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从唐到宋朝初年这段时间，是很衰微的。但是这段时间也有其优点，比如遵守
经学的古义，不会取新奇；都按照自己的师传，不凭空臆想；这是汉朝唐朝注疏的
遗风。宋朝初年王旦作科举考试主考官，出题目为“当仁不让于师”，而且考试标
准不按照贾边这个人将“师”字解释为“众”字的标新立异的说法，由此可见宋朝
初年的学风还是笃实的。不过不久以后风气就变化了。
《困学纪闻》记载：“从汉朝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凡是讨论经书的人都是遵循古义
的而不是穿凿附会。从《七经小传》出现后，学风稍稍开始崇尚新奇。到了《三经
义》这本书风行以后，当时的学者就认为汉儒的学问是十分粗劣的。”根据王应麟
的观点，经学从汉朝一直到宋代初年都没有大的变化，只有到了庆历年间才开始了
一大变化。《七经小传》是刘敞的著作，《三经新义》是王安石的著作，有人说《
三经新义》很多思想内容都是抄袭《七经小传》的，但是这两部书的出现使经学风
气为之一变。宋哲宗元佑年间的儒生们还是很多都在排斥王安石的学说，程颐的《
易传》专取王弼的义理解说，与汉儒不同；苏东坡的《书传》乱加议论，虽然这些
书都流传于世，但是却开始了标新立异的学风。司马光在《论风俗札子》中写道：
“现在的学生，都不再认真读书，学《易》的人还没有认全爻卦，就开始说《十翼
》不是孔子写的；《礼》还没有读几篇，就说《周官》是战国时期的书；《诗》中
的《周南》《召南》还没有读全，就说毛和郑是章句的学问；读《春秋》的不知道
十二公是谁，就说《三传》学起来没有什么用处”。陆游说：“在唐朝和本朝初年
，学者对孔安国和郑玄是不敢随便议论的，更何况是圣人？！然而自从庆历年间以
后，儒生们对经学的解读，前人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些儒生开始排斥《系辞》，诋
毁《周礼》，怀疑《孟子》，讽刺《书》的《胤征》、《顾命》，不重视《诗》的
《序》，不尊敬经书都如此程度，何况是传和注呢！”宋代的儒生都是抛弃传和注
，且不尊敬经书。欧阳修认为《系辞》不是孔子的言论；欧阳修、苏轼、苏辙认为
《周礼》是战国时的阴谋之书；李觏和司马光认为《孟子》书中有很多的疑问；苏
轼的解释与《书》中的《胤征》、《顾命》传统的解释不同；晁说之认为《诗序》
有问题。这些都是庆历年间及以后人的观点，由此可见学风发生了转变，也不能只
怪罪刘敞和王安石两个人的。
孔子将《易》传授给商瞿，经过五代传人，到田何，又经过三代，传给施雠、孟喜
和梁丘贺，这是《易》的流传正统。京房是向焦延寿学习《易》的，对外说学的是
孟氏易，但还是与孟氏易有不同，京房主要论述卦气和占验，这条线是《易》流传
的庞枝。郑玄的注经常提到爻辰；虞翻的注经常提到纳甲，这些学说也算各自代表
了一派，这些与解释《易》的主要思想关系不大。郑玄和荀爽都是费氏《易》，只
有虞翻说自己家是家传的孟氏易，虞翻在注《易》时会引到《周易参同契》，又说
梦见道士一类的事，由此看来他是本于道家学派的。王弼学的也是费氏易，王弼的
主要思想又于《老子》的思想很像，也是涉及到了道家。虽然这些儒生在注时，用
到了道家的思想，还有的用到了术数，不过都没有凌驾于孔子之上。
宋朝的道士陈抟参照《易 乾凿度》做太乙下行九宫，做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
，假托伏羲和文王于孔子之上。这种学说经过三传，传到邵雍，这种学说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邵雍擅长数学，这也是《易》的一个流派，以邵雍的学问，不需要河图
洛书一类的东西也很厉害了。程颐不相信邵雍的术数派，他的认识很有远见，他的
著作《易传》主要研究义理，比王弼还要接近老子。朱熹在撰写《周易本义》时，
将河图洛书等九张图放在书的最开始部分。于是，宋元明三朝只要一说到易，就要
提先天图和后天图。这些儒生不知道的是图是由点画构成的，书是文字构成的，本
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汉朝儒生认为《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就是九畴。宋朝人
所流传的河图洛书，都是黑白点构成的，只能叫做图，不能叫做书。其中，洛书认
为乾居南坤居北，乾是君的位置，怎么可能居南而朝北呢？这都与常理完全不相符
合，所以说凡是《易》学涉及到先天后天的，都没必要去学习了解。
《尚书》是由伏生传下来的，目前保存的有《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是专门
研究灾异的学说，是属于《书》的另外流派。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所引《书》
的内容是当时汉武帝时期欧阳的《尚书》，这些内容与伏生的《尚书大传》大多相
符合。大小夏侯出现后，开始有了一些小的不同。古文经学派出现后，完全不同了
。现在来考察许慎的《五经异义》中引用《古尚书说》，《五经疏》中引马融和郑
玄的说法，比如对：六卿、六宗、广地万里、服十二章这些解释，大多是引《周礼
》中的内容来解释的。
《周礼》是周公亲手定的书，不可能按照自己朝代的事情解释之前朝代的事情，所
以古文派的说法不可信。等到伪孔安国《尚书传》出现以后，王肃的学说同时采用
今文与古文，这与马融、郑玄的学说互有得失。这些儒生离书籍的创作年代不远，
虽然也有一些改变，但是终究不会变乱事实。到了宋朝，儒生们以义理来解释以前
所有的事情，文王不称王；戡黎是文王时期的事情，不是武王时期的事；武王伐纣
不观兵；周公只摄政没有取代王；武王封康叔；《君奭》是周公留召公；王命周公
后做留后（官名）治理洛阳，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都与古代说法不同。考察《诗》和
《书》都说了文王受命。伏生的《尚书大传》和《史记》都说了文王称王，戡黎是
文王时期的事，不是武王时期的事。武王既然都可以伐纣，为什么一定不能观兵？
《尚书大传》说周公居摄，《史记》说周公摄政。又说武王的时候，康叔年少，没
有得到封地，《左传》上写道祝鮀说周公封康叔，祝鮀是卫国人，说卫国事怎么还
能有错呢！《史记》记载《君奭》是写于周公居摄的时候，不是留召公的。又记载
周公老年和去世都在丰，没有在洛阳做过留后（官名）。唐朝设置节度使留后，古
代没有这个官名（指留后）。这些问题宋儒都是在变乱事实。连伪孔传都没有这种
说法，孔传虽然是伪书，但是也好于蔡沈的《书经集传》。对孔传的怀疑开始于宋
朝的吴棫。朱熹后来也怀疑，朱熹曾在他的著作《朱子语类》中写道：“我一直怀
疑孔安国的书是假的，《书序》是魏晋时期的人写的，《书》中容易读的都是古文
，伏生所流传的全都难读，怎么偏偏记录了难的，而简单的都不记呢”。
朱熹的怀疑真实远见卓识。蔡沈的《书经集传》不分今古文，因为他在序中说是传
心法用的，所谓穿心出自虞廷十六字，不敢明着说这些都是伪书。阎若璩著书《古
文尚书疏证》揭露伪《书》、伪《传》。毛奇龄为古文尚书作《冤词》。大多是人
认为阎若璩是对的，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阎若璩攻击伪《书》、伪《传》十分准
确，但是他以蔡沈的书作为依据就有些问题了。毛奇龄不相信宋儒所说的事，而是
坚信孔传，这也是毛奇龄正确和阎若璩错误的地方，这些事情学者要分开看。
《诗》今文有鲁、齐、韩三家，《汉书 艺文志》认为鲁诗最好。《齐诗》有五际
六情的说法，是《诗》的另外一个流派。《韩诗》唐朝时还是有的，后来无人流传
就亡佚了。只剩下《毛诗》这一种版本流传下来，不过郑玄的笺同时也有鲁、韩两
家的思想内容。汉朝以后，《诗》都以毛诗和郑玄笺为正宗。北宋欧阳修写了《毛
诗本义》开始探讨毛和郑的失误，用自己的意见作为判断标准。苏辙的《诗集传》
认为《毛诗序》不能全部相信，只留下第一句即可，其他都可以删除。南宋的郑樵
写的《诗传辨妄》开始专门攻击毛和郑，而诋毁《小序》。当时的周孚已经开始反
攻郑樵。朱熹早年也是以毛郑为主，吕祖谦的《读诗记》中引用朱熹的话，就是朱
熹早年说的话。朱熹后来看到了郑樵的书后，也单独写了一本书《诗序辨说》来分
析大小序。朱熹的《书集传》也不主毛郑，认为郑和卫的诗都是淫诗。同时期的陈
傅良也怀疑。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考辨这个很详细，认为：孔子删诗，认为《关雎》乐而不淫
；朱熹认为诗经中有二十四首都是淫诗，那为什么孔子不把这些诗删除而保留到现
在呢。又引用郑六卿为韩宣子送行时所赋的诗，这些都被朱熹认为是淫诗。所以他
得出应该相信书序上的内容而不是朱熹的说法。由此可知朱熹的《诗集传》在宋朝
就有人怀疑了。朱熹作《白鹿洞赋》是引《青衿》，他的门人有疑问，朱熹说诗序
也是不能够废掉的。由此看来，朱熹作的《集传》不过是为了自成一家之言，不是
想废掉前人所有的学说而让后人尊重自己的学说。王柏却认为朱熹是想删诗，所以
在他的《诗疑》中删诗三十二篇，这其实并不是朱熹的本意。
《公羊传》和《谷梁传》在汉朝之后已经成为了绝学。《左传》只是把事件传了下
来，没有传下来微言大义，后代人学习《春秋》只学习《左传》一传，所以大部分
人都不能理解《春秋》的真正含义。王安石认为《春秋》是“断烂朝报”主张废除
，后人很多因此而诟病王安石。王安石答韩求仁问《春秋》时说：“这部经书比其
他经书更难，这三传都不足以相信”尹和靖说：“王安石不理解《春秋》，所以认
为比较难，废除《春秋》不是他的本意。”按这种说法，王安石本来不想废除《春
秋》，只是他不相信《三传》，真是这样的话，不相信《三传》其实就代表《春秋
》已经被废了。认为《春秋》是 “断烂朝报”的也不只有王安石一个人，只通过
学习《左传》来研究《春秋》的人都多少有这个意思。因为相信《左氏》的人认为
《春秋》是一部史书，所以称之为“朝报”；他们不相信有《公羊》《谷梁》中褒
贬的含义，而一概认为只是史学，这就是这些人认为《春秋》是“断烂朝报”的原
因。
宋朝研究《春秋》的人很多，但都不是按一门派的学说，这都是沿用唐朝啖助、赵
匡、陆淳的方法。比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
高闶、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铉翁这些人都是研究《春秋》的，以刘
敞是最为优秀的，胡安国最为出名。元明两朝用胡安国的《传》做考试书籍，是把
他推的太高了，近代人又过多的贬低胡《传》慢慢地胡《传》就失传了。平心而论
，胡《传》的大义出自孟子，一字褒贬出自《公羊》《谷梁》，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探究过于深刻，非要在此两传之外找出处，很多文章也是借古讽今。这书本来
应该很出名的，但是需要再简约一些。其中尊王攘夷的大义是没错，但是王不是非
要唯唯诺诺去尊敬，夷也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攘的。胡《传》主张先管理好大臣，这
个是因为宋太祖陈桥驿的事，然后又开启了宗高祖怀疑群臣的先河。王夫之认为岳
飞的死就是其说中的庸主之心。这是胡《传》的大失误，原因是其解释经书解释得
不明白。崔子方的《春秋本例》以日月为主，在宋代儒生中，是唯一能够推明《公
羊》和《谷梁》的，他所作的《经解》却没有专主一家。朱熹说：“《春秋》义例
；如果不能完全学习掌握，是不敢随便评论的”，这是朱熹谨慎的地方，但是因为
他没有专心只相信《公羊》和《谷梁》，所以自然他的著作也没有什么义例可以依
据。
《三礼》本来是有实际用处的学问，不是空言，所以虽然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学
和北学，但是三《礼》都是按照郑注的，皇侃和熊安生的说法虽然有些不同，不过
也都在郑注的范围内。宋朝时学习三《礼》的风气也是很盛的。王安石用《周礼》
来取士，后来的王昭禹、易袚、叶时的学说都不错。《仪礼》有李如圭的《集释》
和《释宫》，张淳的《识误》，都是实事求是的学问。《礼记》有卫湜的《集说》
一百六十卷，材料丰富，可以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并称。陈祥道的《礼书》有
一百五十卷，贯通经传，晁公武和陈振孙都非常佩服其学识渊博。我认为陈祥道的
书，博是有了，但还不精。宋朝人对经学的研究必然是与汉朝人相反的。比如拿礼
来举例子：郊褅，王肃的说法是有五人帝，无五天帝。唐朝赵匡之的说法是：褅是
以祖配祖，而不是以祖配天。这些说法，前人已经有疑问了，宋朝学者根据证据逐
一诋毁汉朝儒生。三代的礼早就消失了，汉朝离那个时候不远，所以汉儒的说法肯
定是有依据的，古时候的宫室制度，只有汉朝还有些保存。比如周的灵台，汉朝时
还在，这就不是靠后人臆想能够诋毁的了的。有些古代的礼仪的确不适合现在了，
郊褅一岁屡行，天子难于亲出，宗庙四代迭毁，人情必疑不安。后代则是每年一郊
褅，祖与同堂而异室，这些都不必一定模仿古代礼仪，但是也没有必要认为古代礼
仪是错误的。宋朝儒生一切都是反先儒的，很多事情都是武断的下结论，更改古代
发生的事情是为了迎合宋代人的义理学说；改变三代的制度为了迎合他们的制度，
这些都是宋代人做的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以十七篇为主，其他的取大小戴
和其他家的书附于后，不过只写了一些，朱熹就去世了。后来由他的学生补充写完
。他的这部书对学者十分方便，江永的《礼经纲目》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都是
出自这本书。
宋朝人不相信注疏，进而怀疑经书，再到后来就改经，删经，移经以符合自己的观
点，这是极不可取的。很多人说郑玄喜欢改字，但是他们不知道，所谓的改字，也
只是改毛诗的字，而这种更改依据是鲁诗和韩诗，这些都可以找到证据的。郑玄注
《礼记》用卢植、马融的学说，也都是有确切的依据。《周礼》是古文经书，不同
于《仪礼》，今文和古文说法不同的时候，郑玄有时候修改有时候不修改，就像用
齐论语和古论语来考鲁论语的意思。《仪礼》中的《丧服传》、《礼记》中的《玉
藻》《乐记》，这些虽然明知道文中有错误，但是把这些对错误的提出都保存在注
中，而不是直接修改经文。先儒对经书的解说如此谨慎，哪能有擅自修改经书的呢
。
唐朝魏征作《类礼》，修改了《礼记》的次序，因为张说的反对，而没有通行，这
就是严谨、谨慎的学风。但是到了宋朝，风气大变，朱子注论语时，不删除重复的
章节，只是保存他的说法在注中，注《诗》时也不改变，可谓体例是没有丢失的。
只是对《大学》这篇更改了次序，又补充传；把《孝经》分成经传，又删除经文，
不免这是受了宋朝当时学风的影响。但是是二程对《大学》的修改在先，删《孝经
》这种做法也是出自胡侍郎、汪端明，所以也不能全怪朱熹。不过像王柏写的《书
疑》，将《尚书》任意增加删除；《诗疑》删除《诗》中内容，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四库提要》中训斥说：“王柏算是什么人，怎么敢擅自改动孔子的文章”经学
发展到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一大磨难。其他的还有俞延椿的《复古编》，割裂《仪
礼》中的五官，为了补冬官。吴澄的《礼记纂言》，将《礼记》四十九篇颠倒次序
，搞的体无完肤。宋、元、明三朝这种对经书肆意修改的事情非常多，宋朝儒生为
始作俑者。
