壮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的诗作洋溢着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激情,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屈原的作品《离骚》、《天问》、《九章》等,在艺术构思上摆脱了创作素材的束缚,想象奇伟瑰丽,塑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具有荡人心魄的力量。创作形式上,独创“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的“骚体”句式,文笔自由,长短不一,在艺术表达上,开创了以“香草美人”以喻理想和美好这一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创作手法,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继屈原以后,又有宋玉、景差等一批楚辞作家,将楚辞这一独特的诗歌形式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诗歌史中一枝奇葩。
2. 秦汉文学
秦王朝实行了一系列文化专制政策,在钳制思想、摧残文化和刑法统治之下,严格地说,秦代无文学。但为了填补历史空白,我们还是将出于秦的《吕氏春秋》和出于秦统一中国之前的李斯的《谏逐客书》归于秦文学。《吕氏春秋》,取材广泛,体系完整,常常以寓言故事为喻,使文章形象生动。李斯的作品《谏逐客书》是给秦王嬴政的一篇奏议。
汉代文学是在先秦文学基础上,在汉代现实生活土壤里发展起来的。从文体上看,主要有散文、汉赋和诗歌。
汉代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有政论散文、记事散文、抒情议理散文和史传散文。政论散文在西汉初最为发达,其中代表作有西汉初年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疏》等。这些散文能抓住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议论风发、富于气势,又善用比喻和排偶,富于文采。记事散文有刘向的《说苑》、《新序》和《列女传》。它们具有许多小说的因素,在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此类著作尚有《淮南子》等。汉代的抒情议理散文是在先秦策士的言辞与书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流传的名篇不少,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其杰出代表。
汉赋是汉代的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它经历了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三个发展阶段。骚体赋比较短小,主要采用楚辞的形式,内容以抒情为主,主要是哀叹自己的不幸或借别人的不幸来发泄自己的哀痛。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等。枚乘的《七发》是向大赋发展的一篇赋作,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主要流行散体大赋。文笔铺排夸张,辞采华丽,以歌功颂德为主。代表作当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此二赋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代上层统治者荒淫骄奢的腐化生活,客观上起到了暴露现实的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对统治者进行讽谏。西汉后期的辞赋家著名的有扬雄,他极力模仿司马相如,作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等;东汉早期的辞赋家是班固,代表作是《两都赋》。中后期的张衡模拟司马相如和班固,作《二京赋》,在艺术风格上,更加瑰丽典雅。
东汉中叶之后,汉帝国已由盛转衰,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赋作家开始创作借物咏怀、抒忧写愤的抒情小赋。张衡的《归田赋》以退隐归田,寄情山水,潜心图书翰墨,以抒写胸中的郁愤。此赋一扫汉散体大赋铺采文、歌功颂德的恶习,是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的标志。东汉末年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也是一篇有名的抒情小赋,是愤世嫉俗之作。
汉代的诗歌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上。流传至今的汉乐府民歌,包括东汉作品在内只有40多首,大都收在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为宋以前乐府诗的总集)中。这些民歌,是汉乐府思想、艺术成就的主要代表。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优良传统,反映了汉代下层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封建政治和封建礼教的批判,以及对幸福的憧憬、理想的追求,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值得重视。汉乐府民歌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作者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是一组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内容多是写相思离别、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等,并或多或少地对当时的现实表示不满。
3、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指从东汉建安时代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前这一历时约400年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动荡、不安的一个时期。
文学方面,出现了“文学自觉时代”。 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如建安时代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壮,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和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成就最高,其《七哀诗》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与曹植并称”曹王“)、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面赋诗。之后又有正始时代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西晋时的“二十四友”,宋的“竟陵八友”。他们的文学思想相近,创作风格相似,都有助于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发展。同时,文学远离了教化的功能,文人潜心于文学美的创造,开拓了新的艺术个性。如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萧纲的宫体诗,沈约、周颐依四声八病说建立的“永明体”,都开辟了新的诗歌领域。
魏晋时期还兴起了“玄学”。玄学是围绕老庄学说,结合儒家经义而产生的一门学说,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哲学,玄学中固然有一些空洞的命题,但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思辨热情和对人类知性的重视。
同时民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南北朝民歌主要是由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下来的,现存500多首。由于南北分裂,民俗迥异,两地民歌的艺术风格也有根本差别。北方民歌大多朴直刚劲,南方民歌则婉曲华丽。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爱憎情感。
东晋时期,陶渊明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他的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以《归园田居》《饮酒》等位代表。散文和辞赋著有《挑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等为代表。
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初具规模,这一时期的小说分成“志怪”和“志人”两类。志怪小说专记神异鬼怪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志人小说,现存较完整的著作只有宋代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内容专门记叙汉末以来上层文士的言行,尤详于东晋。魏晋南北朝小说对后代的小说、戏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4. 唐代文学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的一个王朝。唐朝实行相对宽松的统治政策,重农重商,大力发展经济,国力空前强盛。加之南北文化的融合,中外文化的交流,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等多种因素,造就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诗歌散文传奇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唐代诗歌一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初唐诗歌”从唐高祖到唐玄宗时期,初唐诗坛上出现了一批锐意革新的诗人,他们就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这些诗人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的颓风,使诗歌的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这一时期,唐诗的浪漫气质日趋强化。它以另一种风格,呈现于刘希夷、张若虚等人的诗篇中。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描绘了春夜月光下美丽的景色,并融合着对宇宙、对美好人生的热情讴歌。全诗构思精妙,辞采清丽,堪称千古绝唱。
“盛唐诗歌”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到唐代宗大历元年。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各领风骚。。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以描写山水田园风光或隐逸生活为其特色。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则唱出报国安边、奋发进取的时代强音。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以画理、禅法入诗,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具有一种韵外之致。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力创作山水诗的作家,他的诗作意境清幽淡远,多自然超妙之趣,创造了山水浑融完整的风格,边塞诗人群体以描写边塞征戍战争、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矛盾为主要题材,诗风悲壮,气势雄浑,尤擅七言。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都是唐代边塞诗的名篇。 接着,李白与杜甫先后崛起于诗坛,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今古的“双子星座”。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以其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李白以其卓然不群的人格,浪漫不羁的情怀,豪放飘逸的诗风,天才横溢的篇章筑就了屈原之后又一座浪漫主义丰碑,无愧“诗仙”之称。李白的抒情名篇,有《将进酒》、《行路难》,杜甫的诗歌把整个动荡浩大的时代与个人的遭际合而为一,集中、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故有“诗史”之称。杜甫的诗歌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无愧“诗圣”之誉。他的诗歌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
“中唐诗歌”从代宗大历初年到文宗太和末年。这一时期由于安史之乱使唐朝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诗歌呈现不同的风貌,现实主义成为诗歌的主潮。唐宪宗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创作纲领,以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主题鲜明,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努力以平易浅近的语言,自然流畅的意韵来增强诗歌的可读性。白居易的《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另外,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的杰作。与元白诗派共同开拓了中唐这块奇特的艺术园林的是韩孟诗派,孟诗派的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韩孟诗派崇尚奇崛险怪,“以丑为美”,“以文为诗”,在唐诗中别开生面。这一时期,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一批:刘禹锡的诗豪健雄奇,柳宗元的诗孤峭峻洁,李贺的诗诡异瑰丽。
“晚唐诗歌”从文宗开成元年到唐王朝灭亡。唐诗走向没落,诗的气魄、格局也随之衰减萎缩,大多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最擅长七绝,从数量和质量看,堪称晚唐第一高手。七绝内容多伤春伤别和咏史怀古,艺术表现上清丽流美,意蕴悠扬,颇有神韵。李商隐各种诗体皆有佳作,但成就最高的是七律,以表现爱情相思题材见长。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诗旨深曲,意蕴深永,给人一种朦胧迷离的美感,耐人寻味。
唐代散文,既革除六朝旧习,又开辟了宋、元以后散文的发展道路,在中国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初唐文章开始出现由骈入散的倾向,盛唐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他们崇儒复古、谋求革新,预示着古文运动高潮即将到来。初唐文章开始出现由骈入散的倾向,盛唐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他们崇儒复古、谋求革新,预示着古文运动高潮即将到来。中唐后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使古文达到全盛阶段。在“文以明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努力去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达到了更成熟、更完美的境地。韩愈、柳宗元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韩愈十分重视散文创作的艺术独创性,他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进学解》等行文流畅,说理透彻,逻辑严密。他的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笔端,在取材和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他的抒情散文则感情真挚、委婉曲折,如《祭十二郎文》抒发他对亡侄的悼念,字里行间饱含着恳挚的骨肉之情,催人泪下。柳宗元的散文也有独特的风貌。他的传记文《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人物。柳宗元的重要贡献是使山水游记和寓言这两个散文品种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他的《永州八记》等山水游记,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晚唐还产生了散文化的赋,杜牧的《阿房宫赋》首开文赋风气。
诗歌散文之外,唐人传奇的成就也引人注目。唐传奇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重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并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创作经验。
词是始于盛唐、成于晚唐五代、盛于宋代的一种新诗体。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填的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极为沉痛。李煜的词,自然率直,直抒胸臆,不事雕琢,语言单纯明净、新颖别致,意境凄婉动人。李煜的词扩大了词的境界,特别是在抒情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5. 两宋文学
宋代文学继承了唐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在创作上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面貌。特别是词的发展,形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另外,在小说和戏剧方面,宋代也有突出的成就。宋代诗歌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又一新局面。在宋代300多年间,诗人灿若群星,名家辈出。据不完全统计,诗人多达3800多家,诗篇数量远远超过《全唐诗》的篇目。宋诗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由于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特点和南宋深重的民族危机,宋诗缺乏唐诗恢弘开阔的气象,多采用写实手法,痛陈国事,沉郁悲愤。因此,宋诗大多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体现了诗人关心时政的忧患意识,爱国主义的诗作在宋代形成空前的高潮。唐诗善于言情,以抒情志怀取胜;宋诗则长于说理,尚议论,以理趣见长。唐诗多以强烈的激情去感受现实生活,宋诗多以冷静的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喜欢用典,显得委曲精深。唐诗语言流丽;宋诗则往往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引入诗歌,结构手段、叙述方法和语言风格具有散文化倾向。
根据宋诗的形成、发展和流变,大致可分为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和南宋后期四个时期。
北宋前期,即从北宋开国到英宗末(960—1067)。北宋初年,王禹效法白居易,创作了不少关怀民生的政治诗,其诗言之有物,质直感人,语言平易流畅,风格简淡清新。继王禹后,有一批所谓“晚唐派”诗人,多写清幽枯寂的隐居生活,诗境狭窄,此派以林逋最有名。稍后出现以杨亿、钱惟演等为代表的西昆派是一个形式主义的流派。以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为代表的诗人,针对西昆体的流弊,致力于改变当时诗风。他们或抒发政治感慨,或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并初步显示出宋诗的自身特点。
北宋后期指神宗初到北宋末(1068—1126)。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的诗人,创作了一批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气象一新、境界独辟的诗篇,使宋诗发展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时期。此后,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务求争新出奇,崇尚瘦硬风格。该派的其他重要成员还有陈师道、陈与义等。
南宋前期指高宗初到宁宗开禧末(1127—1207)。这时期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相继崛起,他们突破江西派“资书为诗”的樊篱,用诗歌来抒写家国之痛,使诗坛再次呈现繁荣的局面。杨万里的景物诗、范成大的“田园诗”都有相当的成就。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今存诗9300余首,其中多数篇章具有鲜明的爱国主题。陆游诗歌以其思想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宋后期指从宋宁宗嘉定初到南宋末(1208—1279)。这时期诗坛上爱国主义的慷慨高歌渐渐衰退,代之而起的是永嘉四灵和江湖派诗人。永嘉四灵以晚唐诗体相标榜,注重字句,多写小景,格局小,立意浅。江湖派因钱塘诗人兼书商陈起所刻印的《江湖小集》而得名,戴复古、刘克庄是其中成就较高的诗人。
宋元交替之际,社会剧烈变动,诗坛又涌起爱国主义文学思潮,出现了一批爱国的遗民诗人,文天祥、谢翱、汪元量、谢枋得、郑思肖等都是杰出代表。这些诗歌以诗人参加和领导抗元斗争的艰难历程为主要线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南宋覆亡时期的一部“诗史”。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北宋初年的词,多受五代的影响。著名的作家如晏殊、晏几道父子,或富贵浓丽,或婉转秀丽,都承袭了花间派的流风。自柳永开始,词风才有了大的改变。柳永婉约派词长于白描铺叙,多用俗语,内容反映都市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和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苦闷。苏轼一反柳永儿女情长,代之以清旷豪放之风,常以诗赋、经典入词,并用散文句法作词。他拓展了词的题材、范围和意境,自苏词出而宋词与五代词始有截然之别,并由此而形成了豪放派词。苏词代表了北宋词坛的最高成就。
苏轼之后,北宋主要词人是周邦彦、秦观、贺铸,他们的词作又回到了所谓“婉约”的正宗。
北宋末年,出现了我国文坛上第一流的女词人——李清照。她流传至今的词虽然不多,但意境深切,造语清新,显示了不凡的才华。特别因晚年遭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她将漂泊的身世和悲凉的心情融入词中,真切感人。《醉花阴》、《声声慢》、《永遇乐》等是其名篇。
1126年靖康之变,划分了南、北宋两个时代。靖康巨变,唤起了南渡词人的普遍觉醒,反映民族矛盾和由此引起的和战之争,成为词创作的重要主题。当时的词人除李清照外,张元斡和张孝祥的词都以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为主调,具有义愤填膺、慷慨悲凉的鲜明特点。
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他的词抚时感事,气魄雄伟。在风格上继承了苏轼词豪放的特色,并加以变化,大大发展了散文化的句法。辛词中还有部分作品是描写农村景物和田园风光的小词,活泼清新,是继苏轼之后,又一位擅长农村题材词的大家,可与范成大的田园诗媲美。在词的发展史上,辛弃疾大大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辛派词人有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南宋后期,南北对峙的局面较为稳定,词坛上出现求典雅、双音律的词风,代表人物是姜夔、史达祖和吴文英。姜夔的词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也有部分词作抒发身世飘零之感和故国沦丧之悲;史达祖以咏物词见长;吴文英词多为恋情相思、感旧怀人和登临酬唱之作。
随着南宋覆灭,词坛上活跃着一批眷念故国、不仕元朝的遗民词人。按创作倾向分,他们中有以周密、张炎和王沂孙为代表的格律派词家,以低回掩抑的词笔,诉说身世之悲、家国之恨,风格典雅,着意悠远,情绪感伤。在这之外,还有以汪元量、刘辰翁为代表的后期辛派词人,以健倔悲郁的笔力,抒写国破家亡的苍凉情怀,风格遒劲悲壮。
散文到晚唐中衰。宋初杨亿、刘筠等承五代之风,文趋骈俪,一时文士,靡然相从。北宋最早提出恢复韩柳散文传统的是柳开、石介、尹洙、穆修等人,但成绩不显著。王禹的《待漏院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都是这时期文质兼美的佳作。到庆历以后,经欧、苏诸家的努力,宋代散文的发展便达到了高潮。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宋仁宗时,欧阳修主持文坛,发起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他的文宗韩愈,但独富韵味,委婉畅达。他的散文内容丰富,体裁不拘一格。政论文大多立足现实,立意深刻,具有很强的致用性。《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等作品,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艺术上说理透辟,笔带激情,气势充沛。他的记人、叙事、写景以及其他题材的散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笔墨流畅自然,抒情委婉舒缓,音调和美,唱叹有致,既富于情韵,又每含理趣。
王安石的散文,多属政论。其文雄辩简洁,言之有物,他的《读孟尝君传》,寥寥90字,就有力地驳倒了世俗的看法。其他如《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等,都是他的代表作。
三苏的散文,以苏轼成就最高。他才气横溢,所写散文自由驰骋,纵横多变。各体散文都有很高造诣。他的议论文主要包括政论和史论两种。苏轼的记叙文最能体现其挥洒自如、变化莫测、姿态横生的特点。苏轼的书序、书简、题跋、杂记等随笔小品,信手拈来,随意而写,皆成妙文。佳作极多,以《赤壁赋》、《石钟山记》等最为人们传诵。
此外,苏洵长于论辩,文笔雄健;苏辙善写游记,笔致洒脱;曾巩长于杂记,章法细密。
南宋散文总的成就不及北宋,南宋的优秀散文大都成为反映国土沦丧、呼吁抗金救亡、揭露投降行径的重要工具。这批作家前有胡铨、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后有文天祥、谢翱、谢枋得等人,他们的散文代表了南宋散文的轨迹和成就。
宋代通俗文学也得到了发展。说话人所用底本,即是“话本”。宋代话本可分三类。一是讲史,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二是说经,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是小说,如《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宋代话本中人物和故事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愿望。在形式上,话本运用了鲜明、生动的口语。更值得重视的是话本在文学史上的承前继后作用,它从唐代“讲唱文学”演变而来,孕育了元明清白话小说的产生。
戏曲在宋代也有很大发展。当时的戏曲大概有滑稽戏、歌舞戏、傀儡戏、影戏、讲唱戏等。除滑稽戏、歌舞戏外,其他主要在民间流传。讲唱戏分鼓子词和诸宫调,以诸宫调对后世影响最大。
在宋代,与宋王朝先后对峙的有辽、金等政权。辽、金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成就。特别是金,在文学上远胜于辽。金文学的突出成就一是出现了杰出诗人元好问,二是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好问是金代最负盛名的大诗人。《西厢记诸宫调》对元、明戏曲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元代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即是在它的基础上写成的。
综上所述,宋代文学在词、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都有发展和创造,在我国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6.元明清文学
从元初到明中叶,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三段。在这一段文学史中,叙事性文学第一次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元代文学的代表是元曲。元曲汲取了唐、宋以来的“说话”艺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文学样式。它是元代文学的灵魂,是“一代之佳作”。“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两部分。杂剧是戏剧,而散曲则是诗歌的一体。
元代的杂剧是在宋金杂剧的基础上,吸收了诸宫调等文学特点的新型文艺。元剧以折为单位,每本戏一般有四折,一折大约相当于现代戏曲的一场或一幕。有时还可加一场序幕,置于戏的开头或折与折之间,故称为“楔子”。元杂剧的代表作家有高文秀、季君祥等。其中,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被称“元曲四大家”。元杂剧的代表作有被称为“爱情四大剧”的《倩女幽魂》、《西厢记》、《墙头马上》、《拜月亭》。
散曲的兴起比杂剧来得早,在元代被称为乐府或词。者有达官显贵,但更多的是落魄文人以至倡优妓妾。因此,散曲是与下层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反映人民疾苦的艺术形式。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小令又叫做“叶儿”,一般用单支曲子写成。它是按照不同的曲调创作的,每一个曲调都有个名称,如《山坡羊》、《水仙子》、《落梅风》、《拨不断》、《沉醉东风》等。每调又各有不同的乐句,因此配合这些曲调写出来的小令,其字数和句式也就各不相同。
套数又叫做散套或套曲。它是由两支以上的宫调相同的只曲连缀而成的组曲。套数的渊源,从它的“远祖”来看,它融合并发展了唐宋以来的大曲、鼓子词、传踏、诸宫调和赚词的连缀方式;从“近祖”来看,它是由宋、金时期的诸宫调演变而来的。诸宫调也是曲的一种,一个宫调用一个韵,换一个宫调也就随之换韵,联合各个宫调就构成一个长篇。这和元曲(剧曲)由几个套数构成一折,由若干折组成一出杂剧的情况相近似,不过杂剧加进了科白罢了。
元人杂剧中的唱词,多半是用一套散曲构成的。但是散曲中的套数却仍然是一篇独立的“诗”,性质上与杂剧中的唱词有所不同。因为套数有长短伸缩的自由,所以比小令更便于表现纷繁复杂的内容。
如前所述,套数是若干个同一宫调的曲子的缀合。因此,同套的套曲原则上必须用同一个宫调的曲牌,而且必须一韵到底。
元代散曲的发展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金末到元成宗大德年间(约1234—1307)。这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是那些同民间艺人结合的“书会才人”,像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和卿等。他们挥洒自如地运用散曲的武器,或质朴,或清丽,或豪放,或俳谐,随物赋形,曲折尽意地“抒其拂郁感慨之怀”,写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
后期从武宗至元末(约1308—1368)。这时期散曲创作总的趋势是走向典雅工丽,讲究格律辞藻。张可久、乔吉是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张可久一生致力于散曲的创作,留下作品800多首;乔吉也有200多首;他们创作的数量在元曲家中是最多的。
明代是从朱元璋灭元1368年至1644年,其间历经276年。从明代开始,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获得了无限生机,而传统的文学形式却相形见绌。明代出现了长篇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体裁,开山之作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也是一部长篇巨著,全书描写了108名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经过,梁山事业的发展壮大以及梁山起义的最终失败的结局。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直接取材于明代的现实生活。“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以复古相号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后七子”中的宗臣散文有较多新意,《报刘一丈书》传诵至今。“唐宋派”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归有光,善写日常生活琐事,即事抒情,《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接着起来反对拟古主义的有著名思想家李贽和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位代表的“公安派”此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主张来自李贽的“童心说”。
与此同时,明代小说批评理论也在明代后期达到了鼎盛。金圣叹的小说批评理论代表了明清两代小说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遗产。
明代的短篇小说是拟话本。它是由供艺人讲述的底本变为社会上的普通读物的。大多来源于社会生活,情节简单明了,在艺术上追求雅俗共赏。最高代表作是《三言》和《二拍》。
明代的戏曲有杂剧和传奇。其中传奇的艺术成就较高。《鸣凤记》、《浣纱记》和《宝剑记》是代表作。很多作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相似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吴江派、林川派、骈俪派。汤显祖是林川派的代表,他的爱情剧《牡丹亭》是我国戏曲的浪漫主义杰作。作品中提出的反封建、宣扬个性、主张爱情的口号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晚明小品文特盛,代表.作家作品有张岱《陶庵梦忆》《西湖寻梦》。
清代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又笼络文人。清代散文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清代散文与骈文争奇斗艳。重要作家有被称为“国初三大家”的魏禧、侯方域、汪琬以及顾炎武和王夫之为代表的“学人之文”。到了中期,出现了桐城派,主张程朱理学,为政权服务。清代骈文是崇尚华丽文风在清代再生的产物。汪中代表了最高成就。
小说是清代文学的主流。清代小说的观念不断更新,题材类型不断扩大,编创方式不断成熟。其中英雄传奇小说有《水浒》续书三种,历史演义小说有《隋唐演义》等。另外还有公案小说、世情小说、讽刺小说、才学小说。清中叶出现了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另一部巨著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讽刺手法刻画了许多封建知识分子,矛头指向封建科举。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和唐宋传奇小说,曲折地反映现实、抨击时弊、歌颂爱情,是文言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
戏剧和小说都是清代文学主流。清初戏剧达到了清代戏剧的高峰。清代戏剧的声腔剧种中的花部声腔日益兴旺。戏剧成就主要体现在传奇创作方面。其中有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作品具有市民色彩;以吴伟业为代表的文人派,作品有较强的案头化倾向;以李渔为代表的形式派。三派之后,代表清初戏剧最高成就的是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之后,出现了民间的地方戏曲。另外,清代文学批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学遗产。
二、近代文学
近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转折点,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和流派。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时期的文学发生了重要变化,被称为近代文学。这是一个向新文学过渡的阶段:一方面,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成为文学的基本主题,显现出强烈的政治性、战斗性;另一方面,维护封建统治、抗拒新思潮的正统文学。
在诗文领域,龚自珍是首开文学新风气的人物,代表作《已亥杂诗》,接着,魏源、林则徐、张维屏等也写了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作品。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诗文,在“弃伪存真”文化纲领指导下,批判封建主义的陈词滥调,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戊戌变法前后,改良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梁启超力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并推誉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新派诗;他的散文则导源于龚自珍,打破了传统古文的格局,务为平易畅达,风靡一时,号为“新文体”。《少年中国说》等说理文章,气势磅礴,铺张淋漓,颇有鼓动力量。辛亥革命时期,南社诗人柳亚子、陈去病、苏曼殊等人的作品洋溢着充沛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以守旧复古为特征的传统诗文,仍活跃一时,诗歌方面先后有“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派,古文则产生了梅曾亮等名家,号称“桐城派”中兴。曾国藩原受桐城派影响,又重经世之学,追随者不少,或另称“湘乡派”。
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之下,近代谴责小说得以盛行,代表作有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刘鹗《老残游记》,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些作品突出暴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腐朽,广泛宣传了社会改良,在内容和题材上较古代小说有明显的开拓,有的还吸收了西方小说的技法,但艺术成就一般不高。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思想和艺术价值都不高。林纾等人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在当时却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开拓了我国小说界的视野。近代戏曲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一大批地方戏曲趋于定型成熟,京剧则成为影响深广的全国性剧种。在外国文化影响下,话剧开始在我国兴起,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话剧团体在宣传革命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端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社会在痛苦焦虑、忧患不断中,贯穿着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总主题而努力前行。这也必然深刻影响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20世纪中国文学,从运动的基本轨道上看,从1917年“文学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尚在发展延续是中国当代文学时期。
1.中国现代文学概述
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受到西方近代思潮影响、有志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思想革命运动。这其中,以梁启超倡导的维新文学运动为代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等变法中坚及其追随者痛定思痛,深省到文化思想启蒙的重要,决意开通民智维新自强,从事思想启蒙和文学革新运动。维新文学运动的主旨,是通过文体和内容的更新来创造反封建反专制的自由文学。其主要代表人物除梁启超外,还有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蒋智由的《冷的文章热的文章》代表了鸦片战争以来从“文学的自由”转向建设“自由的文学”的文学史的重大转折。
梁启超在这期间全力倡导“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而“小说界革命”意义尤为重大。维新派积极倡导“小说界革命”,并大量创办小说报纸杂志,用小说来承担他们的启蒙维新主张。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发表,展现出了激烈的否定传统、推崇现代性的文学品格,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五四文学革命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中国新文学是以“白话”为媒介并且是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指归的。
白话文学最初实践领域是诗歌,五四时期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是胡适进行“白话入诗”的更大的实验探索。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创造社主将郭沫若。他的诗集《女神》不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却是中国旧诗与新诗分野的真正界碑。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月派”崛起,试图使自由诗格律化,代表诗人闻一多,所谓“戴着脚镣跳舞”,正是试图带给诗歌限制和规范。闻一多打造的“脚镣”,就是现代诗歌的格律化主张。他是新格律诗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诗集《红烛》、《死水》中不少作品,喷发出火热的爱国激情,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徐志摩、朱湘也是“新月派”中很有成就的诗人。这一时期兴起的象征派,其代表人物李金发等,以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为模式,追求诗歌音乐和形式的美,语言趋向欧化,其代表作诗集是《微雨》。同样受象征主义诗风影响的则有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以早年诗作《雨巷》著名。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前后相续承传,基本构成了“纯诗化”诗学潮流的发展趋势。20世纪30年代初“左联”成立后,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发扬,殷夫、蒋光慈、胡也频等人以极大的热情写作革命诗歌,讴歌无产阶级的光辉形象。在“左联”领导下,还出现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诗歌社团——中国诗歌会。它承续普罗诗学,强调“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同时还致力于诗歌大众化、通俗化的推进和民间艺术资源的发掘,这对于现实主义的诗学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当时著名的诗人有穆木天、艾青、田间和臧克家。其中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田间的《致战斗者》、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都是一时名作。20世纪40年代,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诗歌创作特别活跃,优秀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第一部)、张志民的《死不着》、阮章竞的《漳河水》。国统区“七月诗派”胡风等一批诗人以诗歌为战斗武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种种腐朽没落的社会现象,歌唱人民美好的明天。
“五四运动”以后,小说创作颇丰。最初显示白话文学实绩的是鲁迅,鲁迅在中国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中,把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概括为“吃人”的历史,并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十几篇小说,为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助威呐喊,“使他不惮于前驱”。将“文学革命”的方向从“白话的文学”推向“人的文学”高度的是周作人。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代表的“为人生”、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是对五四“人的文学”观念的普遍实践,有成就的小说作家有冰心、叶圣陶、王统照等。
“创造社”作家则走另一条为艺术的创作道路,其中郁达夫成就较高,他的自传体小说《沉沦》,以热烈大胆的情怀,袒露和夸张的陈述、咏叹构成了作品的浪漫主义基调。“左联”的成立促进了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宏大的艺术结构,全景观、多层次地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现实。现代都市文学的创建是继鲁迅刻画国民灵魂之后而作出的新贡献。丁玲、张天翼、柔石、沙汀、艾芜、萧军等也在这一时期初露锋芒。“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同样成绩斐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叶圣陶的《倪焕之》,都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做出了贡献。抗战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小说创作闪耀出光彩,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淘金记》、艾芜的《山野》、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作家努力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逐步结合,他们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村天翻地覆的变革,着力刻画了工农兵新人的形象,著名的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小说集《白洋淀纪事》等。
散文创作,在新文化运动中横空出世的现代散文,一方面是新思想、新道德的载体,另一方面担负着建立现代文章美学范式的使命。“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促使大量议论散文的诞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短文即属此类作品。鲁迅的现代散文最具批判力量和艺术光彩。从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开始,一直到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展开坚韧的战斗,鲁迅生前写了17部杂文集,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都是散文精品。杂文集16部《坟》《南腔北调》《华盖集》、短篇小说集3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鲁迅之外优秀的散文作家有周作人、朱自清、冰心,他们擅写抒情性散文和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艺术风格也比较多样。报告文学是在现代产生的一个散文新品种,早期作者有瞿秋白、阿英、梅雨等,最有成绩的作品是夏衍的《包身工》和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这两篇作品,被视为年轻的中国报告文学趋向成熟的标志。此外,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徐志摩、沈从文、刘白羽、周而复、丁玲、白朗、沙汀、吴伯箫、杨朔、卞之琳、草明等,都有精彩的散文篇章传世。戏剧文学以话剧为主体。“五四”时期即有一批先驱者开始做西方话剧的介绍和引进工作。20世纪20年代初,话剧团体纷纷成立,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现代话剧创作的戏剧家如胡适、丁西林、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剧作,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于伶的《夜上海》、陈白尘的《岁寒图》等。抗战时期历史剧大放异彩,郭沫若后期历史剧便是其中的卓越的代表。其中《屈原》不仅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代表,也标志着现代历史剧的最高成就,形成了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在革命根据地,由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指引,新秧歌剧和新歌剧得以勃兴,贺敬之等人执笔的《白毛女》,是具有鲜明斗争精神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风格的新歌剧典范之作。
2.中国当代文学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人们一般把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称为“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单一、狭窄到复杂、多样的过程。
1949年7月,中华全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文艺界开展了三次大的思想批判运动。一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二是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三是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这些批判运动导致了建国之后文艺界的“左”的倾向十分严重。
20世纪50年代以后,戏剧与政治、社会生活的直接、紧密关系,继续得到强调。这一时期的话剧代表作是老舍的《茶馆》,它无疑是老舍在当代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