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王凤池，以及王凤池与浅绛彩瓷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研究已在下述两个方面卓有成效：一是梳理王凤池的生平；二是梳理王凤池所参与过的浅绛彩瓷创作。关于王凤池的生平，此前诸说依据散见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清代翰林传略》《兴国州志》《教思碑》《宫中朱批奏折》《黄公定占传并赞》等处的记载，大致归纳为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年（1871年）授编修，数年后赴江西任职。其间有些说法略有差异，如王凤池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还是光绪元年（1975年）来到江西任上？又如王凤池在江西担任的官职是南康知府，还是饶州知府，或九江知府？其实，以上问题无关紧要，即便悬而未决，并不影响王凤池从光绪元年开始介入浅绛彩瓷创作、推广的事实。关于王凤池参与过哪些浅绛彩瓷的创作，综合此前诸说，可以列出一个大致目录，包括《仰天春》螭耳卷口瓶、《龙胆春》琵琶尊、《匡庐盆浦图》瓷板、《松风清籁图》瓷板、《松鹤图》瓷板、《仿倪高士画法》帽筒、《雨中春树图》帽筒，以及2009年发现的八条屏等。其间有些作品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如《松鹤图》瓷板的题款年份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此时的王凤池是否仍在参与浅绛彩瓷创作？落款“丹臣”会不会是闵丹臣？又如《匡庐盆浦图》瓷板有朱文引首印“恩川画”，这位“恩川”是王凤池本人还是其他画师？但以上问题同样不足为虑，即便悬而未决，终究不能改变王凤池策划、组织、参与过浅绛彩瓷创作活动的事实。

      众所周知，尽管王凤池是位翰林，却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为人所知，只是因为参与浅绛彩瓷创作活动的事实浮出水面，才逐渐声名鹊起。然而，这个“声名”应当有哪些内涵？或者说，究竟应当如何定位王凤池在浅绛彩瓷中扮演的角色？此前的研究并未给出准确、明晰、具体的答案。平心而论，我们拥有的资料毕竟有限，而且对于进一步发掘资料也不抱有太大希望。我们想做的工作是，通过现有资料的整理和归纳，从中产生一些更有价值的观点；尤其想说清楚，王凤池参与浅绛彩瓷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一， 王凤池是定制浅绛彩瓷的第一人

      如前所述，王凤池到底画了几件浅绛彩瓷作品尚有争议，不妨暂且搁置。我们先来关注一些无可争议的事实，例如王凤池大量定制过浅绛彩瓷作品，仅光绪二年（1876年），他就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定制活动，数量达到了几十件之多。

      1， 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王凤池、王少维、金品卿以及其他10多位文人官员参与过多次浅绛彩瓷雅集，共画成20多件题材不同、形制各异的瓷板，写成20多件诗文、集句、临摹和记事的文字瓷板[1]。这些瓷板后来被组装成一套八扇屏风，它们的创作初衷，或许就是屏风主人的定制需要，其中三件瓷板上的题款可以证实，王凤池应当就是这位定制者。这三件瓷板的题款分别是：画有吕洞宾和韩湘子的人物瓷板上有“福云氏选”的字样；题有诗句“花红草绿春风暖，牧童牛背读汉书”的山水瓷板上有“王福云氏选”的字样；王凤池书写的记事文字瓷板更加明白：“光绪二年丙子夏五月选于昌江珠山南麓之敬事轩，环翠亭前内造，福云堂兰亭后轩珍藏”，下面两枚朱文姓名印为“王氏”和“福云”。由此可见，王凤池即便没有定制全套屏风，也在光绪二年的夏天定制了相当数量的瓷板。

      2， 光绪二年秋天，金品卿画成一件山水花觚[2]，王凤池在上面书写了两段长题，其中一段隶书题跋写道：“坦白先生，陶门之贤士也。万象春君、六合春君，其父师也。如润春君、守春君、涵春君、养春君，皆其友若弟。惟仰天春君，则其兄也。同会于福云山房，以品群芳。”由此可见，王凤池为他的福云山房定制过一组以“春”字命名，尊称为“君”的浅绛彩瓷作品，分别为万象春、六合春、仰天春、润春、守春、涵春、养春等。这些作品此前应当已经完成，如王少维半年前画成一件《高士爱梅图》螭耳卷口瓶[3]，背面上部题有“仰天春”三字楷书；中部题有“光绪二年丙子春正，选于昌江珠山，丹臣记”10多字行书，及白文印“太史氏珍藏”；下部题有“此少维神品也，丹臣评画，少维王廷佐画”10多字行书，及白文印“王廷佐”和朱文印“少维”。几年以后，王凤池因奔丧返回湖北阳新，把几件以“春”字命名的浅绛彩瓷带回故里，如仰天春、润春君、守春君、涵春君、养春君等，视为兄弟朋友，及至100多年后，几经波折，多为湖北熊先生收藏。[4]

      除了以上两次集中定制，王凤池还零星定制过一些浅绛彩瓷作品，王少维、金品卿合作画成的《松猴凤梧图》方帽筒[5]就是典型例证。这件帽筒两面作画，其他两面则由王凤池题款，一面题有“品洁如玉方为圭，有时作帽架，亦有时作花插，有时作诗筒，吴山王氏少维，黟山金氏品卿，抽半日闲绘其所擅，亦极足供大雅之观。丹臣凤池评选”数十字行书；另一面题有“福云堂制”四字楷书。

      另外，光绪二年夏天，王方玉、金品卿、王少维等人参与的一次浅绛彩瓷创作活动引人注目，画成山水题材、花鸟题材、博古题材的大小瓷板20件左右[6]。瓷板上的题款分别写道：“丙子夏，方玉氏选于昌江珠山南轩，金品卿写”“方玉选景，品卿又写”“品卿摹古，王氏珍藏”“王氏方玉选意，少维写”“方玉记意，评少维之笔”“方玉谨记，少维敬绘”“福云山房方玉选古”等。这就告诉我们，福云山房又有一次集中定制，金品卿和王少维再次受邀担任画师，只是王方玉取代王凤池担任了主持活动、定制藏品的角色。但如此巧合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关系等种种迹象表明，王方玉一定是王凤池的嫡系亲属；如此规模的浅绛彩瓷雅集，一定与王凤池有着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王凤池定制浅绛彩瓷的做法可谓史无前例。在此之前，现今可见的同治年间浅绛彩瓷作品，可靠者不过30件左右，画有3件以上作品的画师仅程门、王少维、金品卿3人，从未有过定制先例。所以，我们给出王凤池与浅绛彩瓷相关的第一个头衔是“定制第一人”，应当名至实归。

二，王凤池是赠送浅绛彩瓷的第一人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事实：现今可见的、王凤池参与过的浅绛彩瓷创作，在题款上无一例外地表明了作品的用途，不是定制，就是赠送，两者必居其一。前文对他的定制作品做了一些梳理，下面拉出的清单则是他的赠送作品。

      1，光绪元年秋天，王少维画成一件人物瓷板[7]，王凤池和黄定占分别在上面题诗，并针对同一对象书写了题赠款。王凤池题写了一首七言诗：“材吾楚也用于吴，琴不凄凉鹤不孤。有眼莫将图错认，龙昌江是赵成都。弹得太和元气出，鸣将最始九天通。才长用短人休笑，先看东山别驾功。”题赠款写道：“海帆司马仁弟大人映之，丹臣如兄王凤池”。

      2，光绪三年（1877年）夏天，《匡庐盆浦图》瓷板[8]画成，画师是谁，尚有两说，姑且不论，王凤池在上面书写的题诗和题赠款却是一目了然。题诗是一首七言绝句：“桑落村中酒一觥，八年未见米颠兄。昌江日对黄山谷，画里诗间说曼卿。”题赠款则写道：“丁丑夏日临匡庐盆浦之谱，以奉小鸿仁兄大人映正，丹臣弟王凤池寄意”。题诗前有朱文引首印“恩川画”，赠款后有白文印“王氏”和朱文印“丹臣”。这件瓷板的赠送用途不言而喻，但在画者“恩川”就是王凤池本人的问题上至今缺少旁证。另外，根据题赠款所述，我们认为把瓷板定名为《匡庐盆浦图》更为贴切画意，而此前根据“昌江日对黄山谷”的诗句定名为《昌江日对黄山图》，显然有牵强附会之嫌。

      3，光绪三年秋天，王凤池画成《龙胆春》琵琶尊[9]，并在画面上部题写了诗句和赠款：“手占‘培佳子弟千寻树，载好图书万斛舟’之句，奉江楼仁四兄大人博正，如弟凤池寄意于昌江珠山榷舫”，款后有朱文印“丹臣”。另在背面腹部题写了“龙胆春”三字楷书，两侧题写了创作时间和赠送对象：“光绪丁丑重阳节，培心堂选”。需要指出的是，这件琵琶尊的题诗此前读释有误，现予更正。

      4，光绪三年冬天，王凤池画成《松风清籁》瓷板[10]，并在上面题写了画名和赠款：“松风清籁，丁丑冬日仿黄子久笔意于昌江客舍，以应利仁二兄大人清正，丹臣王凤池”。

      5，光绪三年冬至后某天，金品卿、王少维合作画成《仿倪高士画法》成对山水帽筒[11]。一只为王少维所画，并有王凤池题写的赠款：“丙子冬至后选寄，畅陔老弟大人赏品，丹臣兄凤池书赠，三吴王少维画”，后有朱文印“王氏”和“佐印”。另一只为金品卿所画，并有题款：“仿倪高士画法，金品卿临于昌江珠山之敬事轩”，款后有白文印“臣诰”。

      6，2020年元月，安徽省古陶瓷收藏特展在蚌埠市博物馆举办，其中展出了安徽黟县王先生收藏的、王凤池所画的《雨中春树图》成对山水帽筒。一只题款为：“雨中春树万人家，丹臣写赠”，前有朱文引首印“半月”，后有白文印“臣”。另一只的题款为：“吉堂仁兄大人雅供，丹臣弟王凤池”，前有朱文引首印“半月”，后有朱文印“丹”和白文印“臣”。

      以上举证的6件浅绛彩瓷，在王凤池的赠送作品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非全部。通过上述举证，我们发现王凤池参与浅绛彩瓷的首要手段是题款，也就是每次参与必题，其次才是在部分参与中客串画师。他这么做，显然是想在题款中表明自己的主要参与目的，甚至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参与目的：要么定制，要么赠送，别无他用。其实，定制也是一种特殊的赠送形式，即赠送给自己，反过来，赠送则是一种特殊的定制形式，即为特定的赠送对象而定制。的确，程门早在同治年间创作过赠送作品，把王凤池定义为“赠送浅绛彩瓷的第一人”，或许会受到质疑。但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人”，不仅是时间早晚的概念，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程门最早进行浅绛彩瓷创作，是为了丰富艺术实践和探索新的瓷画形态，赠送只是顺带而为；王凤池则不同，他频繁参与浅绛彩瓷创作活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定制藏品和赠送创作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给出王凤池与浅绛彩瓷相关的第二个头衔是“赠送第一人”，并不为过。

三，王凤池是以文人身份组织浅绛彩瓷创作活动的第一人

      同治末年或者光绪初年，王凤池到江西时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原任翰林院编修，也就是重量级文人身份；一个是现任江西某地知府，也就是行政官员身份。

      先看第一个身份。作为进士出身的翰林院编修，王凤池满腹经纶，兼擅诗文书画，具备了特别优秀的文人素质和修养。王凤池担任地方行政官员之后，一直没有放弃他的文人身份，经常策划、组织和参与官方色彩并不浓厚的文化活动。例如，他到江西任职后，多次应邀至庐山五老峰南麓的“海内第一书院”白鹿洞书院传经讲史，深受生徒爱戴。书院立有“教思碑”，记载了这段历史，与庐山白鹿洞壁上由王凤池亲笔题写的石刻残碑，共同构成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又如，据《阳新县志》记载：王凤池“光绪六年（1880年）丁艰回籍，适逢岁歉，函请彭中丞就地捐款赈济，全州饥民得以复苏。又主持修葺儒学、考棚，大兴读书风气。”他返回故里奔丧，仍然不忘救济灾民，兴办教育事业，造福当地百姓。光绪十五年（1889年），王凤池与刘凤纶合作续修陈光亨编纂的《兴国州志》，为故乡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比较之下，在王凤池策划、组织和参与的文化活动中，与浅绛彩瓷创作相关的多次雅集影响最为深远，以至于我们如今仍然津津乐道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热烈研讨。当年，从北京来到江西任职，王凤池以文人雅士的敏感，看中了浅绛彩瓷所散发出来的浓郁的文人气息，感到这是一种既适合收藏、又适合文友之间相互赠与的文人雅玩，于是立即着手，发起、组织相关活动。前文所引述的大量题款，至少让我们获得以下两点信息：第一，从这些题款的语气看，王凤池不是被动地、偶然地参与到浅绛彩瓷画师们的创作当中，而是这些雅集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是先有收藏意愿或者明确的赠送对象，然后邀请王少维、金品卿等高水平画师参与，所以，他往往说明某件作品将会由“福云堂兰亭后轩珍藏”或者“太史公珍藏”，直言不讳地摆出“评选”或者“评画”的评家姿态，而在赠送款中，他与赠送对象称兄道弟，同时说出“寄意”或者“书赠”之类的主人表达；第二，从这些题款的内容看，王凤池显得“腹有诗书气自华”，很在意收藏品和赠送品的文玩性质，他题写的诗句无不寄情高远，意味深长，绝非应付之辞，他定制那些以“春”字命名的作品时，特别说明让它们“同会于福云山房，以品群芳”，他定制《松猴凤梧图》方帽筒时，特别说明帽筒不乏文玩用途：“品洁如玉方为圭，有时作帽架，亦有时作花插，有时作诗筒”。像王凤池这样，有着重量级文人的身份，带着文人雅玩的意图，发起文人墨客的雅集，这在浅绛彩瓷问世不久的光绪初年，无疑是个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我们给出王凤池与浅绛彩瓷相关的第三个头衔是“组织活动第一人”，也算名副其实。

      再看第二个身份。不管王凤池在江西担任的是何地知府，这种行政官员身份最多为他邀请高水平画师时提供若干便利，再无其他作用。有些论者总是把王凤池与御窑官员相类比，进而把他参与的所有浅绛彩瓷创作活动都与御窑相联系。而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王凤池以定制和赠送为创作目的，可以邀请几位好友和组织几次雅集，却断断不可列入御窑生产计划，那会犯了皇家大忌。不要说王凤池，即便是那位在光绪元年秋天共同参与浅绛彩瓷创作活动的黄定占，也断然不敢把这样的雅集地点放到御窑里来。何况，说黄定占是御窑官员也是一个误解。王凤池的《黄公定占传并赞》说的明白：“同治甲子冬，蔡芥舟观察奉传旨办陶务，聘赴景镇董其事。公见景镇经粤匪蹂躏，窑厂荒凉，焦思劳心，极力经营。后历任道宪皆倚重之。景镇五方杂处，技陶者不下数十万，类群分党，最易滋事。公设法布置，阅十、九年安静一律。阖镇尝以‘静镇’二字颂公，笔之匾额，至今犹口碑载道。”根据这段记述，我们不难知道：其一，黄定占并非朝廷任命的官员，而是受蔡芥舟之聘前往景德镇协助管理陶瓷生产；其二，黄定占协助管理的并非御窑陶瓷生产，而是景德镇地区的陶瓷生产，因而，当他的管理卓有成效，使数十万陶瓷从业人员各得其所后，赢得了全镇的一致赞扬。

      综上所述，我们先后给出了王凤池与浅绛彩瓷相关的三个头衔：定制第一人、赠送第一人、组织活动第一人，三个头衔共同指向一个角色定位：传播和张扬浅绛彩瓷文人性的重要推手。也就是说，王凤池凭借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重量级文人身份，通过组织雅集活动、邀请画师创作、提倡文友之间的定制和赠送等相关途径，推动浅绛彩瓷迅速扩大影响，推动文人瓷画形态取代皇家陶瓷风范。我们都知道，文人性是浅绛彩瓷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在王凤池那个时代，把文人画从纸绢上辐射到陶瓷上，还是一种新生事物。程门在同治四年（1865年）勇敢地开了这个头，并在同治年间留下了8件浅绛彩瓷传世作品[12]，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以文人性为根本特征的陶瓷形态。但在我们看来，同治年间毕竟只是浅绛彩瓷的发端阶段，文人性刚刚安营扎寨，尚且不成气候。正是在这样关键的转折时期，王凤池于光绪初年拍马赶到江西，并且马不停蹄，发起、主导了文人气息扑面而来的系列创作活动，从定制到赠送，从收藏到推广，在促进浅绛彩瓷形成风尚、步入繁盛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居功至伟的作用，可谓马到成功。从此，由程门等画师发动的、王凤池及相关画师推波助澜的文人瓷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再也无可阻挡。

[1] 陈树群《情系珠山绘瓷笺——金品卿、王少维、王凤池合作八条屏赏析》，《收藏界》2010年第6期。

[2][3][5][9] 朱军《王凤池藏瓷鉴定及其相关问题》，《收藏家》2010年第8期。

[4] 韦强《众里寻她千百度——王凤池寻访记》，雅昌艺术网论坛2005年6月20日，转引自西塘红袖《一对浅绛彩瓷帽筒的华丽转身》，《收藏界》2011年第6期。

[6] 李俨《关于王凤池生平及其瓷画的考辨》，《陶瓷科学与艺术》2018年第1期

[7] 徐锦范等《中国晚清浅绛彩瓷器》P166，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8] 初国卿《浅绛瓷板上的翰林风华》，《收藏界》2012年第9期。

[10] 赵荣华《瓷板画珍赏》P78，上海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

[11] 西塘红袖《一对浅绛彩瓷帽筒的华丽转身》，《收藏界》2011年第6期。

[12] 陈树群《烟云寄兴——程门大事年表》，《收藏界》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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