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野武在《坏孩子的天空》结束中说：“我们完蛋了吗？”，“傻瓜，还没开始呢？”贾樟柯在《任逍遥》中说“咱们干回大的吧，有了枪就谁也不怕。”
处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某种意义上，我们灵魂的叛离与道德的偏移似乎都可归咎于时代的劣性。当然为此你大可指着鼻子说这是懦夫才干的勾当，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去将时代的局限性与人性的黑暗面彻底划分得泾渭分明，毕竟和乱世出英雄一个道理，这样浮躁不安的时代要么滋生犯罪，要么创造神奇，只是不巧的是大多数的我们都属于前者。同时，我们并没有必要为此觉得有多可耻，当一个时代将我们逼上绝路，我们唯一自保的手段或许也只剩下犯罪。
贾樟柯在当今群魔乱舞的电影圈里始终保持着一颗典型知识分子清醒的头脑，他向来不习惯自己手中的镜头在时代面前低头，他宁可将视角锁定在茹毛饮血的蛮荒，也不愿在花前月下里自斟自饮，更不想在红灯绿酒前流连。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边缘文化的情结。我不想说这是贾樟柯抱残守缺、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我倒更想认为这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逼格。《小武》中那个一脸不屑、玩世不恭的扒手小武；《站台》里不安愤懑却又无奈妥协的文工团演员崔明亮；《三峡好人》里老实巴交、一切托付于命运的矿工韩三明。。。还有《任逍遥》里在青春里疼痛成长着的小济与斌斌。贾樟柯的镜头素来不是乖巧的，北方恢弘阴霾的天空，萧条肃杀的街道，淡漠冷酷的脸庞，他很擅长将一系列的时代元素罗列，然后一笼统却又不失章法地塞入影片里，在贾樟柯看来，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它专属的印记：音乐、电影、衣着、新闻。。。所以我们总能很轻易地将贾樟柯的电影进行一个时间上的定位。当然，这种定位并不单单只是他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也是一种他已然昭然若揭的对乡土文化流失的一种无力挽回，更是一种他对这个时代阴暗面的捕捉与阐述。贾樟柯想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无处不喧嚣的时代，总有一种情愫会让我们瞬间沉默，而他就是想将这种情愫挖掘出来。
想来，《任逍遥》是有别于贾樟柯的其他电影，因为这次贾樟柯将视角投向了在青春期迷茫骚动、痛苦成长的青少年，就这一点，确实有些第六代导演电影里常见的残酷青春元素的影子。只是贾樟柯不甘仅仅在青春这一层面上试水，他善于深入，所谓的青春物语只是一个小小的创口，他非得从这个创口动刀，将这个时代剖得鲜血淋漓。小济的”任逍遥“是巧巧告知他庄子的那种”想干啥就干啥“，斌斌的”任逍遥“是任贤齐《任逍遥》里唱的”随风飘飘任逍遥“。其实两人“任逍遥”都是一种个人的自由主义，只不过这种自由主义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压榨下已然是逼于窒息。与此同时，起初他们的这种”任逍遥“的信仰仍然只是停留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行为层面上，唱歌，迪斯科，美国大片；渐渐地他们发现思想不逍遥，任何肢体行为的自由都是扯淡，于是便萌生了抢银行的念头。诚然，这是一种拒绝、一种反抗，对生长于斯的土地渐渐被工业废气污染的一种拒绝，对本土文化渐渐被西方文化侵蚀的一种反抗。当然，这并不是小济与斌斌的发于济世层面的愤世，充其量只是他们被逼的走投无路后的一种自我保护，纵使这种保护在强悍的现实面前如同螳臂当车。
另外，《任逍遥》中手机、美元等时代产物的插入，也无一不是在暗示那些大众化的小人物在浩浩荡荡的发展河流中一边忙着束手无策，一边又在忙着亦步亦趋。
最后，影片临近结尾结尾，小武找斌斌来买碟片。
“《小武》有么？”
“没有。”
“《站台》？”
“没有。”
后来，小武拿了昆丁的《低俗小说》。而这似乎也是贾樟柯对当今电影圈的一种无奈，同时也是对昆丁的推崇与致敬。
时代抡着拳头狠狠地砸向这片不再广袤荒凉的黄土地，砸向渺如蝼蚁的我们。我们在欢笑，在哭泣，在活着，也在死去，却无一例外都无力反抗。
只是，我只想当我死去之时，回忆过去，看到那些年的自己曾一次次地反抗过，这就足够了。
by黄凯
15.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