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发展的趋势

一 汉赋的形成期

这一时期起自高祖止于武帝初年，大约有六七十年光景，是政治初平经济建设的休养时代。思想界是道家独盛，当时挟书之律己除，学术尚未统制，在各方面都呈现着放任自由的空气。在文学界，是完全受《楚辞》势力的支配，任何作家的作品，无论内容形式，都直接受其影响。项羽的《核下歌》，高祖的《大风歌》，完全是楚声的正统。

在这种情形下，最初出现于汉代文坛的，是那位才高命短与屈原同其命运的贾谊。他有丰富的学识，卓绝的政治见解，本想在社会上做番事业，无奈为环境所迫，郁郁不得志地流谪到长沙。后来虽被召回，拜为梁怀王太傅，不料梁王为堕马丧命，于是他就自伤为傅无状哭哭啼啼地死去了。

贾谊的性格虽较屈原稍为柔弱，但他的生活境遇及其忧郁的心情，却和屈原一样。因此南国的禽鸟，湘水的波涛，引起他对于屈原个人的同感及其作品的共鸣，《吊屈原赋》与《惜誓》二篇，无疑是屈原的苦闷的灵魂与其哀怨的情感的再现。吊屈原就是吊他自己，《惜誓》是哀屈原同时也就是自哀。因此在他的作品里，还能保持着他特有的个性和真实的感情。其作品的价值，也就远在后人那种纯出于模拟《楚辞》为文造情的作品之上了。

贾谊以外与汉赋最有关系的，一定是陆贾。陆贾这人本来是纵横家之流。班固将他的作品，列为一派的领袖，想必有特殊的地方。可惜他的作品，现在完全失传了，我们无从论断。但以附属他一派的司马迁的作品看来，有一点像荀卿的《赋篇》。因此我们可以推想陆贾的作品，恐怕是由《楚辞》转到汉赋去的重要桥梁。贾、陆以后，以赋闻名者有枚乘、严忌、邹阳、路乔如、公孙诡、公孙乘、羊胜、韩安国诸人，都是吴梁二国的游士。他们的作品，到今流传下来的很少，就现存者看来，大都是承继屈宋一派的作风，没有什么特质。

但在这里上承贾谊下开司马相如一派的作家，却是枚乘。枚乘是吴梁的词客，景帝时做过弘农都尉。后来武帝慕他的文名，派车子去迎接他，因为年纪太老，半路上死了。《艺文志》载他有赋九篇。现存者只有《七发》、《柳赋》和《菟园赋》，后二篇前人疑为伪作，可靠者只有《七发》一篇了。然而这一篇，却在汉赋的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七发》虽未以赋名，却纯粹是汉赋的体制。全篇是散文，用反复的问答体，演成为一故事的形式。中间虽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如“麦秀薪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搞槐，依绝区兮临回溪”这样的句子，这正是说明汉赋形成期《楚辞》势力不能完全脱离的余影。然而这种残有的影子，对于那整篇的散文赋体，已不能有多少伤害了。

在汉赋的酝酿期，贾谊、枚乘是两个重要的代表。并且自他有《七发》以后，七便成了一体。傅玄《七撰·序》说：“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说》、《七蠲》、《七举》之篇，于通儒大才，亦引其源而广之。”这样一来，于是七体，在赋史中便成为一种专体了。

二 汉赋的全盛期

武、宣、元、成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期。《艺文志》所载汉赋九百余篇，作者六十余人，十分之九是这时候的产品。武、宣好大喜功，附庸风雅，一时文风大盛。元、成二世，继其余绪，作者不衰。

在这一时期内，有名的赋家，是司马相如，淮南群僚严助、枚皋、东方朔、朱买臣、庄葱奇、吾丘寿王、刘向、王褒、张子侨诸人。名望最大，在赋史上占着最显著的地位的，自然是司马相如。

他是四川成都人，生于文帝初年，死于武帝元狩五年，是一个活了六十多岁的中国式的风流才子的典型。他同韩非一样，患着口吃的毛病，不善于讲话而长于写文。他同卓文君那幕恋爱的喜剧，成为中国文坛上第一件有名的桃色案。

《艺文志》载司马赋二十九篇，大都失传。现存而最著者，为《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六赋。另有《梨赋》、《鱼葅赋》、《梓桐山赋》诸篇，仅存篇名而已。《子虚》、《上林》为司马氏的代表作品，亦为汉赋的典型。

从贾谊的《鵩鸟》，枚乘的《七发》，到他这时候，才完全离弃《楚辞》的作风，建立了纯散文的汉赋体。《子虚》作于梁国，叙游猎之盛。后来武帝看见了，大加赏识，恨不与此人同时。当时狗监杨得意对武帝说，他是臣的同乡。于是武帝召了他去。他说《子虚》不过叙诸侯游猎之事，不足观，请赋天子的游猎，遂成《上林》一篇。武帝读了很高兴，就命他为郎。由这种创作的动机看来，这种文学自然是缺少高贵的情感与活跃的个性。只能用美丽的字句，尽其铺写夸张的能事。外表是华艳夺目，内容却空无所有。

《大人》赋神仙，《长门》为陈皇后失宠而作，都是用《楚辞》的形式写成的。其内容情调与《子虚》、《上林》不同。然其创作的动机，则完全一样。在他的作品中只有《美人赋》，却是一篇特异的作品。这一篇才真能代表司马相如的个性，和他的情感。这样的作品放在他的集子里，是再合宜也没有的。他一生的浪漫行为，在这一篇中，算是真实的留下了一点影子。

《美人赋》是中国第一篇色情文学。他用最细密的描写，大胆的态度，以及清丽洁白的文句，去表现一个色情狂的女子。先写她的房屋、面貌、酒肴、装饰、床帐、衣枕，一步进一步地，一直写到她那弱骨丰肌、柔滑如脂的肉体美。文字的外衣，虽是那么清丽洁白，而里面却蕴藏着火一般的情欲，以及发狂一般的肉感的引诱力。这是中国最上等的诲淫文学，也是最美丽的肉感文学。他只写到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不像后代的小说，专写那种不近人情的恶劣部分，而缺少他这种美丽的情调和动人的画面。在宋玉名下的那些《高唐》、《神女》、《登徒好色》的作品，想必都是模拟《美人赋》的。他的好处，是能用洁丽的文字，表现一个有生命的色悄狂的裸体女人，而不令人感着厌恶和粗俗。

此外，司马相如还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文》等篇，也是用赋体写成的。应用文的腐化，由他开始，这一点是我们必得注意的。他的许多作品，到现在都早已僵化了，但他在赋史上，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汉赋到了他，糅合各家的特质，建立了固定的典型。使后代作家，都追随他，摹拟他，无法越过他的藩篱。

东方朔、枚皋是和相如同时的名家。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因古书上许多关于他的滑稽故事，我们总觉得他是一个无品的文人。其实看他谏上林骂董偃的儿件事体，他却是一个有胆屈有气概的刚毅之士。他的《七谏》，无论内容形式情感都是屈原的，并且用典抄袭太多，毫无特色。《非有先生论》、《答客难》二篇，虽未以赋名，却是实在的赋体。前篇诙诣滑稽，颇能代表他的个性，尚有一读的价值。

枚皋是枚乘之子，字少懦，武帝时为郎，同司马相如、东方朔为当代赋家的三剑客。他写文很敏捷，因此作品特多，《艺文志》载他的赋百二十篇，可见其多产。可是到现在这些作品都不传了。扬雄曾说：“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则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则用相如。”这一面是说他们作文的快慢，同时也就是品评他们的优劣。

宣帝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王褒。王褒字子渊，蜀人。因为“宣帝颇作诗歌，欲兴协律之事”，于是能为《楚辞》的九江被公，高才的刘向、张子侨、华龙，音乐家赵定、龚德之流，齐集于他的手下。王褒也就在那时候受了益州刺史王襄的奏荐，同他们一道待诏于金马门了。王褒现有的作品，如《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九怀》和《金马碧鸡》文等篇，或拟《楚辞》，或用赋体，都无什么特色，不必细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洞箫赋》。

《洞箫赋》也是以《楚辞》的调子写成的，但这篇文字却对于后代的文风文休发生着不小的影响。第一，他在修辞造句方面用了极大的功夫，决不是司马相如那种堆积夸张的方法，是密巧细微，而入于纤弱淫靡的风格。篇中充满着骈偶的句子，开魏、晋、六朝骈俪文学之端。自他以后，冯衍的《显志》，崔骃的《达旨》里，这种骈偶的文字，一天天地多起来了。第二，他又是咏物赋的完成者。荀卿的《蚕》、《云》二赋，虽为咏物，但内多隐语，辞亦简陋，只有咏物赋的雏形。自他以后，咏物赋渐渐地多起来了。扬雄、班固、张衡、王逸、蔡邕的集子里，都有这一类的作品，到了魏晋、六朝，咏物赋更是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以至于后代的咏物诗，莫不由此开其端绪。

三 汉赋的摹拟期

司马相如、王褒诸人以后，汉赋的形式格凋，都成了定型。后辈的作者，无法跳出他们的范围，因此摹拟之风大盛。这风气从西汉末年到东汉中叶，等到张衡几篇短赋出来，才稍稍有点改变。这一时期中，如扬雄、冯衍、杜笃、班固、崔骃、李尤、傅毅诸人，都是有名的赋家。扬雄、班固二人是合格的代表。

扬雄字子云，成都人。同司马相如一样，患着口吃的毛病。他是一个学问渊博，经学小学辞章兼长的人。成帝时以文名见召，奏《甘泉》、《羽猎》数赋，除为郎。历事成、哀、平、莽四朝，郁郁不得志，他一生著作极富，然皆出于摹拟。《答桓谭论赋书》中说：“能读千赋，则能为之。谚云：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这正表明他所主张的模仿主义的文学理论。我们现在检查他的作品，全都是拟古之作。《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四赋，是拟相如的《子虚》、《上林》。《广骚》、《畔牢愁》是仿屈原的。在辞赋方面，他以屈原、司马相如为摹拟的对象，他在《自序传》中说：“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乃作《广骚》、《畔牢愁》。”这是他崇拜前人因而摹拟前人的自供。然而也就因为他有《太玄》、《法言》这一类的作品，除了他在赋史上的地位以外，在儒家的系统上，他也占有一席了。

辞赋到了这种完全摹拟的时代，自然是更没有生气没有意义，只是照着一定的形体，堆积辞句，铺陈形势。外表华丽非凡，内面空洞无物。就是说到讽谏，那也只是骗人的美名，实在没有半点效果。扬雄到了晚年，在体验中得到一种宝贵的觉悟，知道这一种古典的宫廷文学，实在是无益于人心世道，只是一种雕虫小技而已。于是他放弃辞赋而不为，另写他的哲学著作了。

班固是以史家兼赋家，他的《汉书》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中国历史文学的双璧。但他在赋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称为汉赋中的四杰。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是班彪的长子。他的兄弟是以武功著名的班超，妹妹是世人称为曹大家的班昭，也是史、赋兼能的女作家。他们一家，都是享有盛名的人。班固最有名的作品，是《两都赋》。其内容为叙述京都，与西汉流行的游猎宫殿不同。但其形式组织，却完全是模仿《子虚》、《上林》，没有一点新气象，再如他的《幽通》，是模仿屈原的《离骚》，《典引》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封禅》，《答宾戏》是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在这种彻底模拟主义的空气之下，要产生有新意识有新生命的作品是不可能。模拟主义正是贵族的古典文学的重要特质，但也是浪漫文学发展的阻碍力。

四 汉赋的转变期

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夺政权，国势日衰。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习，横征暴敛，社会民生，日益穷困。因此道家的思想，也就乘机的发展起来。在这种政治社会情形之下，文学家的思想意识，不能完全不感受影响。就是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赋，也渐渐地发生变化了。迎合着这转变的机运而卓然有成就的，是那与班固齐名的张衡，愤世嫉俗的赵壹。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他是汉代一个人格高尚、学问渊博、反迷信倡科学的重要思想家。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同声歌》、《四愁诗》成为五七言诗创始期中最重要的文献。

汉赋的转变，由他开其端绪，由他几篇短赋的出世，给与汉赋以活泼的生机。不用说，张衡时代，汉赋的摹拟空气并没有停止，他自己的《两京》也就是摹拟文学的代表。但他个人的代表作品，并不是那构思十年的《两京》，而是那些不为世人所注意的《归田》与《髑髅》。他在这些短短的赋里，一扫汉赋从前那种铺采捎文堆积摹拟的恶习，用着平浅清洁的字句，潇洒自如的描写着自己的胸怀，田园的生趣，人生的理想，道家的哲学，使人读了感着亲切有味。比起《子虚》、《上林》、《甘泉》、《羽猎》那一类的古典文学来，这完全是有个性有生命有情趣有诗味的作品了。张衡的这些文字，实在是魏晋的哲理文学与田园文学的先声。

与张衡同时的赋家，如崔媛、马融、崔琦，稍后如王逸、王延寿，蔡邕之流，虽仍沉溺于拟古的范围而不能有所作为，但赋的作风确已转变了。朝政日非，民生日困，宦官外戚日益争夺，战祸变乱日益加多，在这种情形之下，歌功诵德夸美逞能的赋自然不会像往日那么得势的。于是那一个时代混乱政治腐败的影子，也就在赋中出现了。我们只要读了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和祢衡的《鹦鹉赋》，就会体验到赋这一种文体，并不是歌诵美德献媚人主的专利品，也不一定是贵族的古典文学的专体。只要作家善于处理，同时也就是暴露丑恶攻击统治阶级的利器，也就是带有积极性的社会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