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济济的曹魏谋士群体中，蒋济原本属于一个籍籍无名之辈。

荀彧、荀攸、郭嘉等人声名显赫、扬威中原之时，蒋济不过在曹魏边境地区担任一名地方官吏。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随着大批谋士先后离世，蒋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历经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世，并逐渐在曹魏政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官至太尉，成为权倾一时的曹魏重臣。在决定曹魏帝国未来走向的高平陵事件中，蒋济更是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为司马氏专权立下了汗马功劳，间接成为曹魏帝国覆灭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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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249），字子通，楚国平阿人，具体出生时间及家庭背景不详。从历史记载中看，蒋济很早就在江淮一带小有名气，与刘晔、胡质、朱绩一起并称为扬州名士，在曹魏统治下的扬州地区任职。

只不过当时蒋济的职务并不高，仅仅是个负责定期代表地方政府向朝廷汇报当地社会经济与财政收支情况的官吏，官名叫做计吏，秩级也比较低，属于百石小吏。不过，蒋济的命运在建安年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占据中国北方地区的曹操为了广泛招揽人才，在所属占领区内多次征召各地名士，极力扩大曹魏集团的实力，作为扬州名士的代表，蒋济与同州的刘晔、胡质等五人一起得到了曹操的征召。在与刘晔等人参见曹操的前前后后还发生了一段较为有趣的轶事，这让后人可以对蒋济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这段轶事出现在《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注引《傅子》之中，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接到曹操征召的消息之后，蒋济便与刘晔、胡质等五位扬州名士立即去参见曹操。也许是过于兴奋，这几个人一路上一直都在进行积极的互动和交流，天文地理、社会经济、战略战术无一不在交谈之列，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只有刘晔一人一言不发，独自在车上闷头睡觉。蒋济觉得非常奇怪，就问刘晔为什么不参加讨论，而刘晔的回答显得高深莫测。

刘晔认为对着曹操这样的明君说话，讲究的是一种默契，根本用不着像蒋济等四人这样高谈阔论，有这个时间还不如一路上养精蓄锐以饱满的精神来准备曹操的问话呢。刘晔的这番回答按照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要掌握一定的面试技巧，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

不过，刘晔的回答显然没有引起蒋济等人的重视。等见到曹操之后，四人争先恐后抢着发言，虽然曹操表面上和颜悦色，但心里多少也有点失落。一直在一旁一言不发并遭到蒋济等人嘲笑的刘晔最终引起了曹操的注意。在与刘晔进行了一番交谈之后，曹操发觉在这五位扬州名士之中刘晔显得与众不同，后来在任命的时候，只有刘晔被委以心腹，而蒋济等四人则被授予县令之职。虽然这段轶事并不足以说明蒋济的能力就逊于刘晔，但至少在面试技巧方面比刘晔差多了。

这段轶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蒋济又被授予了哪个县的县令、任职多久，这一切已经不可考了，从史料上看，蒋济担任县令之后数年间，便被提拔为扬州别驾一职。别驾，也称为别驾从事，是州刺史幕府中最为重要的属官，时有“其任居刺史之半”的说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蒋济在这个岗位上具体有哪些政绩，史料也没有记载，倒是在《三国志·魏书·和常杨杜赵裴传》注引《魏略》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有些瞠目结舌的故事，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蒋济担任扬州别驾之时，扬州的州治设在寿春，当时寿春的县令叫做时苗。此人刚刚上任就前去拜见蒋济，打算作一个正常的工作沟通

而蒋济平素里就是个酒鬼，酗酒成性，经常酩酊大醉，这一次又因为烂醉如泥无法见客，时苗的目的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了。这原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无法与上司见面，一般人大都会另择时机再来，而脾气火爆的时苗却与众不同，他不但心中充满愤恨，回到家中还依照蒋济的模样制作了一个小木人，在上面写上“酒徒蒋济”四个字，将其放在自己的院墙下，早晚都用弓箭来射。这个举动无疑是过于疯狂了，时间一长连州郡的官员都知道了这件事。不过，蒋济并没有因此对时苗打击报复，因此留下了“（蒋）济不以（时）苗前毁己为嫌”的美誉。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蒋济的两个特点：首先是酗酒成性并曾经因此而误事，其次是蒋济的胸襟还是非常开阔的，要是换了其他人，估计时苗这个县令算是做到头了，说不定还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结局。

除了与时苗之间发生的这一段小插曲之外，蒋济在扬州别驾任上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巧解合肥之围。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兴兵占领荆州，在赤壁地区与孙刘联军展开战略决战，这也就是后人俗称的“赤壁之战”。由于瘟疫肆虐及战略部署出现重大失误，曹操在赤壁遭遇惨败。之后不久，孙权又亲率大军围攻淮南重镇合肥，而曹军主力新败，士气低落，加之军中出现的瘟疫仍然无法控制，无力向合肥地区增派大量的援兵。曹操无奈之下只能派出将军张喜独自率领一千多骑兵经汝南郡前往合肥进行救援，而这支偏师又在汝南郡遭到瘟疫的侵袭，不但前进速度放缓，士兵减员也非常严重。面对孤立无援的危局，蒋济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破敌之策。

蒋济先是与刺史秘密商议，故意散播刺史已经收到张喜来信的假消息，并宣称张喜已经率领四万步骑到达雩娄地区，然后公开派遣州中主簿前往迎接，造成援军不日到达合肥的假象。同时蒋济又派出三个使者携带有关张喜援军即将到达的信件前往被孙权重重围困的合肥城，其中的一个使者安全进入合肥城内。城内守军听说援军即将到达的消息之后士气高涨。另外两名使者则被孙权俘获。孙权不知是计，信以为真，匆匆烧毁了围城工事撤军而去，合肥之围自然也就化解了。

合肥之围的化解，是曹操集团在遭遇赤壁大败之后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对稳定曹魏在淮南地区的局势及挽回与孙刘联军作战颓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此，曹操集团也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全力应对孙刘联军在江陵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为赤壁之战之后曹魏集团的战略调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作为妙解合肥之围的首功之臣，原本籍籍无名的蒋济也迅速蹿红，引起了曹操的高度重视，从此，蒋济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三月，曹操来到谯县，立即对以淮南为主的扬州地区进行重新整合，以应付来自东吴集团的巨大威胁。也就在这个时候，蒋济奉命来到了谯县，而曹操一见蒋济，就立即向他进行咨询。

曹操说道：“当年我和袁绍在官渡之战期间，曾经迁徙燕地和白马的百姓，尽管有的老百姓没有离开，但是袁绍的军队也不敢抢掠。如今江东的孙权在淮南地区对我们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为了不给孙权可乘之机，我打算效仿当年在官渡时期的做法，将淮南的百姓迁徙至中原地区，你看如何？”

蒋济回答道：“官渡之战的时候是敌强我弱，如果我们不迁徙百姓就会失去他们。但自从打败袁绍之后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北克柳城、南取江汉，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老百姓也没有再去投靠他人的意愿，都觉得我们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且百姓们依恋故土，并不愿意迁徙。如果强行迁徙百姓，势必引起百姓们的恐慌，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不过，蒋济的正确建议并没有得到曹操的采纳。数年之后，由于淮南战事胶着，曹操担心当地百姓被东吴集团掠走，便下令将他们迁往中原地区，结果江、淮一带自庐江、蕲春、九江、广陵等地区的十余万民众惊恐不安，误以为曹操即将放弃淮南地区，于是纷纷逃亡江东。直到这时候曹操才意识到当年蒋济提出的意见是多么的有预见性，于是曹操主动找到蒋济对自己的鲁莽之举表示悔意，并自我解嘲说自己原本是想让当地的百姓迁徙以躲避东吴集团，不料想反而阴差阳错地将他们送给了东吴。当然这只是后话了。

尽管蒋济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曹操的采纳，但这并不影响曹操对蒋济这位扬州名士的欣赏，曹操随即任命蒋济担任丹阳太守，加强这一边境重镇的统治。同年，为了加强对淮南地区的有效管制，曹操将扬州的州治由寿春迁至合肥，并将当时担任丞相主簿的温恢调到扬州担任刺史，蒋济调至扬州州治担任别驾。这也说明了曹操对蒋济的重视程度。为此，曹操还专门颁布了一道《以蒋济为扬州别驾令》。该令提道：季子为臣，吴宜有君。今君还州，吾无忧矣。

该令中所提到的季子，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名叫季札，也称公子札，此人不仅品格高尚，而且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为江淮一带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是江淮地区一位著名的古代先贤。“季子为臣，吴宜有君”典出《公羊传》，是对季子的赞誉之词，曹操以此来称赞蒋济，这也足以说明他对蒋济能力的充分肯定。

不过，蒋济这次的别驾一职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建安十四年至建安十五年间，蒋济又被曹操上调至丞相府，变成了京官。不过，这次调动的原因说起来比较蹊跷，因为扬州有人向曹操举报蒋济是扬州地区谋反事件的背后主谋。对于这个举报，曹操显得非常生气，不仅命人找出了当年任命蒋济为别驾的诏令，还专门将左将军于禁和沛国国相封仁等几位官员找来发泄了心中的不满。曹操认为：蒋济是绝不可能参与谋反的，这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挑拨离间而已，如果蒋济真的会谋反，那就只能怪自己有眼无珠了。在曹操的亲自过问下，这个事情很快便水落石出了，蒋济蒙受的不白之冤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这个风波结束之后不久，曹操就下令将蒋济调入丞相府担任丞相主簿西曹属。所谓的丞相主簿西曹属，其实是两个职位的统称，丞相主簿是丞相府中管理文书的官员，而西曹属则是丞相府主管人事工作的官吏，西曹的正职官吏被称为掾，副职就叫做属。西曹和丞相府中另外的一个机构——东曹一样都是当时具有很大权力的部门，中央

和地方的选官权基本上归属东、西曹。曹操将蒋济调入这个部门任职，也足见对蒋济的重视和欣赏。为此，曹操还颁布了一道《辟蒋济为丞相主簿西曹属令》。

该令中说：

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臧否得中，望于贤属矣。

翻译过来大意是：上古时候的圣人舜曾经推举皋陶掌管刑法，不仁之人就难以生存了。褒奖好的贬责坏的、做到公平合理，希望就寄托在蒋济你这位贤明的官员身上了。

或许是从此以后转入丞相府处理行政事务的缘故，蒋济自担任西曹属之后近十年时间的历史记载是一片空白，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

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一场来自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大将关羽所发动的襄樊之战让曹操烦恼不已，这时，蒋济又一次站了出来为曹操排忧解难。

是年七月七月，关羽派遣南郡太守糜芳镇守江陵，将军士仁镇守公安，自己率领数万大军从江陵出发，开始了襄樊战役。面对关羽的大规模进攻，曹仁决定固守待援。远在长安的曹操得知樊城被围之后，迅速派遣于禁、庞德率领七军进行增援，同时命令汝南太守满宠进入樊城协助防守。曹军的另外一员大将徐晃也作为后援南下，屯兵宛城。关羽及时调整部署以主力对于禁的七军展开攻击。八月，樊城周围地区突发暴雨，山洪爆发，于禁所率七军被大水重重围困。而关羽则利用水军的优势向于禁发动总攻。于禁被俘投降，庞德被杀，七军三万之众被关羽生擒。在消灭了于禁这支援军之后，关羽再次对樊城进行猛攻，并建立了数道封锁线，将樊城与外界的联系彻底切断。同时，关羽又派遣将领开始围困襄阳。在关羽强大的攻势面前，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先后投降。十月，曹魏所属陆浑地区又发生了乡民孙狼组织的叛乱，孙狼杀死了该县主簿依附关羽，而关羽则授予孙狼官印并增拨部队进行协助。一时间，许昌以南不少地区纷纷响应关羽，关羽名震华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面对襄樊战役的失利，曹操一度想迁都以避其锋芒。

在这个关键时刻，身为丞相主簿西曹属的蒋济与丞相府军司马司马懿一起向曹操提出了联合孙权对抗关羽的战略决策。

蒋济和司马懿认为，于禁的七军在襄樊前线的全军覆没纯属意外，其中充满了偶然性，并不是注定失利的。同时，于禁的失利对于曹操集团也没有造成致命的打击，用不着以迁都来躲避关羽的兵锋。刘备与孙权这两大集团外亲内疏，关羽得志，孙权必定不乐意，可以立即派人秘密联络孙权，以割让江南及加官晋爵为条件，诱使其出兵进攻关羽的后方，这样一来襄樊之围也就自行解除了。

曹操在听取了蒋济和司马懿的建议之后，立即打消了迁都的念头，迅速派人与孙权取得了联络，并按照蒋济和司马懿提出的以割让江南及加官晋爵为承诺，要求孙权出兵，而孙权也立刻对曹操的举动作出了回应。同年十月，孙权手下的大将吕蒙偷袭江陵，并迅速占领公安等地。

同年十一月，陆逊率兵开始对宜都、秭归、房陵、枝江等地的蜀军发动进攻。十二月，关羽在麦城困守一个月之后突围，在临沮被俘，最后被孙权处死。不仅襄樊之围于无形之中得到了彻底的化解，孙权与刘备这对曾经在赤壁之战中结成的战略同盟也因此反目成仇，刀兵相向。蒋济和司马懿提出的联合孙权抗击关羽的意见也凸显了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任为丞相、魏王。同年二月，曹丕改丞相为相国，相国府设左、右长史各一人，任命原御史大夫华歆担任该职，蒋济也随即由丞相主簿西曹属专任为相国长史，成为华歆的主要助手之一。同年十月，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成为了曹魏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史称魏文帝。为巩固边防力量，曹丕下诏任命蒋济为东中郎将，让他离开京师镇守边境地区。没想到蒋济居然不愿前往，一心想着在朝中为官。为此，曹丕专门下了一道《出蒋济为东中郎将不听请留诏》，催促蒋济尽快赴任。但蒋济到任后不久就立即想出了返回京城的妙计。他拿出了自己多年精心创作而成的《万机论》十卷，呈送给曹丕。这部《万机论》洋洋洒洒，不但推及利弊，同时也包含了治国思想和理念。曹丕读完之后龙颜大悦，立即下诏将蒋济调回了京师洛阳，并授予蒋济散骑常侍一职，成了自己身边的近臣。不过，蒋济回到洛阳不久就给曹丕上了一课，弄得曹丕这个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很没面子。

事情是由曹丕颁布给征南将军夏侯尚的一道诏书引发的。曹丕在这道《诏征南将军夏侯尚》中是这么写的：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你是我的亲信和重要的将领，因此特地委任你担任征南将军这样的要职。施恩足以让人为之牺牲生命，惠爱也能让人怀念终生，作威作福，可以杀人或者活人。

这道诏书原本是对夏侯尚的嘉勉和鼓励，但是文中使用的“作威作福”一句却犯了大忌，属于一种严重的用词不当。而当夏侯尚美滋滋的将这个诏书拿给蒋济看时，蒋济顿时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

过了没多久，曹丕召见蒋济，向他问及天下风俗教化的情况，而蒋济却冷冰冰地回答说没有看到什么令人欣喜的情况，反而听到的都是些亡国之语，这让原本等着蒋济歌颂自己功绩的曹丕非常愤怒，责问蒋济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时候蒋济不慌不忙地说起了曹丕给夏侯尚的诏书。

蒋济的话让曹丕深有感触，于是连忙命人追回了给夏侯尚的这道诏书。对于心胸狭窄的曹丕来说，承认自己的错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一次蒋济的话却让他不但怒气全消，而且心甘情愿接受了蒋济的批评。这也可以看出蒋济在曹丕心中的地位。

就在蒋济在洛阳悠闲地担任着散骑常侍的这段时间里，三国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关羽在荆州败亡之后，蜀汉集团的势力扩张受到了极大的遏制，由诸葛亮所制定的“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也濒临破产。

为了挽回这种不利局面，刘备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开始向孙权占领的荆州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孙权主动向曹丕俯首称臣，而曹丕拒绝了谋士刘晔提出的趁机向东吴发动夹击的建议，接受了孙权的请降要求。孙权在夷陵之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曹丕这时候才想起来应该向孙权施加更多的压力，于是向孙权提出将其儿子孙登送至魏国作人质的要求，遭到了孙权的断然拒绝。曹丕恼羞成怒，不顾刘晔等大臣的反对，于同年九月以十万之众兵分三路沿长江一线向孙权发动进攻。曹休、张辽、臧霸作为东路进攻洞口，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作为西路进攻江陵，曹仁则作为中路进攻濡须地区。由于蒋济曾经在淮南一带与孙权有过交手并具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曹丕特意命令蒋济随同中路大军统帅曹仁一起出征。就这样，蒋济又一次来到了战争的第一线。

战争开始之后，曹仁以其子曹泰向濡须发动主攻，并以将军常雕及诸葛虔、王双等乘船袭击濡须中洲，蒋济则被安排率领一支偏师进攻羡谿。对于曹仁的这个部署，蒋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蒋济认为，东吴大军占据长江西岸，并将战船部署在长江上游，按照这样的战场态势，曹仁进攻濡须中洲的计划等于是钻进了吴军预先布置好的陷阱，无疑是自取灭亡。不过，蒋济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曹仁的认可，曹仁固执地按照原定计划发动了进攻，结果东吴将领朱桓以将军严圭进攻曹仁的油船，以一部对常雕所部进行反击，自己则以主力对曹泰发动总攻。这一下子让曹仁措手不及，常雕当场阵亡，王双被俘，曹泰眼见大事不妙，只能烧毁营寨撤退，数千士兵在这场战斗中死亡，中路大军的进攻遭遇惨败，曹丕三路进攻的计划无法实现，只能全军撤退，无功而返。此战过后，曹仁羞愧难当，不久便抑郁而亡。战后检讨得失，蒋济不但没有受到丝毫的处罚，反而因为向曹仁提出警示而得到了曹丕的嘉奖。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三月，曹丕下达了一道《以蒋济为东中郎将代领曹仁兵诏》。

该诏提道：

卿兼资文武，志节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故复授将率之任。

这道诏书对蒋济的赞誉可谓跃然纸上，蒋济不但被形容为文武双全、品德高尚，同时还得以统帅刚刚病逝的大司马曹仁所部，同时又被重新授予了东中郎将一职，由一个文职的京官摇身一变成为拱卫江淮的边塞重将。不过，这个任命更多的则是失败之后鼓舞士气的一个临时举措，就在之后不久，蒋济便奉命调回了洛阳，任职尚书，从此进入了曹魏帝国的核心阶层。

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十月，曹丕再一次对东吴发动进攻。当曹丕的大军抵达广陵之时，蒋济向曹丕献上了《三洲论》，认为水路无法通畅，不适宜发动进攻。不过蒋济的建议再一次遭到曹丕的否定。当曹丕大军前进至渎水之际，中渎水道结冰，数千艘战船停滞不前。这时候有大臣建议就地驻扎屯田，而蒋济则认为该地东临洪泽湖，北靠淮河，容易遭到吴军的进攻，反对就地驻扎的意见。蒋济的这个建议终于得到了曹丕的采纳，于是大军开始后撤。但是就在回军途中，精湖的湖水几近干枯，船队散布在数百里的水面上因为搁浅无法前行。此时已经无计可施的曹丕将这个难题又甩给了蒋济，自己由谯县返回洛阳。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状况，蒋济沉着冷静，下令开凿出四五条水道，让船只聚拢，然后修筑土墩阻断湖水，先将战船都牵引在一起，最后再掘开土墩，顺着水势将战船全部引入了淮河，仅仅比曹丕晚一点抵达谯县。曹丕对此深有感触，回到洛阳之后由衷地赞叹道：“我原本决定从被困的船只中分出一半在山阳池中烧毁，而你却能将所有的战船全部带了回来，仅仅比我晚一点回到谯县，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每次你所陈述的意见都与事态的发展丝毫不差，这更是让我钦佩。以后征讨敌人的计划，你想到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

回顾蒋济在曹丕当政期间的经历，尽管所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完全得到曹丕的采纳，但是每到事后，曹丕都会对蒋济的先见之明钦佩不已。

因此，蒋济在朝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魏文帝曹丕病逝，其子曹睿继位，史称魏明帝，此时已经恢复联盟的孙刘两家借机向曹魏发动两线进攻。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五月，孙权命令鄱阳太守周舫向曹魏扬州牧、大司马曹休诈降，企图吸引曹军淮南地区的主力深入东吴境内予以歼灭。

此时已经被授予关内侯的尚书蒋济上书魏明帝，认为不可轻信周舫投降的说法，并指出一旦大军深入敌境，不但将与东吴的精锐正面相对，同时还面临着东吴将领朱然的尾随追击，后果不可设想。

不过，魏明帝并没有听从蒋济的意见，仍然命令曹休率领十万大军出兵皖城，同时以司马懿、贾逵分别出兵江陵和东关，对东吴进行三路进攻。当曹休大军进抵皖城后，蒋济再一次提醒魏明帝曹睿：目前东吴军队已经显露出向西进军的迹象，一定是想合并一处向曹休发动进攻，应该立即派遣主力增援曹休，以免曹休遭遇重创。战局的发展也正如蒋济预料的那样，等到曹休发觉中了周舫的诈降之计时，东吴名将陆逊已经率领大军对曹休实现了合围。一战之后，曹休大败而归，伤亡万余人，军用物资消耗殆尽。幸好贾逵及时赶到，否则曹休的十万大军就将全军覆没。战后，曹睿对于蒋济的先见之明称赞不已，提拔其为主管中央武官选拔的中护军一职。

魏明帝曹睿执政早期，中书令孙资与中书监刘放利用曹睿的宠信专权，朝政初现混乱之势，这引起了蒋济的关注，他上表曹睿，对这种现象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蒋济认为，大臣的权力过重，国家则有陷入危险的隐患。蒋济建议曹睿对专权的官吏展开调查并挑选品行兼优者进入朝廷，做到人尽其才、各司其职，杜绝官吏专权的现象。尽管曹睿并没有按照蒋济的建议对孙资、刘放等人作出处理，但是对蒋济的直言不讳还是比较赞赏，称赞蒋济为刚直的“骨鲠之臣”，才兼文武，服勤尽节，每当遇到军国大事，总能够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并将蒋济升迁为护军将军，加官散骑常侍。

魏明帝曹睿时期，除了与蜀汉及东吴之间经常爆发战争之外，还有与占据辽东地区的公孙渊家族的复杂关系要处理。在如何对待曹魏与公孙渊家族关系的问题上，蒋济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

自汉末以来，辽东局势一直处于纷乱之中。时任辽东太守的公孙度通过立威、固土、拓疆等一系列举措，最终取得了在辽东地区的绝对控制权（有关公孙家族在辽东的发迹、发展及最后的覆灭，详见拙著《三国，不能戏说的历史·诸侯》，201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公孙度又开始了多次对抗外族的战争，不仅完成了固土的职责，而且实现了拓疆的战略意图，初步解除了多年以来外族对于辽东、玄菟等地的骚扰和侵略。公孙度也在辽东地区完善了地方行政机构，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至此，公孙家族正式成为后汉末年辽东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官渡之战时期，曹操为了能够全力对付袁绍集团，消除后顾之忧，曾经派人去联络公孙家族，而公孙度也表示效忠由曹操把持的汉末朝廷。

因此，双方之间的这种臣属关系一直保持到曹睿时期，此时公孙家族的掌权者也变成了公孙渊。作为公孙家族而言，他们从来就没有打算真心地投靠曹魏集团或者是孙吴集团，他们采取“挟两端”的战略，企图在三足鼎立的局面下谋求自己的生存之地。对于这种状况，不少曹魏大臣建议曹睿趁早发兵征讨。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睿命令汝南太守田豫及幽州刺史王雄分别由海路及陆路向辽东发起进攻。对于曹睿的这个决定，蒋济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蒋济认为，公孙家族只是割据辽东以求自保，并没有进攻中原地区的打算，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算是谋逆的臣子，不应该轻易地发兵攻打。万一进攻并不顺利，就等于直接使其变成了自己的仇敌。因此，虎狼当道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则小害自除。

目前沿海地区大都已经归顺曹魏，每年不但参与朝廷官吏选拔和财政审核，同时也定期向朝廷交纳贡品，这说明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比较密切。蒋济预言，就算是攻克了公孙家族也没法得到足够数量的人口和财物，反而会因为战争造成双方结怨而失信于人。不过，蒋济的这个建议仍然没有得到曹睿的接受，结果田豫与王雄的出兵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得公孙渊与曹魏的关系走向公开决裂，从而引发了景初二年（公元238年）爆发的曹魏大规模进攻公孙渊的辽东之战。

是年正月，曹睿令司马懿统兵四万征讨辽东，公孙渊闻讯后立即向孙权俯首称臣，并希望孙权派出军队进行增援。消息传来，曹睿向蒋济咨询孙权是否一定会派兵救援，蒋济认为，孙权明知道曹魏一方对于进攻辽东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自己是不可能从中渔利的。辽东与东吴路途遥远，东吴援军深入辽东则力所不及，不深入则注定徒劳无功。在这种现实面前，就算是儿子、兄弟这样的至亲陷入如此境地，孙权的大军也不会大举出动来进行这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更何况求援者是公孙渊这样的人。如今孙权宣称派兵辽东，只是为了敷衍公孙渊以及给曹魏带来心理压力，一旦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造成辽东战争的失利，孙权正好可以借此要求公孙渊臣服。蒋济指出，如果司马懿的大军不能尽快地结束战争取得胜利而与公孙渊形成相持的局面，那么孙权则有可能改变决定，派兵增援，因此，孙权会否进行增援的关键就要看司马懿大军的速度了。同年六月，司马大军进入辽东地区，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斩杀公孙渊父子，结束了公孙家族在辽东地区长达四十六年的割据。孙权也如蒋济所预料的那样，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进行援救。

从一名小小的计吏开始历经数十年时间，蒋济逐渐为曹魏的三代君王所赏识并进入了曹魏帝国的核心阶层，成为对曹魏政治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实权人物之一。这些年蒋济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不过这种情况在曹魏第四代君主曹芳执政时期却突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但蒋济这位四朝元老一度被排挤出了曹魏的权力中心，曹魏政局也暗藏危机，一场腥风血雨的政变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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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魏明帝曹睿病逝，齐王曹芳继位，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蒋济已经被升职为领军将军，晋封昌陵亭侯，后来又升迁为太尉，可谓位高权重。不过，此时的曹魏政局开始出现了复杂的变化，大将军曹爽利用自己首辅的有利条件与司马懿所代表的儒学世家集团展开了权力争夺。曹爽先后任用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夏侯玄等心腹取代了朝中大部分老臣以巩固自己的权力，进而与司马懿争权。面对曹爽咄咄逼人的态势，司马懿以退为进，主动称病不出，暗中积极准备与曹爽展开最后的殊死一搏。而此时身为太尉之职的蒋济也失去了昔日的权力，被排挤出权力的核心，蒋济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他针对曹爽集团的主要人物邓飏、丁谧经常随意修改法令制度的现象展开了公开的批评。在一次日食出现、曹芳召见群臣询问日食所反映出的政事得失的朝会上，蒋济提出了自己对曹爽集团这几位干将的强烈不满。蒋济上表称：过去大禹辅佐治国，禁止群臣结党营私；周公辅政期间，对于任用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非常谨慎；齐景公询问灾情，晏婴回答要广布恩惠；鲁僖公询问灾异，臧孙表示应该缓减劳役。顺应天命，防止变故，其实质全在于人事。如今吴、蜀未灭，我军将士在外征战已有数十年时间，男女怨恨，百姓贫困。在这种局面下为国家制定法律制度的人必须具备命世之才，才能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并将其流传于世，怎么能够让几个平庸的官吏擅自改动呢？那样做终究对治国毫无益处，反而会伤及广大的平民百姓。希望陛下能够让朝中的诸位文武大臣各司其职，以清廉公平作为表率，这样才能减少灾害、治理好国家。

不过，蒋济的警告并没有引起曹爽集团的重视，对于权力的争夺愈发激烈。在这种局面下，蒋济终于倒向了司马懿所代表的儒学世家集团。

听说起蒋济与司马懿之间的交情，可谓由来已久。早在曹操时期，蒋济就曾经与司马懿同在丞相府任职，两人关系密切，并共同劝阻过曹操迁都的想法。蒋济担任中护军期间，又曾经与司马懿有过工作上的交流与沟通，双方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深。这个故事出现在鱼豢所撰写的《魏略》中，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在蒋济担任中护军时期，曹魏集团内部武官选举的行贿受贿现象就已经非常的严重，当时有“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的潜规则，而身为主管武官选举的蒋济自然也身在其列。有一次司马懿有意无意地向蒋济问起这样的潜规则，蒋济则毫无掩饰地向司马懿表示，这就像在京城洛阳做买卖一样，少一分钱也不行。听到蒋济的表态之后，司马懿也毫不吃惊，两人相对大笑。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事实，此时蒋济与司马懿的关系已经是不同寻常，要不然如此隐秘之事司马懿不会无缘无故地问起，蒋济也不可能毫不掩饰地承认。或许也正是因为两人之间早年良好的私人感情以及对于曹爽专权的强烈抵触，使得蒋济在曹爽与司马懿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并在后来发生的高平陵事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曹芳拜祭魏明帝曹睿的陵墓——高平陵，大将军曹爽及其弟曹羲、曹训等曹爽集团的主要干将随行。这时候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以太后的名义罢黜曹爽。曹爽的智囊桓范借机逃出洛阳，将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消息通知曹爽，要求曹爽立即和皇帝曹芳一起赶赴许昌并发布檄文征讨司马懿。听说桓范逃走的消息之后，司马懿心里有些担心，而蒋济却大胆预言，就算桓范为人足智多谋，能够提出最佳的方案，但俗话说“驽马恋栈豆”，曹爽此人贪图眼前的利禄，一定不会采纳桓范的计策的。为了麻痹曹爽，蒋济又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曹爽，让曹爽认清形势，尽快缴械投降。

在司马懿、蒋济等人的强大政治、军事和心理压力面前，曹爽最终停止抵抗，不久之后便被司马懿以谋反的罪名处决，一场原本胜负难料的政变就这样以司马懿的全胜而顺利结束了，从此曹魏政权落入了司马懿的手中，这也为日后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高平陵事件结束之后，为了表彰蒋济发挥的重要作用，蒋济被晋封为都乡侯，增邑七百，不久之后蒋济便病故了。

作为一名出色的战略家，蒋济对于战争的发展和走向都做出过极其准确的预判，为曹魏帝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曹魏集团的四朝元老，蒋济更多的是在提醒曹魏的帝王们要用人唯贤，极力加强政权建设。而当曹魏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之时，蒋济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果断地投向了司马懿集团，并在高平陵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蒋济不愧为审时度势的杰出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