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姨妈做了甲状腺结节切除手术。周末，我去医院陪护。一见面，姨妈就和我抱怨说，“在医院受了太多苦了。”在这之前，她做了一次痔疮手术，虽然都是小手术，却把姨妈吓坏了。
姨妈胆子特别小，她总说自己喜欢走楼梯，其实她是不敢一个人坐电梯。姨父去世后的两个月里，姨妈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姨父走的很突然，起搏器植入术后还不到一年。我记得是2012年10月，当时我还在医院实习，妈妈给我打电话时，我整个人是懵的。而当我赶到医院时，姨父就赤条条地躺在那里，医院已经放弃了抢救，只剩心肺复苏器还在象征性地、很机械地反复按压着胸腔。这是我第一次感觉离死亡那么接近。姨妈和我说，那天凌晨，她握着姨父的手，一遍一遍地唤他的名字，然而她没有听到回应，却看到有液体在慢慢地浸润床单……
2014年10月，在医院实习和工作了两年后，我离开了医院。曾有同事和我说，你是一个喜欢笑的姑娘，生性乐观，还是挺适合待在医院的。其实，只有我自己了解，我是承受不了悲伤的，压力会使我极差的心理素质一览无余。离开医院三年多，偶尔去医院，开始把原来匆匆的脚步放慢，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去观望和审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和人群。
住在姨妈隔壁床的是一位约莫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很有气质，虽然穿着病号服，看着却依然整洁优雅。她是急性阑尾炎术后，已经可以自行下床走动，她气色不错，总是带着浅浅的微笑。
下午陆续有人来看望她，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推测，她应该是一位室内设计师，这和我想的差不多。快晚饭的时候，进来一位小姑娘，走近她，喊她阿姨，小姑娘穿着校服，扎着高马尾，带着眼镜，稚气又青春的学生模样。看校服背后印字，是2015级的高中学妹。上学的时候，我们总是拼命地想脱掉身上的校服，然后打扮成大人模样，却不知多年以后，竟会如此想念在教室里被书本埋没的自己。
为了打发在医院冗长的时光，我便随手翻几页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学妹好奇地往我这边瞥了几眼，许是想我在看什么书。她该是正值高考，必是无暇看闲书的。而我也是在毕业工作后，才可以自由支配时间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成年后，书于我，像是一块净土，可以使烦躁不安的心灵得到沉静。
小姑娘走后不久，便听到护士站那边传来打电话的声音，“你老婆今天要做手术，现在赶紧来医院。”“到底是你老婆手术重要，还是工作重要？！”没多久，护士便带了一位身形削瘦的女人过来姨妈的病房，她被安排在了靠门的床位。她实在太瘦了，显得眼窝凹陷得厉害，许是常年在室外工作，皮肤被晒得黝黑。
医生来床边查体和询问病史，51岁，育有一女，但她看着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白细胞低，体质很差，肾囊肿。得知她目前在经期，医生坚定地对她说，“经期出血风险大，先保守治疗，手术择期再做。”而她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心惊。她说， “没事，我不怕出血，我今天一定要做！”我弄不懂，她究竟是不知者无畏，还是飞蛾扑火？
窗外的天空已完全被墨色浸染，护士已给她输了液，而她的丈夫还未曾出现。我走过去宽慰了她几句，劝她遵医嘱改日手术，并帮她打了一壶热水。当我把水壶放到她床头的时候，她对我说了句，“谢谢！我的乖女儿。”我怔了一下，但也没理会，我不确定她后半句是不是对我说的，可能她只是想她的女儿了，她的女儿应该和我一般大。
不多久，她又开始叫我，“乖女儿，快过来帮我拿下手机。”这回我可以确定她是对我说的，因为她的眼睛正直直地看向我。这时，姨妈对我努努嘴，示意我不要理会，我猜姨妈也已经看出了她的反常。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有些心疼她，我站起来向她走了过去，她指了指旁边凳子上的衣服，我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她。她接过手机，把它捂在胸口，嘴里还不断地念叨些什么，像是一位虔诚的教徒。突然，她胸口的手机响了，她迅速地接起电话，用近乎急切的声音对那边说， “医生说，让你今天必须来一趟！”她不断重复说着这句话，而对方却挂断了电话。我想，电话应该是她丈夫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对他隐瞒了她今天不能做手术的事实。她在期待丈夫的陪伴。当下，我甚至在想，如果可以，她是不是会选择不顾一切做手术，只要有丈夫的陪伴。有人说，十级的孤独是一个人做手术，我想，是因为，当你知道有一个人就在手术室门外等你平安回来，这便是你坚强的全部理由。
而我也突然明白，我为什么会心疼她。她如此需要他，而她却不被他重视。一如张爱玲说的，见了他，她就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因为深爱，所以卑微。然而，无论如何，在爱人以前，先爱自己。
医院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很温暖，同时也很孤独。
在这里，我们可以见证生命的奇迹，也在瞬间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力。
在这里，一个明确走在晴天朗照中的人，很可能正在心魂的黑暗与迷茫中挣扎。
在这里，黑夜与白昼更迭，悬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