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QQ语音闪出小龙久违了的问候。我问他：“在重庆怎么样？适应过来没有？”
小龙在那头迫不及待，兴奋地汇报他的近况：住处周围的环境、重庆小吃、新认识的朋友、最近闹过的笑话……等等。如同他每一次和我通话，叽里呱啦地一大篇。我间中插话，也照例是叽里呱啦地一大篇。
良久才挂断，身旁的我家老大好奇地问：“妈妈和谁说话讲这么久？”
“我的学生，就是那个José啊，”我起身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可是妈妈！你们刚才一直在讲中文——”老大的表情简直可以算“大惊失色”，挺直了腰叫：“他的中文不会这么好了吧！”
我重重点头，是，小龙的中文就有这么好了。他是我整整十年的教学生涯里，最早的学生之一。我喝一口茶，不无得意地笑了。
走上大学讲台教汉语，与我而言是个偶然。十年前，美国的“汉语热”刚刚兴起。圣∙彼得大学的语言文学系应时顺势，决定增设汉语课，请周边高校的华人教授帮忙推荐任课教师。于是当时赋闲在家带孩子的我，便接到了西东大学亚洲学系的梁教授打来的电话，建议我去应聘。
我当时听了连连摇头，自忖并非汉语言文学科班出身，又没有课堂教学经验，到美国大学里去教汉语？怎么可能？
可梁教授说，第一，汉语是你的母语；第二，你有教育技术学的硕士学历；末了还要加一句：“你家老二也满周岁了，你还不出来为社会做贡献？！”
别的倒也罢了，最后这一句话令我哑口无言。我们这些新移民在番邦无根基无家底，要想营建私人生活的稳定感和安全感，单靠先生的一份收入终究不容易。且不论能为社会做多大贡献，我必须分担家计是真的。这一转念，我答应去试试。
结果两轮面试出乎意料地顺利，那年春季，我成为圣∙彼得大学现当代语言文学系的专聘讲师，受命开设“初级汉语入门”课。
上了讲台才知道，教外国人学汉语，绝不是单凭一点对母语先天的敏感就能应付下来的一件事。那是可利用的教学资源很少，我独自摸着石头过河，时常感觉捉襟见肘，那每周两节课上得很费力。
偏偏大学专聘讲师的课酬十分单薄，与我过去在银行里设计培训课件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家父是国内的老教授，打电话来问起，我都不好意思说出那个令人沮丧的数字。再用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来加减乘除一番，我不免坚定了骑驴找马的决心。毕竟，“教汉语”本不是我的专业，也不在我个人的生涯计划之内。
可此时正逢美国经济大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重新找工作谈何容易。到期末，我班上的学生们要求继续学下去，又有一批新生注册了汉语课，系里便命我在“初级汉语入门”之外，加开“初级汉语进阶”。
2005年那个天高云淡的秋季新学期，当年的大一新生JoséGonzale，走进了初级汉语入门班，成为我的学生。
开学第一堂课，我照例讲课程要求，然后利用一些构字功能很强的象形独体字，比如“水、人、木、火、月、日”，介绍汉字形态和结构的特点，引导学生们初步了解汉语和他们母语的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内在的思维逻辑。
我讲解完这几个字的本义之后，把它们压缩成偏旁部首再组合出“休、明、林、从”等新字，让学生们猜字音或字义。学生们很聪明，反应也快，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汉语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难学啊！”他们随即兴奋地叫，霎时间天上的星星仿佛都落进了他们的眼睛里，一闪一闪亮晶晶。
José活泼好动，特别爱笑，浑身是青春的、明朗的朝气蓬勃。那双大大的，眼窝深陷的眼睛，闪烁着这一片星河里最明亮的两簇光芒。
两天后的第二堂课，我用“永”字八法细讲汉字的笔顺和笔划，教学生们用毛笔去“写”汉字。José有些素描的功底，一上手，“画”出来的汉字工整漂亮得惊人。
过了一个周末到第三堂课，我一进教室，早已等在那里的José便站起来：“教授！原来汉语是这样Poetic!”
Poetic，诗意？！我错愕。且不论汉语是否确实有“诗意”，就凭他，眼下认识的汉字还不到十个，一个完整的句子都不会说，从哪里得出的这个结论？！
“‘永’字！教授，就是那个‘forever’的永字啊！”José紧接着解释。“这个世界上，万物都会消亡，只有大地和水能够永恒。不过大地是固定的、静态的，看不出变化；水却是奔流的、动态的，那种变化中的永恒更直接更直观。‘永’字的整体是‘水’，头上那一点是水滴，下面那一横是水的奔流不息！用‘永’字体现的‘forever’又有哲理又富于诗意，多么神奇啊！教授，您不觉得吗？！”
我瞠目结舌。不不，我从未觉得。“永”字，我们从小认得；《说文解字》里说其字形从水，我们也从小明白，却和他灵机一动的“觉得”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这一刻，古老的方块字被他的寥寥数语打磨得宝光闪耀。就像一只传过好几代人的旧瓷碗，平时用着毫不经意，某天突然被人鉴定出价值连城，不免捧起来重新审视，仔细端详。我打量着眉飞色舞的José，只“觉得”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大约也差不多是他此刻的表情。
“我真的很喜欢汉语和中国的一切啊，教授！我打电话回家问我妈妈，我真的没有一点儿中国血统吗？！真的吗？她能确定吗？！”他说着自己大笑起来。
José出身于西班牙裔的天主教家庭，从他开始往他家的宗谱上溯十代，恐怕也找不出和中国哪怕一星半点的联系吧？因为崇拜李小龙，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做“耿小龙”。这个名字，成为他和“中国”之间第一个私人的、切身的关联。
每周五上午，是我固定的办公室答疑时间，小龙很快成为这段时间里最频繁出现的学生。他会尽量用中文连比划带说：“在唐人街昨天，吃一个‘dumpling’，哦，对，饺子！很好吃！不不，不是课本图片饺子，是一个很大饺子！”
我听明白了，告诉他：“那不是饺子。那种‘dumpling’叫做‘包子’！”
“哦，包-子-，”他习惯性地跟着我重复，用力去咬那个“子”字的音。
有时他也很懊恼。懊恼自己的发音不到位，造句总是出错，皱着眉头抱怨“有诗意有哲理”的汉语其实很难学。我便告诉他，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来，只要坚持，他的汉语绝不可能越来越差，只会越来越好。
学海无涯，自古以苦为舟，小龙很快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
美国私立高校的学费昂贵，大多数本科生都出去打工挣钱，减轻家中的负担。小龙的家庭并不富裕，可他很少去打工，把大部份课余时间花在结交华裔同学，去周边华人开的餐馆、洗衣店、杂货店找人聊天，或者去图书馆查阅有关中国的书籍……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练习汉语或了解中国的机会。
有一首新流行歌叫《荷塘月色》，是他放给我听的；有一本美国记者沿郑和下西洋的线路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书，是他介绍我去看的；普通美国人概念里的中国茶一律等于“绿茶”，也还是他告诉我的……
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庞杂而碎片化的信息，与小龙脑子里的中国想象交织、叠加、积累，渐渐编织出他的“中国梦”的轮廓：将来要到中国去，要“登上古老的长城，成为真正的好汉”；要“吃遍所有和唐人街的芝麻鸡不一样的中国菜”；要留在中国工作；当然，还要“遇见一个又聪明又美丽的中国姑娘”，把她娶回家……
为此，从初级汉语的入门、进阶，到中级汉语的入门、进阶，小龙每个学期都在我的班上，从大一升上了大三。
某天，小龙郑重其事地宣布，他决定从经管系转到历史系，主攻中国历史。为了他和其他几个程度特别好的学生，系里决定增设高级汉语辅导课，还是由我来教。小龙这个决定，不仅惊动了系主任，更大大惊动了我。眼看着小龙的“中国梦”由零散碎片一步步合成夯实，形成明确的人生目标，我意识到自己对母语母文化的叙说，可以怎样影响一个异族年轻人的人生道路；而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又是怎样无法用工资单上的数字来衡量。
汉语课的注册学生数量稳定攀升，和小龙一样的学生逐渐多了。我加入了汉语教师的专业协会，得到很多资深同行的提点和帮助，课堂教学已驾轻就熟。日子在备课写教案、批卷改作业和课后辅导之间周而复始，出入于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目光里，琢磨着如何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我根本顾不上另找工作这回事儿了。
美国大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很强，阅读范围也很广，更兼专业不同，兴趣不同，带到课堂上来的问题便五花八门，往往和语言知识本身无关且出人意料：教授，“北京”什么时候从“Peking”改成了“Beijing”？为什么要改？教授，“Guanxi（关系）”在中国到底有多重要？教授，狗肉是不是真的很好吃？教授，孔老夫子究竟伟大在哪里？教授……
这些问题都已经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回答的了。他们的疑惑与好奇，他们的理解与误读，促使我回过头去考察中华文化在异域文化语境里被诠释、被接受的情况，去重新审视和估量古老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与价值。在这些思考的过程当中，我深感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开始去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士学位。
随着“汉语热”持续升温，新泽西州政府在威廉∙柏特森大学设立“关键语言研究中心”，培养公立中小学执照汉语教师。我被延聘去负责数门必修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半年后辞去了圣∙彼得大学的教职。
此时小龙也顺利申请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作为国际交换生去台湾成功大学就读。抵达台湾后不久，他打电话来，说：“我在外面刚才吃了晚饭，要走回去宿舍。可是走了很久，不走回去。”
我担心起来：“哎呀，那你怎么办呢？”
他在那头哈哈笑：“我找公共汽车！我问司机怎么走，要回我的宿舍。他叫我坐他的车，不用钱啊，教授！下车了以后，再走十分钟到了。”
我放心了。他用中文的述说，尽管还夹杂着英文单词，尽管难免有语法错误，但他已经能够把自己要说的内容表述得很清楚，足以应付简单的日常会话了。
时间以学期为单位迅速流逝。小龙在台湾的学习期满后返回美国，从圣∙彼得大学毕业，到一家公立小学教汉语和中国历史。我则忙于一期期预备汉语教师班的招生和教学，一边查资料写博士论文。等我拿到博士学位，升了职加了薪水，小龙也终于得到重庆一家大学的通知，去那里攻读中国历史硕士学位并兼职教英文。
小龙和我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他的口语越来越流利，学会了用QQ，至今坚持用中文写周记，每周五定时送来给我批改。他写下的内容以及遣词造句的能力，俨然可算得半个小“中国通”了。
整整十年。小龙初识汉字的惊喜还在眼前，我自己初上讲台的局促还记忆犹新，匆匆地斗转星移。十年间我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小龙堪为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一个，却不是唯一的一个。我用汉字的点横竖撇捺，引导他们进入具有鲜明异构性的中华文化的霄壤间，让他们在其中孵化自己对中国的善意想象和热切向往。然后，太平洋那一端生养了我，滋育了我的土地，向他们次第展开历史的悠久与丰厚、当代的蓬勃与开放，最终让他们形形色色的“中国梦”，以各自的姿态嫣红姹紫地绽放。
整整十年。十年间我开出来的课从“初级汉语入门”，到“中华文化通识”、“电影看中国”、“英译中国古典诗词”，再到“汉语作为第二外语教学法”、“文化语境与国际汉语教学”……在太平洋的这一端，小龙和他的同学们用他们的梦想，牵引着我对中华文化充满骄傲的回望，肯定着我存在于这个位置上的价值。
从讲台上下到教室内外，从此岸到彼岸，他们的“中国梦”与我的“美国梦”，相互印证，相互交织，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也照亮了我们共同寻梦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