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译文：鲁平公准备外出,宠臣臧仓请示道:“平日国君外出,一定告诉执事官员要去的地方。现在车马已经预备好了,执事官员还不知道您要去哪里，因此冒昧请示。” 鲁平公说道:“要去见孟子。” 臧仓说:“国君不尊重自己的身份先去拜访一个普通人,是为了什么？是认为他是贤良的人吗?贤良的人做事应该合乎礼义，但是孟子为母亲办丧事,排场超过先前为父亲办的丧事，您别去看他吧!”鲁平公说:“好。” 乐正子前去谒见,说:“国君为什么不去见孟轲呢?”鲁平公说:“有人告诉我,孟子为母亲办丧事,排场超过先前为父亲办的丧事’,所以我不去见他。” 乐正子说:“您所谓的超过,是指什么呢?是指先前用士礼,后来用大夫之礼;先前用三个鼎摆设供品,后来用五个鼎摆设供品吗?” 鲁平公说:“不,我所指的是棺椁衣被的华美。” 乐正子说:“这不叫超过,而是前后贫富不同的缘故。” 乐正子去见孟子,说:“我与国君讲了，他打算来看您的。宠幸的小臣中有个叫臧仓的阻止了他,所以他最后没有来。” 孟子说:“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是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他；就算不去做一件事,也是有一种力量在阻止他。做与不做,不是单凭人力所能左右的。我不能与鲁侯会晤,那是天意了。姓臧的这个人怎能使我不与鲁侯会晤呢?”
历史背景：战国时期，魏国有一位艳名远播的嬖人，龙阳君。他是魏国第六任国君的宠臣，负责侍候国君的生活起居、娱乐文化。 嬖人虽不参与朝政，但他们与国君相处的时间多，关系亲近，对国君的决策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次，龙阳君同魏王坐在一条船上钓鱼，龙阳君钓到十几条鱼便流泪了。魏王问其原因，龙阳君说，钓到更大的鱼时便想把之前的鱼扔掉，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和前面钓到的鱼是一样，最终失去魏王的宠幸。于是，魏王下令全国，对任何敢向他推荐美人的行为，处以灭族的罪。 因魏王对龙阳君的特宠，后世以“龙阳”代指“男色”，以“龙阳之好”代指男子间的亲密感情。
儒家的天命观：乐天知命
人们在对某件事情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发出“听天由命”的感慨，这句看似有些自嘲和无奈的话，其实涉及到儒家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天命观念：乐天知命。 天命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和西周，最早是一种宗教思想，统治者往往都把自己说成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人们的，商纣王就说过“我不有命在天乎”，意思是说自己的统治权是上天注定的，别人夺不走。 而到了春秋的时候，孔子发展了天命思想，认为有一种人力所无可奈何的力量，它作用于每个人身上，这种力量就是“天”，而落实到个人就是“命”，“天”的范畴，是人不可以改变的，人只能“乐天”和“畏天”，尽人事，听天命。
在《孟子》中，也经常出现“天”的概念，比如“乐天者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孟子显然也受到这种天命观念的影响。
儒家告诉我们需要学会“乐天知命”，包含两层意思,“命”作为结果，我们无法控制的范畴，不必过于关注；其次，不管“命”是怎样的，我们需要尽人事。孔子就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周游列国，游说君王实行他的政治理想，但是就算君王不认同他的理想，他也不会怨天尤人，永远“在路上”。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这些东西自有它的缘分，自有它的命数，他如果真的想来，十个臧仓也拦不住。所以我能不能够见鲁君，这事以后再说，这是天命，但是不用为臧仓而烦恼，行所当行而已。在孟子看来，我们不需要考虑其他人怎么说，其他人怎么评论，不虞之誉还是求全之毁，我只做自己该做的事，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了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