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人谓菊为花之隐逸，则菊固惟涧谷岩洞村圃篱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书案牍之间，殆亦昔之所谓吏而隐者欤？守仁性僻而野，尝思鹿豕木石之群。贻教与明甫，虽各惟利器处剧任，而飘然每有烟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对是菊，又当是地，呜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对菊联句序》（节选）
《对菊联句序》是王阳明早年仕宦时期的小品文，作于弘治末年，收录于《王阳明全集·文录》。全文仅二百余字，以官署残菊为引，融时世之忧、吏隐之思、心性之叹于一体，是窥见作者早期思想与文风的重要窗口。
此时阳明初入仕途，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友人李贻教为吏部正郎，黄明甫亦在京为官。时代看似承平，实则暗流涌动。边患频发，战火连绵，民生凋敝。从夏到秋，官场压抑、时局困顿，众人皆怀愁闷。
重阳过后十五日，三人聚于李贻教官署，忽见阶前枯菊复荣、高及院墙，花盛将衰。触景生情，遂联句唱和，阳明为之作序。全文以菊为核心意象，层层递进，三重意蕴交织。
首先是“时物之叹”，盛衰倏忽，世事无常。“感时物之变衰，叹人事之超忽”。残菊重开又将凋零，恰如时局由盛转衰、人事转瞬变迁。菊的荣枯，是时光流逝的隐喻，更是乱世沉浮的缩影。
继而是“菊花之喻”，花中隐逸，官里烟霞。古人谓菊为“花之隐逸”，宜生于涧谷村圃、篱落之间；今植于簿书案牍的官署，恰似“吏而隐者”——身在官场，心向山林。菊的不合时宜，正是阳明与友人的自我写照：身负重任、胸有才略，却常怀归隐之念。
最后是“心性之剖”，野逸本真，狂者胸次。阳明自道“性僻而野，尝思鹿豕木石之群”，直言天性疏放、向往山野自由。李、黄二人亦“飘然每有烟霞林壑之想”。三人皆非拘于俗务的俗吏，而是身在魏阙，心游江湖的狂者。以这般心性，对此幽菊，处此乱世，自然“重有感也”。
全文无华丽辞藻，语浅情深，言短意长。“郁然而忧深，悄然而情隐”，沉郁而不激烈，带有阳明文字一贯的简劲、通透、力透纸背之风。此时阳明尚未贬谪龙场，不过心学端倪已显，重内心体验，不向外求，而以菊观心、以景照情。文章贵本真性情，不掩“野僻”之性，不隐归隐之思。与此同时，既怀济世之志，又厌官场束缚，这种入世与出世的张力，贯穿阳明一生，与其心学的“致良知”“狂者胸次”紧密联系。
《对菊联句序》虽为应酬小序，却非寻常文人闲情，而是阳明早期心路的自画像，不恋权位、追求本真。读此文，可知他并非单纯事功者，亦非消极隐士，而是在入世中坚守本心，在乱世中涵养心光的儒者。这株官署中的残菊，正是他一生身处纷扰、心自澄明的精神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