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赋

荀卿名况，是北方的大儒。他的生死年代，已不可考。大约生于前四世纪末年，死于前三世纪末年，是一个活到将近百岁的老入。他曾游学于齐，称为学术界的领袖，后因不得志，去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因发愤著书而死，葬于兰陵。他在儒家学说的传授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毛、鲁、韩《诗》、《左传》、《谷梁》皆其所传，犹长于《礼》。他的哲学思想，是以孔学为本，再适合当代政治社会变迁的趋势，加以补充修正而建立了一种新儒学。

荀子虽久居楚国，《楚辞》并没有给他深刻的影响，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轻视纯文艺的道统者。

他说：“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

他持着这种功用伦理主义的态度，像《楚辞》那种个人主义的浪漫文学，他当然是要看不起的。在他的作品里，或是论文，或是诗赋，正与战国时代的诸子一样，完全是站在学术思想的立场上而表现出来的。换言之，他的写文作赋，不是为了文学的艺术，而是要宣传他的思想。“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这是他著书的最大动机。我们明乎此，便可了解荀子虽久居楚国，其作品并没有染上《楚辞》的作风，而仍是承继北方文学的直接系统。

今《荀子》的赋篇中只有《礼赋》、《知赋》、《云赋》、《蚕赋》、《箴赋》五篇和《佹诗》二章。又《汉志》列《成相杂辞》十一篇，无作者姓名。现荀子集中有《成相》三篇。班固云：“大儒孙卿及楚贤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侧隐古诗之义。”可知古人是把他们两人看作为辞赋之祖的了。屈原的作品，楚人称为辞，其实就是一种新体诗。真正以赋名篇的，则起于荀子。他的赋篇的艺术虽不甚高明，然在赋的发展史上，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的事，是无可疑的了。抒情说理、咏物，本为文学的三大主流。屈、宋的作品偏于抒情，荀子的作品，说理咏物兼而有之。对于后代赋的发展，给予以重大的影响。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

——《礼赋》

这种作品同《离骚》《九辩》并读，我们便立刻体会到两种不同的情调。《礼赋》是一种诉之于理智的散文赋，《离骚》、《九辩》却是动人情感音韵和谐的长篇新体诗。在《礼赋》中，很明显的缺少诗歌所必有的那种韵律情感和整齐的美质。他同汉代的散文赋，形式已很接近。他的问答形式，成为汉代赋家普遍采用的形式。由他这种作品的变化发展，演成汉代的咏物赋，如王褒的《洞箫赋》与说理赋如张衡的《思玄》以及那些长篇的散文赋。我们如果仔细分析汉赋的文体与品质，便知道荀子的地位，并不在屈、宋之下。

荀子在他的赋里，并没有重视文学的成就。其表面虽是咏物，其内容还是说理。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把礼、智、云、蚕、箴，这五种具体的或是抽象的物的形状与功用加以暗示式的说明。他这种态度，正如他写他的论文时候所取的态度一样，是抱着不反先王之言不背礼义的要旨的。所不同者，他采取了一种诗文混合的新体裁。他在这里，自然是一种尝试，尝试的目的，尤非是想把自己的思想，更普遍地宣传出去。他的《成相辞》也就是想把高深的思想，装在通俗的文字里的。

如果说屈原、宋玉的创作态度是文学的，荀子的态度完全是学术的教育的了。到了汉代的赋家接受荀子尝试过的粗具规模的新体裁，抛弃了他那种学术家教育家的态度，完全从文学的立场上来创造建筑，于是号称六义附庸的赋，变为汉代文学界的主要部门，成就了光辉灿烂的历史了。

荀子本是一个带有法家倾向的儒家，他重视正统的儒教思想与实际的功用。他说过：“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的话，所以在他的作品里，他这种思想始终是一贯的。他轻视那些重情感逞想像的浪漫文学。他把文学看作是一种教训宣传的工具，不能让他变为那种不合先王不顺礼义的奸言。由他这种观念演变下去，就成为后世徵圣崇经的载道文学。同时，我们更可了解在儒家思想一统的汉代，为什么抒情文学那么消沉，赋倒是在美刺的帷幕下，大大地发达起来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