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是萧红在现实生活陷入困惑与迷茫时所作的“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小说。
作品叙述了以呼兰河为中心的小城故事，一方面再现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呼兰县人民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揭露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和它已不知不觉让居民同时具备“吃人的人”与“被吃的人”双重身份的事实，另一方面展示了“我”与祖父自由快乐又孤独的童年生活。
它既是国民灵魂的挽唱，又是凄凉内心的抚慰。
作品的第一章以宏观俯瞰视角和空间顺序，将呼兰城定格在一个只有十字街、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和小胡同的格局里，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空间感与压迫感，同时为居民精神生活状态和物质生活状态做铺垫。
呼兰河的人物质生活条件低下，以体力劳动为主，只有一所养蚕小学和一所普通小学，对于洋医拔牙觉得稀奇，以为“火磨”尽是用火，反复贴无用的药膏，卖的人任人用手摸食物，买的人竟夸赞食物干净……
精神生活条件似乎比物质生活更丰富。呼兰河居民对于生命持漠视态度，正如文中所说：“假如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了穿衣吃饭’。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但是在对于鬼神方面却有丰富的盛举，如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在他们看来，鬼神是绝对存在的，人的命运是天注定的，人是比动物还卑微的存在……
这些病态思想使人“吃人”，又“被人吃”，而悲剧就在于不自知。典型的兼具“吃人者”与“被吃者”双重身份的，恐怕非团圆媳妇的婆婆莫属了。小团圆媳妇的婆婆用封建礼教的一套妇道标准和男权中心意识彻底束缚团圆媳妇：见人要知羞、不能太大方、不能说“回家”……对最初积极反抗的团圆媳妇，婆婆采取的是“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后来又愚昧地把病因上升到鬼神方面，并听信各种治疗方法，包括偏方“猪肉拌黄连”、习俗“跳大神”、道士“抽贴画符”、当众“洗开水澡”等，把团圆媳妇折磨成“不饮不食，似睡非睡”的放弃抵抗状态，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的地步。婆婆是封建礼教的帮凶、维护者，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牺牲品。正所谓“害人而不自知，害己而不自醒”。
一方面，她是善良的：为了治团圆媳妇的病，而四处求医；为自己花一吊钱治病都不舍得，却花五十吊为团圆媳妇抽贴；另一方面，她的善良是自以为是，是虚荣的：寻不得病因，就瞎收偏方，最后勤俭节约的钱被人轻松骗走；
为团圆媳妇烧“替身”时，“一边烧着还一边后悔，若早知道没有什么看热闹的人，那又何必给这扎彩人穿上真衣裳。”虚伪至极，又有可怜之处。
和团圆媳妇一样受压迫的，还有王大姑娘。最初人们对王大姐是各种称赞，指指画画地说她的好处，
自从王大姑娘与穷困潦倒的冯歪嘴子结婚后，众人又如墙头草般对她的长相、为人指指点点，最终她的结局也是死无收身之地。
冯歪嘴子和团圆媳妇一样，也有反抗意识。他否定男权至上，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他不信天注定的命运，不放弃发育迟缓的儿子；他尊重生命，没有用极端方式断送生命。
如果说王大姑娘是封建陋习的受害者，祖父是不反抗不作为的中立者，那么团圆媳妇婆婆是封建陋习的维护者，冯歪嘴子是反抗者，两股势力在撕拉、斗争，不管结果如何，都是牺牲品。
《呼兰河传》中不仅有悲凉情调，还有温馨画面，比如“我”、祖父、后园组成的儿童乐园。在“我”的后园里，“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都是自由的。”“我”在后园里跟着祖父，“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不仅如此，祖父还教“我”读诗、允许“我”冬天时在储藏室探险。映象最深的是吃鸭子时，“祖父不吃，等我吃完了，祖父才吃。他说我的牙齿小，先让我选嫩的吃，我吃剩了他才吃。”
这是作者对亲情之爱的真挚歌颂，对童年之乐的温馨回忆，也是对当时世道的消极抵抗。
与鲁迅先生相似的一点是，萧红也试图“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而孩子就是所说的希望。
小说中以不被人看好的冯歪嘴子的孩子“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为结尾，让人于黑暗中寻到一丝光芒。
或许，孩子的降生意味着希望的来临，呼兰河传的居民会因为这个奇迹，内心深处收到一丝波动。
有趣的是，我们总能从小说中嗅到一丝当代社会的气息。比如鲁迅在杂文《淮风月谈》中写道：“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自然是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人们之中罢。”
细想当下，戏子家事天下知，英雄枯骨无人问，“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的生活该走向何方？
而今为了博人眼球，不惜触碰道德底线的无良媒体或明星的“私生饭”，正如以冯歪嘴子悲剧为生活喜剧的看客们，“站在冯歪嘴子的窗户外边，在那里守候着，为的是偷听一点什么消息。
若能听到一点点，哪怕针孔那么大一点，也总没有白挨冻，好作为第二天宣传的材料。”在某些偏远农村，还存在着诸如“跳大神”治病此类落后的习俗和“童养媳”等无视人权的腐朽制度。身处当今社会，我们比呼兰河村进步了多少？世界上是否还有呼兰河村存在？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正如茅盾所说：“《呼兰河传》是一部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萧红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色彩浓烈的东北画卷，而无情的肺结核却把她的才华定格在三十一岁那年，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幸好优秀的作品是她生命的延续，呼兰河会与她一起，奔腾不息，永葆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