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的时候，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有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思潮在白领中兴起，李诞在《吐槽大会》上还调侃过，叫“逃离北上广”，即逃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这些一线城市。这个词还曾被媒体评为2010年房地产十大热词之一。

这种“逃离”，有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包装，叫做“追求‘诗和远方’”。

其实，“逃离北上广”不是现代才有的产物，它和讲田园生活的短视频一样，种下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归隐梦，而“归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主题。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理想，是在功成名就之后退归林下，回家种田。就连最勤奋的雍正皇帝，也让人把他画成山野隐居的样子。

01. 归隐是种选择

提到“归隐”，就不得不提一个人——陶渊明。他不是历史上第一个“逃离北上广”隐居山林的逸士，却堪称归隐的祖宗，因为他的文章、诗作，完整串联起归隐的图景：

比如《桃花源记》，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构建了作者心中的“理想国”，留下了“世外桃源”的传奇；

比如《饮酒》诗，把归隐日常具体化，淡泊平和跃然纸上；

比如《归去来兮辞》，虽然作者自承种地的水平一般，“草盛豆苗稀”，可田园生活在他笔下，只保留了美好和疗愈。美化归隐生活，陶渊明可谓始作俑者。

受不少田园诗文的影响，我们很容易把“归隐”和“田园生活”划等号，但如果我们把归隐还原回去，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经过层层包装的文化情感。

这种文化情感是在漫长的时光中塑形的，而它的一个主要源头，就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生活在政治动荡的东晋末年，自幼家境贫寒，他在29岁时才出来做官。有一派学者认为，陶渊明曾经也想有一番政治作为。他最崇敬的人物是自己的曾祖父，东晋名将陶侃。

陶渊明做过江州祭酒，给枭雄桓玄当过使者，还为后来取代东晋的刘裕做过参军，但每次的时间都不长，加起来也就三四年。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是41岁，只做了八十天的彭泽县令就辞官归隐了，留下了不愿意拜见督邮而辞官的典故，和字字铿锵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归隐在陶渊明这里，的确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文章开头就毫不掩饰地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所以除了做官没什么别的谋生办法。他早年当官就是为了奉养母亲。他还写过一首叫《责子》的诗，“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他的五个儿子都不大成器，家庭负担挺重。他说，我叔叔看我日子贫苦，帮我谋了这个差事。我觉得彭泽离我家不远，除了能存些钱度日，还可以在公田里种些高粱来酿酒喝。可是到任不久，又产生了回家的想法。因为觉得本性还是喜好自然，这是不该勉强的。

陶渊明的归隐没有自我标榜的意思，他只是为了没等到用新米酿酒而有点儿遗憾，我们今天觉得这有点儿“萌”，这是他的一种风度。

所以，即便回归田园，“逃离北上广”，陶渊明从来不是人生的逃避者，而是一个强者。士人们纠结、舍不得放弃的事，而他从来就不在乎。思想深邃的同时又天性浑然、语言真诚，这是陶渊明最吸引人的魅力。

难怪苏轼称赞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无论当官还是隐居，都表现得很坦荡，不让这些外在的东西扰乱内心。

02. 被美化的田园生活

前面提到，陶渊明把归隐生活美化了，的确，他的诗文中，无处不见归隐生活的安宁快乐——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要回去啊，田园的地都荒了，怎么能不回去？一句家常话，蕴含着诗意和深情；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向往的画卷：屋子虽然小得只能栖身，但能让他欣然自得。拄着手杖出门，可以随时驻足，看云气在山间自由起落，鸟飞倦了就归巢，这样直到天色将晚，日光黯淡，还是手抚松树留连。这样平常的生活，再加上有酒喝，就可以让他乐天知命；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当他看到草木和流水，就感受到了万物的节律，体验到了生命的有限，陶渊明把自然世界和内心的感知写到了一起；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在陶渊明眼中，富贵不值得追求，神仙也虚无缥缈，放下这些无谓忧思，才能让自己顺应自然，无忧无惧地安享剩余生命。此时的他，已经从寿命、生死这些问题里超脱出来了。

03. 归隐的套路，城乡的矛盾

陈寅恪先生曾说，陶渊明不仅“文学品节古今一流，而且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对宇宙、社会、人生，都有深刻的感受和体验，他的作品一直在展现旷达的人生态度，这比从理论上讲述清楚要难得多。何况，能说明白的人，也不一定能像他这样活明白。

然而，“归隐”的概念一经形成，就脱离了陶渊明，有了自己的套路。经过文人阶层的文化包装，变成了一种未必要真正实施，却时刻挂在心上和嘴边的文化情感。

而陶渊明本人，因为解决了精神归属的问题，建立了观察和表达自我的样板，被后人、尤其是文人选中作为精神标杆。

陶渊明之后的人、甚至不少现代人，将“归隐”转变为一种未必要真正实施，却时刻挂在心上和嘴边的文化情感，自诩为陶公知音，在幻想里实现自我。画山水、养盆景、造庭园，是一种变相的归隐；衣锦还乡的退休，买了大片田园和豪华的宅院，也说是在学陶渊明。

以上这些，实际上都是在精神上完成归隐。肉身不必真的回到田园，照样也能进入一种闲适、超脱的文化情感体验，得到自然的真意。

如今，我们一方面感叹“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可另一方面，即便假期去山里或者农家乐住几天，也还是希望最好有空调和wifi。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隐居和真实生活的关系。

或许，对现代人来说，从紧张的生活里脱退，过低欲望生活，同样是正当选择。但问题同样在于，归隐应该是一个宝贵的起点而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