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绪回到两千年前，在咸阳宫的大殿广场上，著名的儒学领袖淳于越及数百儒士，以为天下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在那里已经站立三天了。后世研究儒学的学者其实都没有注意到，为什么秦一统后独独向儒动手。
先秦儒学一直以来都有着自己的政治方向，从孔子仁政思想，强调“政者正也，己率以正，孰敢不正”，到孟子進一步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起于民间的儒学就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是当时世界最先進的民本体系，而其个体修为上，又是以孔子的“求仁得仁”、“吾闻杀身以成仁，不闻贪生以害仁”及孟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为准绳的。这样，如果把儒通过门生关系构成的群体看成一个组织，它构成了当时最完备的信仰力量：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为旨归，强调民本、敬天爱民、淳养民风、修德天下为统治制衡，同时在个体私德上，内聖外王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成教化，以及“礼乐射御书数”为儒者六艺起码要求，构成了一个很完备的世法中坚力量。孔子在的时候就在布局，他死后弟子各分一隅，大多以实行教化，宏扬士文化为旨归，在各地设教。著名的魏文侯，就是子夏西河设教的学生。
先秦儒学总之就其理论的完备性和教化的系统性上看，在秦统一前后达到前所未有的势力高度。李斯和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其实后世说他们是法家，实际上荀子与孟子分立，都是儒学之宗，只是强调不同。中国的法家，是源自于儒，这一脉本来孔子曾为鲁司寇，掌一国司法有年，他的法治思想是深刻的详备的，他一方面讲：“听讼，吾犹人也，必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强调法律的客观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又以深刻的洞察告诉弟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主要用政治手段来治理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太过），人民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如果统治者在政刑之外），还懂得引导人们的道德，用礼乐之教来整齐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人民就会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人心高尚。”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当代西方令人称道的法治恰恰是孔子法政思想的忠实体现，因为它强调了天理（社会自然法）、人情（人性自然法）、国法（人本社会法）的高度统一。象著名的布鲁塞尔判例。
（2006年彭宇案：一位老人在街上摔倒并受伤后，彭宇冲上前去将她送到医院，并给予200元作为帮助。但老人最后在法庭上状告是彭宇将其撞倒。法庭最终判决为老人应得4万元补偿费用。法官认为，彭玉给老人的钱就是其将人撞倒的证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出现一个案件：一名女子在半夜不慎掉下露台受重伤，一名男子路过时候发现了伤者，这名男子洗劫了毫无反抗能力的受伤女子，然后又不忍女子伤重而亡，于是报了警后离开。但事件的经过被附近的监控摄像头拍摄下来，于是警察成功的抓获了这名男子，并予以起诉！最后在经过长达四周的激烈辩论和商讨后，法庭做出该男子无罪释放的判决。当时法官给予的判决宣言是这样陈述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脆弱和阴暗的一面，对于拯救生命而言，抢劫财务不值一提。）
大成儒家认为法律不是为权力而存在，而是为人心而存在。所以，当时的正统儒家，对于荀子这样片面强调法制惟王，觉得是走偏锋了，不合于中庸之道。但是这个部分因为奉迎了当时权力者的欲望，而成了实际的国家制度设计者和行令者。
秦始皇帝是有着巨大历史抱负的。为了实现这个抱负（就是用他的方式还原天下于大治――井井一条，传之万世而不废），他有着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准备付出一切的代价。后世的学者多看到秦皇暴政，却未必有这样一个客观的审视：他是当时最明最能的君主。从有周八百年分封制中走来的文化，可以想见当时社会的基本政治风气。如果他果真象有些所谓学者所说的那样自私极点，怎么可能没有让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去地方成为实力派，那怕当一个有识太守。关于再行分封与否，这个从秦国的传统就已经昭然。秦起于西隅蛮邦，能够从孝公以来持续强大，最终一跃而起成为再统天下的唯一力量，核心是商鞅变法确立的崭新社会结构，秦始皇帝不是真空空降，他是这个氛围里长大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深深懂得集权的意义。但是，考之历史事实，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文官政治的君主，以臣相和博士群组成的智囊兼帝国制度研发中心，他给予了充分的议事权，“下廷议”通常是他司政的方式。在未最终决定选择之前，他是强调畅所欲言的。淳于越，齐国博士，其博学与影响，是孟子、荀子之后天下儒宗领袖，他让他作了仆射（仆是掌管的意思。射，秦重武，主射者掌事，为诸官之长）。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進步，始皇帝把一直由武官担任的诸官长（仅次于丞相）让文人领袖来担任，并亲自确定他担任太子扶苏的老师，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秦始皇帝，难道就只有泛泛的指责？
（朱元璋有一次教训孙子建文帝，建文帝因为天性仁慈，许多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重臣都是看着他长大，令他尊敬的长辈，明朝建立，朱元璋却借一些事情不断大兴狱讼，大杀重臣，所以他去劝告爷爷，让他不要太过残杀。太祖皇帝听完这孙儿的劝说，不动声色，只是让他拿一根满是刺的棍子来，建文说这太刺手了。朱元璋用剑一拨拉，然后问建文帝，现在还刺手吗？建文帝说：现在光滑了。朱元璋说：这下你知道了我为什么要杀掉这些权臣的原因了吗？我是为你将来考虑，为国家长治久安计啊），
相比朱元璋，秦始皇帝对于跟他一起打天下的重臣还是很够意思的，对于李斯、赵高之流，相信以他的洞察力，必知此小人也，只是他对自己的权威过于自信罢了。
我们接着谈。从淳于越的角度来说，秦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谈关于分封的事情之开初，还是和谐的。
史载：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关于分封置诸侯与否的问题，在始皇帝的角度，如何能够使天下不复于分裂，如何能够使自己一生的功业不致付之流水，我们说这是他的核心利益，也是他关注的中心。作为太子太傅，对未来帝国影响至巨的淳于越，如果他的表达方式不致于那样激越，甚至愚蠢地发动天下儒墨之徒来逼迫始皇帝听任他的主张，采取“庭谏”的方式，想一步到位，致天下于“大同”。这是一种不成熟的政治行为，却是从人的感情上讲好象是钢肠激发，很受人敬佩的一种精神。被贪恋于权位，善揣上意以固宠的李斯抓住要害，進行反制，一时之间，血流成河，精英丧失殆尽，而一意孤行的始皇帝在忿怒和受李斯赵高欺上瞒下的影响，竟同意李斯焚书和钳制舆论的主张。从而使民族的文化状态，因为这群儒者的不智，涉及其它学派，酿成历史的浩劫。
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如果淳于越不死守书本，不极端，而是提交一个当时可以折衷各派力量并符合始皇帝根本利益的提案，或者不动声色静观其变，就没有焚书坑儒这样的极端发生。大成儒家士君子力量不会一下受到这样摧毁性打击，文化的多元会得到新政府的宽容与保留，而不致引动那样极端的打压机制。淳于越能够有多一点的宽度，就可以利用他天下儒宗的地位与影响，采取与始皇帝合作而不是教育他要他怎么做的态度。关键是素有仁慈心的扶苏，为了营救他这位有点“二”的老师，不惜触怒始皇帝，被从中央调往边关，与蒙恬将军一起同习军旅。这个时候，始皇帝还未对他动杀心，毕竟以始皇帝知人之明，知道他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李斯的权谋与小肚鸡肠，历史上是有名的，就在始皇帝罢黜淳于越，让他回家之时，他如果不是激于自己那点气愤，而是为天下后世国家谋，理应隐忍，而不应该再书生意气。因为扶苏虽然到了边关，始皇帝并没有根本改变立储的人选。他只是想历练儿子，不致作个书呆子。文化大行的可能还是极大的存在着。可是淳于越干了什么呢？是，他反对推行郡县制度，主张实行分封制度，目的是想实现先师孔子“天下大同”之念，不要再是天下为家的权力私有。从社会学上，当然也体现了古代朴素的地方分治和权力制约的思想，可是，实现的才是有价值的。他的方式是极端书呆子气的。这时阴谋家李斯假惺惺来慰问，说什么我与兄台没有矛盾，都是为国家子孙计之类。淳于越又一次犯糊涂，向李斯慷慨陈词，要为诗书舍生取义，同时泣血为扶苏代言上书，这些事情经老于权谋的李斯加以微微渲染并暗示，秦始皇帝盛怒，于是不止于淳于越这条性命，天下儒墨精英为之一空。
因为当时治罪于淳于越时，那些门生故旧也都书生气群起而攻之，动于自己的舆论、笔墨、唇舌，把秦始皇帝的隐私添油加醋，進行传播，这种行径是很让人瞧不起的，同时也给了李斯赵高之流以绝佳的机会，要干掉一个韩非都那么费劲，但是这下机会来了，可以一劳永逸的干掉天下精英，没有了可以比肩的智者，他认为自己就安全了。尔后秦不可逆转的走向极权，秦始皇帝把原给予文官集团的权力重新上收，自己一天要看那么多的奏章，事必躬听。他是孤独的，不再信任文士阶层，最终权力阶层和文化阶层两败俱伤。秦统一十余年，就败亡了。两败俱伤的结果，国家没有往前走，两方面的良好愿望都落空。这是一个历史重大教训，没有之一。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没有从经济上实现文人的独立，但是他建立了最完备的能力训成体系，最完美的社会梦想方向，实现了一批士阶层的力量重建，寄寓后世，“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同时以〈春秋〉所作，赋予后世儒者褒贬世法的力量，尔后曾子、子思、子夏、子贡等努力传播，儒风大盛，儒教蓬勃成燎原之势。在理论上《大学》〈中庸〉的传承，孟子、荀子的揄扬，应该说整体中国文化的积极力量被发挥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褒贬的目的是啥？是为了快一己之兴还是为天下万世太平苍生计，淳于越显然是没有懂得聖者之心的。匹夫之怒，快意一时，失算于永久。
力量的博奕永远是政治的主题，而文化是需要土壤的。尔后，儒学开始彻底蜕变，到汉武时代，董仲舒作〈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完成儒学附庸化，从此儒者的独立性荡然无存。到隋唐科举制，完成了学习就是为了做官。（孔子学而优则仕，不是指学习就是为了做官，而是指向做官是推行教化，以诣天下大同。）儒的世俗化和功利化，使“小人儒”成了主流。中国文化一改原有“开放、自信、精益、礼让、厚德、超然”于一体的内涵，放弃开放和自信精神，把儒学变成了儒的宗教，把中庸的精益精神变成了差不多的糊涂哲学，把礼让当成了明哲保身，把厚德当成了为一己私好摇动因果。超然只余下陶渊明那样的悠然见南山狭隘文气，而“达则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了自己的借口。什么叫达，什么叫穷呢？都任自己的感觉。失意了就叫穷，于是收缩自己，后二千年的历史，文化正气的东西越来越势弱，“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后世儒者，教书先生的口头禅，而不再是先秦大成儒家敦启大同，生死求仁的豪迈与担当。同时不平则鸣的状态，变为讥讽任气，而不是大肚悠容。自己本身就没有经济的独立，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表面趋附到谄，私下却发牢骚，这是政治者所看不上的，因为人无浩然之正气，怎么可能让人动心敬重？
正鉴于此，北宋时期范仲淹就深刻指出文人弊习，说这种患得患失，谗讥四起的状态令人生忧。应该回复到”古仁人之心”重兴文代，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想恢复大成儒家本来精神，到后来王阳明，又是一次归复。可惜的是，国人嘴巴总是愿意比灵魂跑得更快，而小人儒总是人数众多。
中学时学一篇课文，雎景臣《高祖还乡。哨遍》，里边有一段很有意思：
那个大汉下车了，众人马上行礼，但他没有看在眼里。见乡亲们跪拜在地，他赶紧用手扶。我突然抬起头一看，那个我认识的，差点气死我了！
你本来姓刘，你妻子姓吕，你们的底细。你以前是亭长，喜欢喝酒。你的丈人在村教书，你曾经在我屋庄的东头住，和我一起割草喂牛，耕地。
春天你摘了我的桑叶，冬天你借了我的米，我都不知有多少了。趁着换田契，强迫称了我三十斤麻，还酒债时偷着少给我几斛豆。这都是显而易见的，清清楚楚地写在账簿上，现成的放着字据文书。
少着我的钱你在官差内赶紧偿还，欠我的粮食你要从粮税里暗地里给我扣出来。我琢磨着刘三：谁上来把你揪撮住，好好问一下为什么改了姓、换了名，要叫那汉高祖？
汉高祖那儿惹你了？不是英雄不问出处吗？谁没有囧时？我们的文化，在后来的状态，究竟还是不是原典儒道文化？这些变异的毒药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因为早就不习礼乐射御书数一体的训练），口却从不饶人，不仅于文人相轻，对于政治人物，做点什么，不去真正客观的看其初心，不去善意的（不是谄媚！）正向影响社会观念，而是快意于恩仇，尖酸于口笔，这种状态，真的不是中华民族之福。今天的文化人，不管你想要民主也好，自由也好，当下的生态就是这样，政治台面上的人物与你一样，生于这个时代，他更在漩涡的中心，更孤独，更需要善意和一份信任。可能文士精英们的心里，都有一个不敢面对自己的怪思，就是觉得自己高明，假如你在台上如何。其实只是语言的牛逼，从来就不是历史的真力量。有一份宽和悠容，给历史以宽度长度，关键是这个文化所构造的心灵土壤，有力有志者应该去改良它而不是任侠尚气，从自己做起，厚道一点，才是民族之福。
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演進方式，核心离不了人性本身。不理解这一点，著作等身，一钱价值也没有，反成负价值。能理解这一点，身体力行，厚道不是屈附，而是为人起码的善意和信任。一个小行止释放的善意，没有几个捕捉到，倒是讥讽遍处，这种深刻的会令人深度不舒服，使权力更加一意孤行，你设身处地，自己就知道。
厚德才能载物，刻薄难成栋梁。宽才有正摆放的长运，万世以往，真正中华传统智慧，必是有其真见地的。也是急需士者所遵行的。因为它关系着民族整体灵魂土壤。含毒的土地，再好的种子也发不了芽。不能酸到刻薄，当然也绝不是无原则到谄媚。一份相信，两份收获，时间和实力，才是硬道理，爱的文化，才能生产愛与自由的未来。
（时隔四年后，再看生态，谁能说那些动荡中的选择，不是各种力量博弈而成的呢？）
启嘉春秋2014-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